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在变应性个体中，人体免疫系统的某些部分将其力量错用于一些无害物质，有时会产生一些致死性症状。

变态反应——即免疫系统的某些组成部分对通常无害的外来物质所发生的强烈反应——是造成发达国家大量疾病发生和巨额医疗费用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据估计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美国人都对某种东西过敏。其中影响最广的过敏性疾病为过敏性鼻炎(包括枯草热在内)或哮喘，他们在吸入某些花粉或其他通常为良性的化学物质之后便打喷嚏或感到气紧。许多儿童和一些成年人对食物过敏。其他某些人则在接受诸如青霉索之类的药物治疗之后便会得病。另外还有—些人则忍受着因蜜蜂叮咬而造成的局部性反应或全身性反应。间或变应性发作还能致人于死地。单单哮喘在1990年就花掉了大约36亿美元的直接医疗费，其数额几乎占全部医疗费用的1％。

为了减轻由这种反复无常的免疫应答所带来的财政上、生理上和心理上的负担，包括我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同事在内的许多研究人员长期以来一直在设法扩大现有的治疗选择方案。作为这项研究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正在试图揭露接触某种变应触发物(即过敏原)而产生症状的变应过程的每一个步骤。目前人们已经弄清楚，组成变态反应的一系列细胞和分子的相互作用在人与人之间常常是相似的，而不管个体对之发生反应的物质和个体呈现症状所存在的差异如何。这类相互作用的许多细节尚待进一步解释，但是最近的一些发现却已在产生着激动人心的有关变应性紊乱预防与控制的新观点。

在述及这些发现之前，似乎有必要探讨一下自然选择为什么让变态反应变得如此之普遍这个更为一般的问题。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建议产生于这样一种观察，即变态反应的某些特征仅在另一种不同的场合——当免疫系统企图消灭寄生物时——之中出现。例如，为应答过敏原和寄生物，人体便会产生出大量的被称之为免疫球蛋白E(IgE)抗体的分子。可是，当免疫系统和其他入侵物(特别是细菌)格斗时，它却依赖于不同种类的抗体。

这—假设指出，变态反应最初演变来是帮助人体对抗寄生物的。那些遗传基因使他们能对寄生物发动有效免疫攻击的人们可能会拥有某种生存优势，比那些缺乏这种防御机理的同类生活得更久一些。于是他们可能繁衍了更多的后代，同时他们也可能将这些有益的基因遗传给其为数众多的后代。因而，这种寄生物防御系统在人类中变得很普遍。无论寄生物有多少，这种防御能力都依然有用。然而，在不再遇到这些微生物的人们中，这种免疫系统却可以随意地与诸如豚草花粉之类的其他物质发生反应——即使这样会产生出适得其反的效果。

为了支持这一命题，流行病学家发现变应性疾病在发展中国家的发病率较之发达国家为低，而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措施已经消除掉与寄生物接触的绝大多数可能性。可是一些专门为验证这一提议而设计的动物研究项目却没有取得结果。因而变应性为什么存在的问题仍然未获得解决。

对于变态反应的生理学基础的了解依赖于更具体的证据收集工作。因而我便能对现有的知识作相当连贯的概略介绍。例如，我们知道各种各样的过敏原引发一些完全不同的症状，其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在人体的不同位置上与免疫系统相互作用。在上呼吸遭，不适当的免疫应答产生打喷嚏和鼻充血的症状——换句话说，就是过敏性鼻炎。在下呼吸道，不适当的免疫应答便可能引起支气管缩窄和阻塞，由此而加剧诸如喘气之类的哮喘症状。同样，胃肠遭细胞组织中的免疫活动可能时常会引发恶心、腹部痉挛、腹泻或呕吐等症状。

最后，如果通过任一通道传送的某种过敏原进入到血流中，那么它就可能引发过敏反应——在远离进入血液处的部位上发生的变态反应。严重的过敏反应可能使全身的功能活动紊乱并且会造成死亡。

虽然变态反应的公开表现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这种反应通常却由一种称为致敏作用的无症状过程加以启动。致敏作用开始时首先让一种过敏原(一般为蛋白质)进入人体。在气道或其他组织中，变态反应诱发的物质与清除细胞即巨噬细胞相遇。巨噬细胞将这种外来物吞食掉，将其分解成碎片并在细胞表面上展示出由此产生的碎片。

这种致敏化过程以人们不完全了解的一些相互作用形式不断进行下去。然而，实质上，被称为辅助丁细胞的白细胞会识别出所展示出的某些碎片并与之结合。这一结合过程刺激T细胞分泌出白细胞介素-4和其他一些化学物质，它们促使邻近的B细胞成长为分泌抗体的浆细胞。在某一点上，这些浆细胞便从制造所谓的IgM(免疫球蛋白M)抗体转变为产生IgE抗体。与其他种类的抗体一样，这些抗体分子呈Y形：每一条“臂”都能与一个过敏原分子相结合。

当这些抗体被制造出来之时，可能已经过去了数天或数周的时间，并且诱发其产生的过敏原可能已消失了很长时间。但是IgE分子却不会消失。它们通过Y形结构中的“干”附着到两类免疫系统细胞的IgE受体上。其中有一类细胞是由肥大细胞组成的，它们起源于骨髓并存在于组织中。肥大细胞通常位于血管和上皮附近，上皮是指上皮细胞与腺细胞层，它覆盖着我们借此与外界接触的表面。IgE抗体也结合于嗜碱性细胞上，这些细胞同样也起源于骨髓，但是它们分化成为一些在血流中循环着的白细胞。

一旦IgE抗体生产过程开始，该过程显然会持续数月或者有时甚至数年之久。因此，一些IgE抗体便永久地占据着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细胞上的IgE受体，在那里它们已准备好随时对与过敏原的下一次相遇作出迅速的反应。于是，甚至在一个后来被认定为过敏的人中，与免疫原的初次相遇不会引起症状产生；可是它却会引发免疫系统对接踵而来的相遇作出反应。

这一后续相遇引发出变态反应的一个较为明显的阶段。在过敏原与人体组织相遇后数秒钟之内，它便结合到肥大细胞的IgE抗体上。当过敏原结合到两个以上的IgE分子上时，它便在这两个分子之间形成一种桥接，反过来这种交联将附着的IgE受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受体的这种聚合使肥大细胞激活。也就是说，它引发该细胞释放出能直接和间接产生过敏症状的有效化学物质。(许多触发物也能独立地引发同样的化学物质释放，但是由此而产生的应答如果与IgE抗体无关，那么一般不将其归类为变态反应。)

在所释放的化学物质中，肥大细胞产生出两类经过充分研究的、被人们称之为过敏性介质(allergicmediator)的能引发症状的化学物质。其中一类在过敏原结合之前便已合成而且被存储于细微颗粒中。IgE交联促使这些颗粒与细胞膜结合并排放出它们的内含物。

组胺是由英国Welcome生理学研究实验室的Henry Dale爵士于1911年最先介绍的过敏性介质，它也许是这些预先形成的介质中名声最差的一种。它能够促使上皮产生粘液，从而使呼吸道充血。它能导致平滑肌收缩。(平滑肌像橡筋带一样缠绕于支气管气道和肠道的周围)。组胺还能使一些小血管扩张并增强其渗透性，从而使流体泄漏入组织中。血管的这些变化可引起充血和肿胀。如果这些变化广泛蔓延，那么它们便有可能造成一种称为低血压休克的致死性疾病：一种极度的血压降，同时伴随有向心脏和大脑供氧量明显减少的症状。

第二类过敏性介质是于数十年之后在斯德哥尔摩karolinska研究所发现的，这类介质由脂类(脂肪)组成，(主要是前列腺素和白细胞三烯)，它们是在过敏原分子与细胞上的IgE抗体接触之后合成的。与组胺一样，这两种脂类物质能造成支气管气遭变窄和血管扩张；更糟糕的是．它们的效应将会持续较长时间。此外，受到刺激的肥大细胞会挤压出各种各样的可能有毒的酶。有证据表明这些细胞还释放出细胞激活素，即给免疫系统其他细胞的活动指引方向的小蛋白质。有时，变应性发作产生的几乎所有症状看起来都归因于从肥大细胞迅速地释放出过敏介质和其他化学物质。例如，这些细胞的迅速激活可能导致变态反应的发生，或者是导致在猫的主人热情接待客人时，由于这位客人对猫的头垢过敏，于是这种热情换来的却是使客人打喷嚏和流眼泪。

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变态反应会进行到第三个(常常是长期性的)阶段。在这时，人们认为被激活的肥大细胞会引诱其他免疫系统细胞从循环进入到人体组织中。这些受到引诱的细胞包括嗜碱性细胞(它们像肥大细胞一样含有颗粒)和被称之为嗜酸性细胞的粒状白细胞。此外，这类细胞还包括T细胞和单核细胞(组织巨噬细胞的前体)。在炎性损伤——被免疫系统的组成部分侵入的组织一中大量嗜碱性细胞和嗜酸性细胞的存在构成了过敏性和寄生物感染的另一个共有特征。在细菌侵入的部位实际上缺少这些细胞，在这些部位中称为嗜中性白细胞的细胞则较为显著。

这些受到吸引的细胞分泌出一些能够延长和加重早期症状并可能会损伤局部组织的物质。例如，嗜碱性细胞(它们的激活方式大致与肥大细胞相同)释放出在肥大细胞中也曾发现过的预先形成的许多脂类介质。嗜酸性细胞则释放出有毒的蛋白质，其中一种主要碱性蛋白能损伤呼吸道上皮细胞。

目前对这种第三阶段——常常被称为后期阶段——的了解来自于我所在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实验室和其他实验室所进行的一些实验。研究人员采用一种标准实验患过敏症的自愿人员的气遭或皮肤中，对过敏原的作用进行研究。在细胞水平上，其急性反应阶段(肥大细胞在组织中激活)之后数小时。有后期阶段炎性响应在许多接受实验的人员中出现：嗜酸性细胞和一大群其他白细胞侵入气道或皮肤，产生一连串新的症状。各种各样的数据使我猜测，在实验环境中，并且也可能在自然界中，嗜碱性细胞使这种后期应答的许多部分和谐地结合起来，它们所分泌的化学物质看起来既会引起一些症状，也有助于其他细胞所维持的活动。

在一位患者吸入某种过敏原后数分钟之内，其急性反性阶段的细胞活动表现为打喷嚏和充血或喘气和呼吸短促。这些症状在一个小时之内便消失了，但是在消失之后几小时，在循环细胞进入上皮的后期阶段中，这些症状又重新出现。同样，将过敏原输入皮肤也会引发一种急性的疹块和潮红反应，即肿胀和发红，其后继之以这种反应重现—段较长时间。在日常生活过程中，在急性过敏反应发作之后，人们未必会经历延迟发生的症状。但是在一些致敏个体中，不断接触过敏原可能会导致产生持续后期阶段炎症和连续性或易发性的症状。

我上面所介绍的许多情况得到证实已有一段时间了。然而，在补充细节的过程中，又产生出一些有关治疗方法的新设想。一个正在积极加以研究的领域把注意力集中于变态反应的早期阶段之一：IgE抗体合成的调节。过敏个体为什么会产生异常高浓度的IgE抗体呢?(人与人之间血液中非IgE抗体的浓度几乎没有什么不同，而IgE抗体的浓度却相当不一样。在过敏个体中，IgE浓度始终远远低于其他类型抗体的浓度，但是却可能比非过敏个体的IgE浓度高出数千倍。)

对于这种异常高浓度的组分的解释可能归因于在过敏患者中活跃的T细胞的特性。引人好奇的一些新发现表明，过敏损伤组织中的T细胞包括两种类型——TM和Th2——并且Th2型T细胞占有优势。人们还了解到Th2细胞分泌白细胞介素_4和白细胞介素5，但是却不分泌y干扰素，而Th1细胞却分泌y干扰素和白细胞介素-2，但是即不分泌白细胞介素-4和白细胞介素5。白细胞介素-4只能促进B细胞制造IgE抗体。此外，y干扰素阻碍这类合成。这些结果表明某一个体的Th1和Th2细胞的组成情况决定着B细胞是产生IgE分子还是产生其他类型的抗体。而且，能影响IgE分子合成或白细胞介素4活性的药物可能有助于降低IgE的浓度，并由此而阻止变态反应。

许多研究人员都将注意力集中于IgE抗体的效应而不是IgE抗体的合成，他们目前正在试图查清肥大细胞的嗜碱性细胞的复杂的信号转导途径：即细胞表面的IgE分子的交联导致诱发疾病的化学物质释放的一系列步骤。在一项关键性的突破中，规定构成IgE抗体的受体的三种类型蛋白质的基因已经被克隆出来，这就为这种受体的三维结构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当这种受体的亚单位的精确功能被分辨出来之时，特异地阻断它们的与众不同的活动以及介质释放活动应该是可能的。

此外很明显的是，当过敏原结合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IgE分子上并将这些附着的受体交联在一块时，受体的聚集便触发若干分离的生物化学级联过程。研究人员早就认识到，至少有一种其结局是将介质从颗粒中挤压出去的级联取决于酶蛋白激酶c的活性。同时，他们也发现磷脂酶对于白细胞三烯和前列腺素的分泌起了中心作用。较新的证据表明各种各样的酪氨酸激酶(即一些将磷酸脂团添加到蛋白质的酪氨酸氨基酸上的酶)引发一些能促使贮藏于颗粒中的化学物质释放的附加级联。由于许多反应路径都归结为相同的结果——分泌特殊的介质和细胞激活素——所以单单阻断某一单独路径的治疗方法可能不会取得完全的成功。然而，阻断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路径看起来却可以起到协同的作用。

抑制酶参与产生特异介质的化合物已在开发之中。原型治疗剂阻断一种称为5-腊质氧合酶的活动，从而阻止若干白细胞三烯的产生。在哮喘患者中对这种抑制剂进行的初期试验表明这种方法能减轻炎症。

除信号转导作用之外，我们还能解释嗜碱性细胞、嗜酸性细胞和其他白细胞是如何被补充到肥大细胞处于激活状态的部位上。普遍的意见认为肥大细胞的刺激作用触发化学物质的释放，而这些化学物质则渗透入一些局部小血管中并使循环白细胞上和内皮细胞上的粘着分子的表达增强(内皮细胞排列于血管的内壁上)。这些分泌的化学物质包括白细胞三烯，血小板激活因子，大概还有细胞激动素；这些粘着分子具有诸如整合素(inte-grins)，选择素(selectins)和免疫球蛋白粘着分子等名称。其次，这些白细胞粘附到血管壁上并沿管壁动并从内皮细胞跑出而进入到周围的组织中。

在那些组织中，由各种各样类型的细胞产生的化学物质混合物控制着这些白细胞的迁移路线．迁移距离并决定着它们死亡还是生长的命运。例如，白细胞介素3和白细胞介素5(由T细胞制造的细胞激动素)和GMCSF(由内皮细胞，巨噬细胞和其他细胞类型所制造的另—种白细胞激动素)便能促进嗜酸性细胞和嗜碱陛细胞的迁移和延长其存活时间。第四种细胞激活素RANTES是由T细胞和其他细胞制造的，看起来可调控嗜酸性细胞的迁移活动。

因此十分明显的是，许许多多不同的细胞和分子而非一种单一的化学物质是造成过敏损害中任何特定类型细胞存在的原因。如果造成嗜酸陛细胞和嗜虢陛细胞在变应过程中聚集的因素的组合情况能够弄清楚，那么这一步骤也应适合于药物控制。

将变态反应作为一种单独的疾病来加以讨论常常是有益的，但是研究人员也在注意着诊断和治疗一些特殊变应性疾病的最佳方法。其中过敏性鼻炎最为普遍，它影响着15％左右的美国人。

这种紊乱具有两种形式。患有一种这类紊乱变型——花粉病——的人季节性地发生一些症状，他们在春天可能对树木和青草的花粉起反应，在秋天可能对杂草的花粉起反应。而在另一四季不断的过敏性鼻炎中，症状更有可能是由室内过敏原造成的，例如动物的毛发皮屑或无处不在的尘螨。过敏陛鼻炎决不是致命性的疾病，但是却可能导致一些并发症，例如鼻窦炎、鼻息肉或哮喘。它还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东西和明显不舒适感的原因之一。实际上，为了防止和减轻这些症状，政府每年花掉了数十亿美元的费用。

医生将微量的、估计由空气传播的过敏原注入人体皮肤之后，如观察到其引发的疹块和潮红反应，即可确诊这种疾病。抗组胺药通常证明是有效的，并且仍然是标准治疗药物。这些药物的最新类型不能轻易地穿过血脑屏障，因而不会使人昏睡。当炎症严重且抗组胺药无效时，采用那些通常用以减轻哮喘的慢性炎症的药物(即吸入肾上腺皮质类固醇)常常是有帮助的。我预计，目前在哮喘患者身上进行试验的一些药物(后面将予以介绍)能够为过敏性鼻炎患者提供更多的供选用治疗方法。

对于严重的病例，1911年开始采用的免疫疗法(也称为过敏性注射或脱敏)可使症状减轻。医生给患者加量注射其敏感的过敏原。我希望我能说清楚免疫疗法是如何提供对过敏原的抵抗能力的，但是至今还没有人对此提出明确的解释。尽管如此，伦敦圣玛丽医院的A．William Frankland和哈佛大学的Francis C．Lowell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进行的对照试验证实，对于青草和豚草过敏症的免疫疗法能减轻过敏陛鼻炎和哮喘的症状。我和我的同事后来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观察结果，而且另一些人也证实尘螨产生的过敏原可能也是有用的。然而，在所有病例中，剂量是关键，过敏原剂量太少不会提供任何保护作用。此外，保护作用本身很少是完全的。

哮喘较之过敏陛鼻炎要严重得多，并且有时是致命的。大约有5％至10％的儿童患有哮喘，而其中大约有1／3的儿童在青春期之后可能不会表现出任何症状。相反，其余的儿童中却有5％至10％到成年期会患上哮喘病。该病可在任何时候发生，甚至在80多岁时也可能发生。

与过敏性鼻炎一样，哮喘通常也分为两种类型。在外源型哮喘中，可识别出引起哮喘的过敏原。而在内源型哮喘中，不可能将其症状追踪到一种能促成IgE抗体产生的物质。不过，哮喘的确定性特征实际上有可能源于至少六种不同疾病过程中的任何一种，其中某些症状可能与IgE介导的活性有关，而某些症状却可能与之无关。

哮喘病的一个标志是所谓颤搐气遭。与非哮喘病人支气管相比较，哮喘病人的支气管在所用的支气管收缩药(例如组胺或乙酰胆碱)或接触的有害物质(例如臭氧或烟草味)少得多的情况下也会收缩。在哮喘病人中，锻炼和寒冷的干燥的空气也能引起症状。

哮喘病人还可以表现出其下部气管慢性的且可恢复的局部阻塞。许多这种阻塞都被认为是起因于类似在该实验室中产生的后期阶段中所观察到的炎症过程。显然，肥大细胞和渗入的嗜虢陛细胞所释放的化学物质与一些有毒的嗜酸}生细胞蛋白结合，促使粘液产生并损伤组织，使气遭变厚，或许还增加支气管的反应过度性。当某—过敏原出现时，由此而产生的气道缩窄能关闭已经局部阻塞的通道。

支气管扩张药是哮喘病使用得最普遍的治疗药物；这类药能减轻由组胺和其他支气管收缩药在遇到过敏原之后不久所产生的症状。可是这些药物不可能影响原来的炎症。此外，支气管扩张药过量使用还可能会引起“回缩”性缩窄，实际上减少气流量。占优势的看法是，除了对急性发作的哮喘进行单独治疗外，还应对炎症过程进行持续治疗。

已获准的消炎剂包括有肾上腺皮质类固醇和非类固醇药物。其中类固醇药是最为有效的消炎药。直到大约十年前，患者一般还是口服类固醇药，并且其副作用(例如体重增加，骨质疏松和溃疡)成为了主要问题。最近许多研究已经表明，这些药物采用吸入式或局部施用的方法能取得很好的控制效果，而且不会产生明显的不愉快的副作用。另一方面，吸入的类固醇在经受极其频繁的哮喘发作或具有持久性呼吸困难的患者身上可能不会产生完全的效果。

最后这一问题已激励人们去探索一些较肾上腺皮质类固醇更为有效而且相对无毒的消炎药。其中有两种较令人振奋的候选药物，它们的目标是阻断炎性细胞激活素的活动以及阻断那些促使免疫系统细胞由血液向组织迁移的粘连分子的活动。从理论上说，这些药品不仅应改善哮喘症状，而且还应改善许多过陛紊乱，其中包括一些目前不适合于治疗的疾病(例如慢性皮肤过敏)。这些药物尚未投入到治疗哮喘的临床试验中，但是在人体和其他灵长类动物身上的初步研究却令人鼓舞。

对哮喘的实验性疗法进行的研究并未到此结束。制药厂除了开发一些阻断与信号转导有关的酶的药物之外，还在发明一些新型药物，干扰由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细胞制造出的介质的活动。例如，若干公司正在顺利地对阻断白细胞三烯的活动的物质进行临床试验。这些药物能减轻症状，当与抗组胺药结合使用时，甚至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抗组胺药并不能独立地对哮喘病人发挥较大作用，因为炎性细胞分泌大量的白细胞三烯和其他过多的介质。)

研究人员也在继续探索免疫疗法对哮喘病人的价值。变态反应学家比肺科专家更经常地提供这种治疗方法。当医学上出现这样一种差异时，这就意味着这一疗法在大多数患者中的作用并不明显或不完全。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豚草免疫疗法可能对哮喘病人有用，但是其作用不大。

令人担忧的是，哮喘的发病率和所造成的死亡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猛增了60％以上。这种增长势头的原因是不可思议的，而对非洲后裔美国人因哮喘而死亡的人数为何比欧洲后裔美国人多出两倍的原因所作的解释也是不可思议的。据解释这种总体死亡率的假说推测，其原因在于从支气管扩张药过量使用或使用无效一直到环境污染物和过敏原的增加。在非洲后裔美国人群体中，很难获得治疗也可能是其原因之一。

正如哮喘病可致人于死地一样，过敏症也能使人死去，这对于患者和治疗这种病症的医生来说都是很可怕的。公元前2641年首次对这种病症作了介绍：在史书上曾描述了埃及国王美尼斯(Menes)在昆虫叮咬之后死去的情况。今天在美国，每年可能有数百万起过敏反应，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因这种病而死去的只有几百人。

过敏症的症状可能会有所不同，但都起因于肥大细胞的化学物质的急剧突发性释放。这种突发过程一般会在数分钟之内引发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症状，并且还能迅速使人死去。休克是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声带肿胀(这是血液泄漏入组织的结果)并阻塞气管，则患者也可能死亡。这一障碍是少数几种容易采用气管切开术加以治疗的病症之一。在紧靠喉结下面的气管中开一个孔(可用手术刀乃至餐刀或自来水笔笔尖进行)便能挽救生命。肥大细胞活动的其他可能表现包括下部气道的哮喘状狭窄。皮疹和瘙痒特别普遍，而胃肠障碍则很少发生。

有趣的是，在遭受过敏反应反复发作的个体中，所患的一组特别症状几乎总是准确地反复出现。某种征兆可能先于这些症状出现，在这种先兆中，患者可能会有一种死亡即将来临的感觉，或者特别感受到死一般的寂静。严重的过敏症无论是第一次发生还是第十五次发生，它都是一种急症。因此，治疗必须集中于矫正这类最严重的症状。通常这种急救方法是注射肾上腺素，肾上腺素能抑制介质释放，扩张气道和收缩血管。当然最佳治疗方法是预防。在蜜蜂叮咬时，这种方法常常是不可能的，因此，采用这类被激怒的昆虫的毒液进行免疫接种来防止过敏反应。

蜜蜂叮咬免疫疗法曾有过一段富有启发意义的经历，它着重说明了精心设计的新型治疗方法进行临床试验的重要性。回溯到1930年，在《过敏反应杂志》第一卷中，俄勒冈大学的Rober L. Benson和Herman Semenov介绍了一个养蜂人的病案，该养蜂人遭受了对蜜蜂叮咬的过敏反应。为了寻找一些可以作为预防剂作用的过敏原，他们用蜜蜂毒液(后来被确认为真正的过敏原)和研磨成粉的整个蜜蜂在患者身上进行皮肤试验。他们发现该患者对这类制剂同样起反应。因而他们断定一些过敏患者可以从整体提取物中获得帮助，这些提取物的制取并不太困难，且其制取费用也比毒液低。

遗憾的是，他们未能认识到养蜂人之所以会对蜜蜂毒液和蜜蜂的身体各部分产生阳性试验结果，是因为他们持续地吸入这些死昆虫的成分，从而使他们对其过敏。一般人中的过敏个体并不经常遇到蜜蜂，因而不会变得这样敏感。

根据这一个案报告，一些医生采用蜜蜂和黄色胡蜂的整体提取物对过敏患者进行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免疫治疗，直到我和我的同事通过对照研究对安慰剂、整体提取物和毒液进行比较为止。我们发现，整体提取物在效用方面与安慰剂并没有什么不同。可是蜜蜂毒液却始终如一地在预防叮咬过敏反应上获得了成功。因而，由于缺少对照研究，医生们多年来一直采用完全无效的材料治疗其患者。现在只有蜜蜂毒液才获得应用。

食物过敏原可能会引发局部或全身性反应，由于人们对它们存在着普遍的误解，因而应对这些过敏原加以特别注意。这些过敏原在儿童中并不少见。在一些定性研究中，我的同事Hugh A．Sampson已经证实，被感染的小孩通常对牛奶、核果或鸡蛋中的蛋白过敏。症状一般为皮疹，其反应在孩子们中可能相当微弱。为了确诊，我们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了一项标准皮肤试验。如果其结果是肯定的，那么我们就再进行一项双盲食物激发试验：在某一天我们将一颗过敏原或安慰剂胶囊让小孩服用，而在另一天将另一物让其服用。在进食时，患者及其双亲和医生都不知道到底采用的是一种食物过敏原还是一种安慰剂。

在成人中，由于显著的症状是迅速出现的，因而食物与症状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比较明显。最为常见的是，某一个体在吃了牡蛎或核果后数分钟之内将发生荨麻疹或遭受一种更为严重的过敏反应。因而，可采用一种简单的皮肤试验对可疑的过敏原加以进一步验证。由于核果或鸡蛋蛋白会意想不到地出现在一些包装食品或其他食物中，所以每年可能会造成数十人死亡。

成年人中食物过敏症并不普遍，仅仅对总人口的1％至2％的人有影响。可是大约有25％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对某种食物过敏，并且这种敏感性造成了诸如抑郁、疲劳或极度兴奋之类的不明显的障碍。有一些帮助这类患者的医生采用完全不可靠的试验来诊断食物过敏性，我对这类现象感到不安。我估计每年在无效试验和治疗方法方面因此而花费掉数十亿美元。

这些医生并非是最令人忧虑的医生。有一个由自称为临床生态学家组成的团体认定患者对其环境“过敏”，例如对水，食物或空气中的少数污染物质过敏，即使这些污染物质实际上并不能诱发过敏反应。正如从前一样，这些医生一般采用一些未经证实的技术进行诊断，已在严格试验中经过检验的每一种方法都被证明是没有作用的。可是这些临床生态学家及其患者极为坦率，因而我担心已经十分有限的联邦研究经费将会分摊给对这种所谓环境变应性的研究。

最后，有人提出了许多不可靠的免疫方法。例如，那些采用Rinkel技术的医生给患者注射一些微剂量的顺势疗法过敏原。数年之前，我的好几个同事曾与Rinkel方法的提倡者合作，打算对其治疗方法进行一次彻底的研究。由于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研究证明需要相当大的剂量，所以这项研究无法证明该方法有任何功效。在另一个奇特的治疗方法中，则将少量可能误食的过敏原作为一种“脱敏剂”置于舌头下面。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方法有效。

我们之中那些采用标准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同事可能从迄今为止已获得的进展中受到鼓舞。即使如此，空白点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更详细地了解信号转导的机理，以便能研制出一些药品来阻断介质及其相关物质从免疫细胞释放出来。重要的是准确地确定出哪些循环细胞参与了引发过敏性疾病，并准确地了解清楚它们是如何被卷入到炎性组织损害中的。而且我们还必须了解在许多冗余的细胞分泌物中有哪些分泌物最容易促成令人痛苦的症状，以便我们能研制出有效的对抗剂。我深信由医药业和生物技术业以及学术界的研究工作者们精心磨砺的治疗工具在今后几年内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上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