互动科普

生物学种的标准定义不适用于病毒。病素群体的一种比较扩展的动态观点可为认识和征服病毒提供一些线索。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当好奇的潘朵娜把禁盒打开时，她已把一切灾难与罪恶撤向了人间。其中之一无疑就是病毒，拉丁文则贯以粘菌、毒物和恶臭等各种名称。造成心理惊恐的各种疾病(包括从普通感冒到获得性免疫缺损综合症，即艾滋病)的病毒大概是现代社会最大的灾难。

病毒具有使外行人和专家同样地感到迷惑不解的能力。最初，在病毒的研究中最令研究人员吃惊的是病毒的高突变速率：数值测量指出，病毒的进化比有细胞的微生物快百万倍。如果这是真的，那么病毒作为病原菌种为何可以在进化上的任何重要时期保持其同一性呢？为什么它们没有突变到灭绝呢？

这些难题在生物学的传统理论框架内通常是难于回答的。不过，借助于数学和化学的概念，我和我的同事最近已引入一个概念叫做准种(quasispecies)，它能以新的方式来阐明这些问题。我们知道，所谓病毒种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各异的、作为整体起作用而又相对完整的自我生存的群体

用“准种”代替“种”不只是语义学上的变化，而是提供了洞察病毒的行为的见解。例如，以艾滋病为例，在测定人类免疫缺损病毒(HIV)的最早进化时间及它的发源地时准种提供了帮助。如果人们仅从流行病学的资料去推测，那么艾滋病似乎是在1979年首次出现。而我们的资料则显示。HIV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病毒。而且，就艾滋病及其他迄今已对疫苗有抗性的疾病来说，准种概念指明了潜在的治疗方向。

在了解病毒准种之前，我们必然要先问自己：病毒是什么？195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Andre Lwoff的回答是“病毒就是病毒”——也许这是一种老生常谈．但人们在生物界中确实把病毒作为独一无二的东西划了出来。病毒本质上就是一个把“繁殖自我”的简单信使由一个细胞带到另一个细胞的遗传程序。由于病毒为引起其宿主的注意只表现一个或少许几个信使在竞争，所以病毒为它自身的目的必须使用若干生物化学技巧去补充宿主的复制机制。这些活动常常导致宿主细胞的死亡。

病毒可分或许多不同的种类，但有一种区分方法就是观察它们携带的遗传信使的分子。病毒的最简单类型也许可由几千个核苷酸亚单位组成的单链核糖核酸(RNA)来表示的。如果这种RNA就是所谓的正链，它就能够由宿主的翻译器核糖体直接读出，差不多就像宿主自己的信使RNA能够做的那样。这类正链病毒的实例是大肠杆菌的寄生物噬菌体QB和引起脊髓与肌肉麻痹的脊髓灰质炎1号病毒。其他病毒则把它们的信使编码为RNA的负链。一个细胞内的负链必须在病毒复制能够开始之前转录成互补的正链。最普通的流行病之一的流感A就是由负链病毒引起的。

第三种单链RNA病毒组成反转录病毒。反转录病毒侵入宿主细胞后，一种叫反转录酶的病毒酶把单链的病毒RNA变成双链的去氧核糖核酸(DNA)。接着，此种DNA能够把自己结合进宿主的基因组，从而使病毒信息成为该细胞的一种遗传特征。HIV即属于反转录病毒族。它的目标是应对病毒进行抵御的免疫系统。

由于病毒是如此的依赖其宿主的复制系统，所以科学家们一般都相信现存的病毒在细胞生命存在之后就已进化了。甚至可以说病毒就是来自宿主遗传程序的有关部分，它们将宿主细胞的内部信息转变成自我复制的目标。无论什么情况下，病毒对研究生命开始时分子怎样把自身组织成自我生存的单位始终是有用的模型。它们表明在分子水平上信息能被如何产生和处理。病毒的遗传信息之本质是自我保存，对此它们可以通过突然变异、繁殖、增殖和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来获得。

象HIV这样只含10，000个核苷酸的单链RNA病毒的基因组，与大多数细胞的基因组相比是最小的和最简单的。可是从分子的观点来看，病毒也是难以想象的复杂。每个核苷酸含有4种可能的碱基之一，这4种碱基是：胸嘌呤、尿嘧啶、鸟嘌呤或胞嘧啶。所以由HIV基因组所规定的独特的顺序表示恰好是410000机率中的一种选择——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l的后面跟6000个零。

绝大多数这样的顺序未必就适合于病毒：它们不可能自我复制。尽管如此，但即使这样的顺序中只要有极小部分是病毒，其数量仍然是巨大的。如果整个宇宙完全充满的是氢原子一一每个氢原子的体积约为l立方厘米的兆分之一——那么宇宙也只能容纳约10108个氢原子。因此，要排列106000不同的RNA顺序是无法理解的。

所幸的是，这并未越出数学的分析范畴。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理论框架以包含如此巨大的排列并阐明组成单元间的关系。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首先发展几何学——一种空间概念—一以便让我们将顺序间的信息差异以精确的空间距离来表示。在这种几何框架内，每个核苷酸顺序在空间上必须占有一特定的位置。这类位置还必须反映出顺序之间信息之亲缘关系的范围。换句话说，每个顺序与所有其他顺序只有一个单位的不同，也就是说只有一个核苷酸的差异；如果是有两个核苷酸的差异，则顺序间就有两个单位不同，以此类推。

对于阐明病毒种是何物来说，顺序空间证明是一个无价之宝。“种”这个术语常用于生物学和化学。在化学上，把一个化合物定名为种，如三硝基甲苯或苯。在生物学上，种的定义并不十分明显：作为一特定生物种的成员必须表明有共同的性状，而且至少必须通过重组其遗传材料的方法具有产生后代的潜在能力。在基因水平上，一个生物学种是以巨大的各种DNA分子变种来表示的。

生物学家通常谈到一个种的野生型：就是一个群体中占优势的类型，即特别适应于其生活环境的类型。如果人们发现了一个个体适合编入野生型，那它的独特的基因组DNA的顺序就会在基因水平上标明这种野生型，并会在顺序空间中占据一个单一的点。野生型的此种观念是与自然选择的分类模型相一致的。尽管突变不断发生，但由于突变型不如野生型更适应于环境．所以突变型多半会消失。换言之，一个突变体也许具有很多优点。它也有变成新的野生型的时候。其结果趋向于要么使一个种的全部成员位于基因组顺序空间上的一个点，要么就非常接近这个点。

本世纪六十年代设在日本大阪三岛府的国立遗传研究所的木村元雄提出中立论来修改了此种模型。术村论及许多突变，如引起血型不同的突变是既无所谓优点也谈上有何缺点。因此，一种小的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中性突变部分在群体中或许可以继续取代现存的野生型的。所以任何一个种的基因组都可以连续漂变而随机地通过顺序空间的某些体积。

尽管有这些差异，经典的达尔文理论和中立主义理论都赞成这种意见，即野生群体在完成其有利的或中立的转变之后将急速定位于顺序空间。而且，两种理论均断定突变看来是盲目的、不管它们的选择价值如何单一的中立突变或有利的突变不会比任何有害的突变发生得更频繁。

然而，此种观点未得到分子进化的现代动力学理论的支持，也未得到用病毒所作的一系列实验的支持。进化选择毕竟是基因组精确地复制自我的能力的一种结果。设想一下这种情况：复制过程中的误差如此之高，没有类似它的亲本顺序的拷贝会产生。这样产生的群体，其行为可能象一种理想的气体，膨胀到以极低的密度充满顺序空间。对这样的群体，选择作用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去肯定它或限制它。这种群体会完全丧失它的完整性。

如果我们要减少日益增高的复制误差率，那么群体中的变异会随着后代愈来愈象其双亲而越来越集中。在一定的临界误差率时，选择对群体的影响会发生根本的变化：突然变异的膨胀力会与选择的压缩力持平。有关顺序的扩散气体会突然地压缩成一有限而延伸的区域。

顺序空间中的这一区域可以把它视为所有突变发生时顺序上具有重力中心的浮云状物。它是一种不完全的自我繁殖的自我支撑的顺序群体，但它足以在整个时期保持其所蒐集的同一性。象一朵真实的云一样，它不需要对称，它的伸出物可达远离中心的地方，因为有些突变发生的可能性比另一些突变大或可能有较高的存活值而让它们产生更多的后代。此种云就是“准种”。

准种在生物学上是选择的真正目标。准种的所有成员—一并非恰好顺序一致——有助于使稳定的群体永久存在。对整个群体的适合，未必对每个成员也适合。准种的野生型是对全体成员提供的平均值，而不针对特定的个体。准种在化学上是一个有区别而又有关联的核酸多聚体的群体。它的野生型有一致的顺序来表示所有突变体的平均值，用来衡量反映它们的个体的频率。准种在物理学上以非常相同于水分子通过相的转变共同生成或溶解成为冰或蒸汽的方式进行顺序空间的定位分布。它的稳定性受限于误差阈值，对于基因组信息来说，此种误差阈值可以作为一种’熔点’来解释。每个点的顺序空间上之群体密度取决于特定群体的适合值。数学家可以用向量来描述准种的此种顺序分布，对于所有突变体来说，此向量被视为耦合动力学方程组内的最大增量。

人们可能感到惊奇，在这种模型中为何有利的突变体或中立的突变体就比有害的突变体出现的机会多。新的突变体出现在准种分布的周围，在这里它们是由业已存在的突变体的错误拷贝产生的。由于准种中一突变体的群体取决于它的适合度，适应良好的突变体产生后代的良机多；有害突变体则完全不产生后代。因为在与高适合度有关联的顺序空间的区域找到良好适应性的(有利的)突变体的机会最大，所以存在产生这类良好适应性的突变体的极高的倾向性。计算结果表明，该效应以与完全随机不偏不倚的突变相比，高达许多数量级的概率加速了病毒的进化。

由于误差率直接决定准种的大小和完整性，所以它是病毒最易辨认的特征。当一顺序上的核苷酸拷贝时，误差率实质上就是误差将要出现的几率。误差依赖于核苷酸取代物的类型和核苷酸在顺序中的位置。这种位置是重要的，因为核糖体在一组叫三联体的密码中同时翻译这些核苷酸。在大多数密码中，头两个位置完全能够详细说明加入到蛋白质中去的氨基酸。因此头两个位置的突变很可能保留下来。当谈到完整病毒顺序的误差率时，一般是指应用于所有位置的平均数。

一般病毒的误差率大概是与它的顺序长度的倒数成正比。如果误差率非常大，那几乎每次复制活动就会产生一个不合适的突变。对于产生与病毒同样数量后代的实体来论，误差率对顺序长度的倒数是极显著的。考虑一个典型的侵染过程，当至少有一个有活力的病毒进入宿主机体时该过程就算开始。如果该病毒未被根除，那么它将复制。在检测出侵染之前，病毒群体必须产生到约109，此数值约相当于复制30代。如果误差率或多或少相等于顺序长度的倒数，其时以平均值计，一个误差将被加到每一世代去。

因此，从明显受侵染的宿主中任取两个病毒，彼此间的差异有可能在30多个核苷酸位置上。当研究人员第一次注意到HIV病毒顺序的多样化时，他们认为它是由不同菌株多次侵染的证据。可是，巴黎巴斯德研究所的Simon Wain Hobson所作的研究已经证实，病人中各种HIV顺序通常是彼此相关的。他的工作清楚地证明，病毒，特别是病人的免疫缺损病毒都是准种。病毒准种的增殖是一种比野生型的简单复制更为复杂的现象。病毒复制获得一种超循环的类型，超循环是一组连锁反馈环，它描述了在病毒基因细胞内以及由这些基因编码的复制所必需的病毒蛋白内发生调节的共进化。设在格丁根的马克斯·普朗克生物物理化学研究所的Michael Gebinoga已在QB噬菌体体内定量了这一过程。他发现了两个反馈环的证据，一是来自促进复制的复制酶，另一是来自限制病毒的病毒外壳蛋白。由侵染的正链产生的最初的复制酶的分子和其他蛋白质是非常准确的，原因是细胞内病毒基因的大多数拷贝均相似于它们的原型。在后期误差几乎累积在侵染循环中。由于这个缘故，复制酶的合成似乎主要发生在侵染后的早期。可是，由于复制机构不分皂白地作用于所有链，所以即使是制造缺失蛋白的顺序也被复制。当侵染的大肠杆菌细胞在40分钟后爆发时，它释放约10000个噬菌体颗粒，而具有侵染性的不足1000.

顺序空间的分析能够显示出关于病毒准种进化的信息，而此信息在别处是无法获得的。研究进化的一种直进的方法也许是跟踪整个时期病毒基因的变化，这样，研究人员就需要连续多年去收集病毒的样品。即使是对于迅速突变的病毒来说，难度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几年内积累起的变化的量——这段时间大约可以完成一篇哲学博士论文——实在太小以致无法测量。因此，这种实验几乎无人去作。

八十年代中期，芒特辛莱医学院的Peter Palese已找到一种更好的方法。他幸运地得到了流行性感冒A病毒的样品，在该病爆发的50年间已将此病毒分离和冷冻。Palese和他的同事们分析了这些样品共有的基因顺序，根据这些信息，他们绘制了来自每种流行病的病毒间的进化关系图。他们建立的此种“系统树”（family tree）显示出在各种流行病的起伏中出自统一来源的此种病毒（A病毒）的流行范围。系统树分支的顶部是分离出的病毒样品；各分支连接处相当于病毒样品共同拥有的祖先的一致顺序。Palese在与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Waltdr M.Fitch的合作中找到了流行性感冒A病毒的任何两个顺序的差异程度和自趋异开始的时间总量之间基本上呈一种线性关系。依靠他们检测的这些顺序，每年表现出来2到4个突变。在系统树上顶部到连接处的距离反映了各别顺序的扩展，相当于大约5年的进化。

遗憾的是，流行性感冒A的例子仍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其他任何人收集的达50之久的病毒现在仍然存在。不过，其他研究人员采用不同的方法已取得了进展。当Palese用整个时问追踪一个病毒的进化时，其他研究人员使用大约同时问繁演的不同病毒和病毒菌株的样品，通过推论的方法已重建了进化树。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Gerald Myers应用从1985～1987年间收集的引起艾滋病的HIV—I菌株样品已建立了这样一棵系统树。

HIV一1系统树和流行性感冒A病毒系统树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们的分枝的长度。根据Myers建立的系统树，全部早期分离的HIV一1均来自非洲源。参照这棵系统树，我们几乎能够寻踪来自非洲大陆的这一病毒到世界其他地方旅行的足迹。事实上，通过找出HIV一1、HIV一2和SIV(猿免疫缺损病毒)的各种类型之间的关系，人们甚至能够把HIV一1系统树延伸到将来要获得的进化。

如果顺序的分离可以用作进化时间的测量手段，那么这种分离对于测定病毒何时趋异来说就是有帮助的。可悲的是，这个问题不是那样简单。如果原有的两个长度相同的顺序随机突变，开始它们不太可能在相同的位置上进行相同的变化。突变作用将增大它们与原始的一致顺序距离，而这些变化几乎将与相应的时间成线性的积累。

可是，最终当已积累了足够的突变时，其中的一些也许会倒退到以前的变化或在其他顺序中重复一种变化。结果，顺序之间差异的总量会下降或保持恒定，它们与原始的一致顺序的距离最终会在一给定值周围变化。于是，越过一定的点以后，再经历更多的时间也不会加大距离。对于四个核苷酸之任何一个的基因顺序来说，它可以占据任何位置，其距离为总顺序长度的75%。

实际上，这种均衡替换机率的假定通常是不正确的。由于适合度的约束，有些位置几乎是恒定的；有些以正常速率变化，而另一些则继续是超变化的，而与选择压有关的迅速变化则通过其宿主的免疫反应对它们施加影响，这些恒定的、可变化的和超变化的位置也许会各自依据不同的距离一时间关系而进化。对具有数量级差异的老的趋异来说，则可应用不同的关系去解释进化的距离。当新病毒进化时，进化树中分枝的长度不能泄露。

可是，顺序空间能够图式，我的同事格丁根大学的Katja Niesilt-Struwe和Ruthild Winkler-Oswatitsch以及比勒费尔德大学数学系的Andreas Dress和我已采用此种方法。我们开发了一种分析准种内这些(顺序空间)关系的数学方法，我们称它为顺序空间统计几何学。此种分析使我们能够测定在不同位置上发生的不同变化类型有多频繁。它使我们能够把病毒顺序中的不同位置划分成恒定的、变化的或超变化的。从这些信息中，我们能够大致推导出不同病毒家系业已存在多长时间，以及不同突变类型发生的频率。

流行性感冒A病毒、脊髓灰质类1病毒和免疫缺损病毒的统计几何学显示出什么呢?对流行性感冒A病毒的系统树来说，要平行的变化或要回到以前的变化之突变机率是小的。正如Palese的研究所指出的那样，病毒链之间差异的总量几乎随时间而呈直线的增加。从该数据中还可引坤出令人感兴趣的预测如果病毒中的全部突变位置均以所指明的速率持续变化，那么流行性感冒病毒在几百年内应该完全丧失它的同一性，由于有些位置必然是恒定的，所以流行性感冒A病毒也许仍将作为一种病原体，由于要生存，它就需要侵染人体，但我们不能预示它的病状将是什么。

对于脊髓灰质类1号病毒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所研究的顺序片断中，占据各密码子中第一和第二位置的核苷酸并不是完全不变化。在这些位置发生的突变必须通过选择才能有力地从准种中消除掉。相反，在第三密码子位置上的核苷酸几乎完全是不规则化的。结果，即使脊髓灰质炎病毒与流行性感冒病毒有大致相同的误差率，只有未改变编码氨基酸的突变才在准种中显示出来。因此，在脊髓灰质炎病毒中的这些蛋白质是极为守恒的。

免疫缺损病毒是统计几何学的第三种类型。对于所有类型的变化来说，全部三联密码子的位置明显看得出都是不规则的。对于我们所分析的HIV表面蛋白来说，我们已经能够测定基因内这种恒定的、变化的和超变化的位置之优势，并已能估计使免疫缺损病毒趋异到能看得见的程度必须要多长时间。

这些位置的约20%是恒定的，对HIV来说，显然是由于它要执行作为反转录病毒的功能从而必需达到该比率。它们证实HIV是一古老的病毒家系传下来的。大约有70%的位置是变化的，其平均寿命约为1000年(也有几百年的)。它们似乎赋与HIV以独特的特征。在HIV一1、HIV一2和SIV顺序中这些位置的多数均有所不同，这表明它们在很久以前在进化上必然就已发生了趋异。我的合作者和我估计大约是在600～1200年前。(乃至更长，因为数据中的较多的恒定位置可能仍然是未测出的)因此，与流行病学的曲线所证实的不同，HIV不是一个新的病毒，尽管它的致病性几世纪以来可能已有所变化。

HIV基因组中约有200个位置(约占总位置数的10%)是超变化的，而此种变化平均每隔30年才发生。它们提供的这种巨大的变异性使HIV得以阻碍由其宿主的免疫系统消除它们的企图。对于病毒造成的免疫系统的大量伤害来说，它们也许还负有直接的责任。根据1992年由Robert M．May和Martin A．Norak以及他们在牛津大学的同事所取得的理论进展，HIV使用它的变异能力挫败其宿主的免疫应答。在超变化位置上产生变异的不同顺序量远远超过免疫系统产生淋巴细胞的能力。如果HIV在30年内能够全部地改变它的所有超变化位置，那它在这段时间内的一小部分即可消耗掉免疫系统。病毒能够产生突变体以躲过免疫学防卫系统，特别是由于病毒的侵染目标就是控制免疫应答的T淋巴细胞时，情况更是如此。

由牛津研究小组进行的计算机模拟证实了这些预测。建立于病毒准种性质上的这一理论也可满意地解释病毒开始侵染和免疫系统突然完全破坏引起疾病处于致命状态之间往往延迟10年出现的原因。对HIV来说，它可以用很多年去耗尽免疫系统的适合的资源。新的试验将检验这种解释是否正确。

这种统计几何学数据还可提供洞察战胜HIV和其他病毒的方式。免除病毒侵染个体的最常见的方式是刺激、激活或支持作疫苗用的免疫系统。了解病毒的变化幅度表明还必须用三种其他的战略来提高疫苗。一种战略是找到可以直接抗高度特异性的单克隆抗体的病毒准种中的稳定的免疫学特征。第二种战略是建立能够对类似于突变体的广谱病毒起作用的抗体，否则就会让准种逃避攻击。第三种战略是在侵染的早期污染这类逃避攻击的突变体，并在它们产生后代之前用专门制剂挫败它们的图谋。

最有成效的方法可以随不同的病毒而改变。例如免疫系统能够迅速地学习识别脊髓灰质炎病毒的几乎恒定的蛋白质特征。此种病毒如遇注射过疫苗的宿主，它就没有机会存活这种保护作用只是最近在研究人员发现Sabin氏疫苗中脊髓灰质炎1型病毒的温和菌株与致病的野生型只在两个核苷酸位置上有差异之后才显得真正有效。因此，完全有可能由疫苗中的少数脊髓灰质炎病毒在宿主体内突变成致病状态。不过当这些突变发生时，宿主的免疫学保护作用实际上已经很完善了。Sabin氏疫苗在拯救无数儿童的生命方面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就这一点而言，流行性感冒与其他病毒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病例。对流行性感冒变化的免疫应答的各种目标是毫不动摇的。尽管免疫系统最终要与病毒对抗并扑灭感染，但不存在持续的保护。结果，人们能够重复感染流行性感冒，而对抗现存菌株的疫苗必须每隔几年就要配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John J．Holland和马德里大学的Esteban Domingo已观察到，与口蹄疫病和水泡性口炎(一种感染牲畜口腔膜的病)有关的病毒有相似的侵染方式具有很多变化位置和超变化位置的HIV突变得甚至更迅速、更彻底。各种疫苗对这类感染可能不具有永久的价值。

不过，疫苗只是与病毒战斗的一种方式。投药以阻止病毒复制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疗法，但对于艾滋病来说，投药是眼前唯一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此病进展的疗法。理论上，人工合成的RNA链可以给病人服用，以阻止或消除病毒的感染。这些RNA可以阻碍病毒的复制，其方式既可通过结合病毒的RNA，也可通过与病毒竞争必要的酶类。干扰病毒复制的特化因子也可用遗传技术结合进宿主细胞内。不过，所有这些方法可能都有不良的副作用或者还需要弄清明显的技术障碍。

一种更为复杂的变化是这些病毒可能会围绕这类障碍突变。Bjorn Lindemann在我们实验室内已使用这种认识的QB噬菌体的复制机制去检验一种抗病毒的战略。他把病毒外壳蛋白的基因插入细胞，这些细胞就变成了抗感染的细胞，因为这种外壳蛋白是噬菌体复制的天然调节者，它阻止了病毒基因的转录作用。

可是这种战略不会永远起作用：经过足够的时间和代数，QB噬菌体通过突变改变成为一种不理睬外壳蛋白信号的类型。Lindemann应用在我们实验室最近开发出的一台自动操纵“进化机”证实了这一事实。在这些装置内，在温和的选择压力下病毒在宿主细胞内超期生长。进化生物技术或经常所称的应用分子进化是一种迅速崭露角头的研究领域，在新的抗病毒的战略中可能已有许多方面在采用（参见本刊1993年4月号“定向的分子进化”一文）。

有种战略也许有抵抗病毒难以捉摸的诡计的能力：它可能利用病毒的野生状态作为准种并由此而摧毁病毒生存的各种基础。即使在成功的病毒准种中，在宿主细胞中也只有一小部分病毒顺序有活力。如果病毒的误差率能适当地增加，正好足以穿过规定它们的准种的临界误差极限，它们就会遭致信息的毁灭性的损失。病毒准种可能崩溃，因为它会产生过多无活力的突变体。

Domingo和Holland利用产生突变的药物已证明这种方法对引起口蹄疫的病毒有作用。可是，对于这样一种用作治疗的战略来说，这些药物必须改变的只是病毒复制的误差率，而不是宿主身体健康所需要的酶类。仔细研究复制酶的机制应该得到关于干扰病毒感染的可能性。这一战略严格地说算是试图阻碍能逃避的突变体出现的免疫疗法之对立物

根据当前的资料，关于病毒的起源或病毒在生物圈进化中的作用我们仍知之甚少。病毒的去留：有些适应了；另一些消失了。无可争辩的现实是，估计全世界有600万人受HIV的感染。潘朵娜盒仍然开着并抛撒出新的疾病，然而，我们正在增长的对病毒的了解表明，正如在原始神话中所说的，希望并未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