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林耐根据植物的生殖器官对它们进行了分类，也赋予它们以性爱。这反映出十八世纪的价值观和争议。

花儿的叶子……犹如婚床，创世主作了周到的安排，装饰着如此髙雅的床帘，洒了许多温馨的香水，从而新郎新娘可以在那里庄严座重地庆柷他们的婚礼。现在，婚床己经布置就绪，正是新郎拥抱他所钟爱的新娘并靛上他的厚礼的时刻……

——卡尔·林射《植物婚礼之前奏》1729年

从亚里士多德到达尔文，再到达尔文之后的学者，大自然的观察者们总是给自然界的万物加上性欲和性别。因此,伟大的瑞典分类学家卡尔•林耐并不是唯一想象植物具有阴道阴茎并在“婚床"上生殖的人。虽然博物学家往往认为性别是自然界賦予的，但他们归因于有机体的种种特性已经随着西方文化中男女性概念的变迁而发生了变化,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母马是生性淫荡的，到处胡闹以满足它们不加约束的欲望，但在后来的世纪里，自然界里的所有雌性生物——只有林耐那些纵欲的花儿除外——都被说成是显示出端庄羞怯富有耐心的性格。甚至在昆虫中，人们观察到雌虫“拒绝雄虫的初次(性）攻”击并由此赢得雄虫诸多情人的尊敬。

自从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科学许诺超越粗暴动荡的政治生活而采用中立与特许的观点，从而鼓舞了人心，解放了思想.然而对于妇女，科学并非一种中性的文化。性别——既包括两性之间的真实关系，又包括这些关系所带来的文化上的反映——塑造了欧洲的自然历史，特别是植物学。对此十分关键的是，在这一时期里写出有关自然的著作的欧洲人几乎清一色的都是男人。

这就显得很有讽剌意味的是，植物学长期以来都被认为特别适合妇女，人们公认植物学是“娇气的”。这一科学的观赏性分支只适合“太太和柔弱的青年”有时候人们会问，体格健全的男青年是否应当去从事植物学研究。(黑格尔有一次曾把妇女的头脑与植物相比较，因为据他看来两者都很温顺。）十八世纪社会把植物学贬为适合中产阶级太太们的玩物，因为植物学把她们带到户外并教给她们一定的识学问。这种态度部分是来自植物学在历史上与草药治病有关——传统上妇女作为接生婆而起着重要作用，这是她们的领域。

此外，在所有学科中，植物学被认为最少与敏感精神相冲突，就象卢梭指出的那样，学习解剖学的学生要面对流淌的鲜血和腐臭的尸体，昆虫学家要接触讨厌的虫子，地质学家要涉足泥泞与污秽。在林耐以后，对植物的研究显得需要更关注性欲，而不那么适宜妇女去从亊。但植物学继续被推荐给妇女，特别是在英国，因为这一学科会引导她们获得上帝及其宇宙的最大青睐。

当然，有一个警告对妇女的最重要指示是，她们对植物学的抱负不应超过业余的爱好。英国植物学家汤马斯·马丁警告妇女不要企图掌握“连篇累牍的拉丁词汇”并鼓励他那些“美丽的村妇们”只须用自然史来给自己作消遣。任何领域里的严肃的科学应保留给男人。卢梭和其他人教导说，妇女缺乏科学创新所必须的某种天賦——“上天的圣火”它点燃了人的灵魂。卢梭时代的妇女被正式排除在大学和科学院的大门之外，现代欧洲早期的极少数杰出的女科学家通过一些非正式途径，如精英沙龙和同业行会.设法挤进数学、物理、天文学或科学插图领域。然而，即使这样一些妇女也懂得某些限制。Maria Sibylla Meriarn是一位富有冒险精神的植物绘图家和昆虫学家，她在十七世纪末前往荷属苏里南以搜集奇异的毛虫标本，在制作精良的几卷著作中，她生动地描绘了她所作的观察，但却把分类工作留给了她的男性同事。

尽管她们踏进了植物学领地，妇女们长期以来总是停留在知识界的边缘。就象我们下面将要说的那样，狭隘的欧洲性观念和性等级成了构成十八世纪的自然史的强有力的原则——这是在一个把观察自然作为指导社会改革的明灯的时代所产生的后果。

植物的私生活

直到十七世纪，欧洲的博物学家才广泛认识到植物是利用性来生殖的，在古代社会，确实存在着某些知识，认为植物有性差别。希腊博物学家西奥弗拉斯图斯知道，通过把雄花传到雌树可以使枣椰树受精的古老方法。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也知道诸如开心果树等树木要具有性差异。然而，植物的性欲并非古代博物学家兴趣的焦点。十八世纪的观察者通常认为古人对本质一无所知:他们有时候把结种子的植物称为“雄性”，把不结果的植物的称为“雌性”。

从1550年到1700年，随着发现新大陆的航行带来的众多新奇事物和欧洲诸国纷纷获得新的殖民地，已知植物的数量翻了两番。植物学家们为此而去寻找为这些多种多样的新标本进行分类的新方法。由于他们寻找的是更为普遍适用的简单法则，着眼点就从植物的药物用途转移到了纯分类学上更为普遍性的与更为理论性的问题上。

当植物性欲跃上舞台时，对植物赋以性的兴趣胜过了对植物爱精的理解，有时候植物受犄也被称为“植物交配”英国博物学家Ne hemiah Grew从他对于动物的知识出发发展了他关于植物性欲的理论。他在1682发表的专题论文《植物的解剖学》中首次把雄蕊鉴定为花的雄性器官：

雄蕊上面有鞘，相当于包皮。所以不难把它比作一根小小的阴茎，而且……那几个壳膜就好比许多小小的睾丸，在雄蕊或阴茎上的小球(花粉）和其他小粒……就好比植物的精子，这些花粉只要阴茎一勃起就会落到子房或子宮上，孔武有力地与后者相接触。

到了十七世纪初，在动物和植的性欲之间的类比已完全确立。林耐在他《植物婚礼之前奏》中，对比较的术语作了说明：在雄性植物中，雄蕊的花丝就是输精管，花药就是睾丸，从花药上落下来的花粉就是精液;在雌性植物中，柱头就是阴门，花柱成了阴道，沿着雌蕊整个长度的管子是输卵管，果皮是未受孕的子宫，种子就是卵。法国医生朱利安·奥夫罗·梅特里与当时的其他博物学家一起，甚至把在一种植物的蜜腺里发现的蜜水等同于人类母体身上的乳汁。

然而，大多数花是两性的，即有雄性生殖器官，又有雌性生殖器官，就象有一位十八世纪的植物家所说的那样，存在着两种性——雄性和雌性——但有三种花:雄花，雌花和两性花，有时也称为雌雄同体，虽然大多数植物学家热情洋溢地接受性的二态现象，但要想象植物是雌雄同体的却非常困难: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承认一种不熟悉的性类型。甚至在40年以后当林耐的体系被广泛采用时，首版《大英百科全书》(1771年）的主编威廉•斯曼利还是拒绝了植物中的性的整个概念，与“雌雄同体”这一术语保持距离。他指出，在使用这一词汇时，它只是“这一体系的语言”。

婚床

大多数欧洲的植物学家仍然给有性生殖以不适当的优先地位。林耐彻底地被异性交配所吸引，他承认，雄蕊和雌蕊的奇特结构和显著功能让我着迷，使我潜心探索大自然在它们中隐藏着什么。它们用自己所执行的功能来表白自己，于是，他甚至把有性生殖归因于他的隐花植物纲（秘密地结婚的植物）他指的是蕨类、藓类，藻类和真菌，当时对这些植物的生殖习性尚不知晓，把无性生殖称作为无性的，这表明了给予有性生殖的一种标准的偏爱。

不仅林耐定名的植物是有性别的，而且它们实际上变成了“丈夫”和“妻子”。林耐采用了新的术语来描述花。他拒绝采用日趋标准化的术语“Stamen(雄蕊)”和“pistil(雌蕊）”而用从希腊语丈夫(aner)和妻子（gyne)派生的后缀andria和gynia来表示两者。1737年林耐在《自然体系》上发表的“性系统的检査表”一文，就是以植物的婚烟为基础而写的，如果雄花和雌花存在于同—株植物上，它们就是分享同一幢房子（monoecia)，但不分享同一张床。如果雄花和雌花不在同一株植物上，它们就是住在两幢房里（dioecia)。两性花包括一张床上的丈夫和妻子(monodinia)。

林耐对植物分类的根据是雄蕊的数量、比例和位置，词尾为andria。Monandria(只有一个男人）表示在一朵两性花上有一个雄蕊，或一个丈夫。Diandria表示二个雄蕊，以此类推。这些类之下又细分为大约65个目，这是根据雌蕊的数量，比例和位置来分的:monogynia(只有一个女人)，digynia,ti，trigynia等等。因此，具有三个雄蕊和一个雌蕊的藏红花就被称为triandriamonogynia(三男一女)。目被进一步根据萼，花和果实的其他部分细分为属。然后再根据叶或植物的其他一些特征分为种，最后分成品种。

林耐像强调植物的性活动一样地强调活的植物的婚姻，在它们“合法地结婚”之前。乔木和灌木穿上了“婚纱礼服”。花瓣作为“婚床”为年少的新郎和他钟爱的新娘张开。与此同此，众多花瓣构成的屏障给予热情奔放的新婚夫妇隐密的天地。林耐根据每种植物所缔结的婚姻类别来对植物世界进行分类。例如，植物是否公开的'或“秘密”的结婚。（后者由隐花植物cryptogamia构成。）事实上，这两类婚姻标志着那时候大多数欧洲地区的婚姻习俗，英国只是到了1753年才根据哈维克亲王的婚姻法废除了秘密结婚，要求公开宣布结婚(在教堂中于婚礼前将结婚者姓名公布以征求意见)。

林耐作为一个瑞典乡村教区牧师的儿子在考虑到性的时候能关注婚姻是意义深远的。当传统的旧秩序的束缚开始瓦解时，欧洲的婚姻习俗正经历着迅速的改变着上流社会的父母，甚至那些富裕的农户，不再仅仅出于财产的多少来安排子女的婚事。爱情与感情越来越成为婚姻的含法理由。林耐本人的婚姻也采用了这种模式。他以山盟海誓向一位富有的医生的女儿Sara Morraea求婚。后来，他把家庭事务完全交给妻子去操持，自己则至力于研究自然，

林耐的植物很可能庆祝了它们的婚礼，但大多数植物并没有采取“合法婚姻”另有一类植物，具有单一雄蕊的例如热带的美人蕉属植物，采取了"一夫一妻”单配。其他种类的植物参与私通，二个，三个，二十个或更多的“丈夫”与一个妻子共享婚床（即花瓣）。例如普通的莺尾属就是有三个丈夫。

达尔文的祖父埃拉姆斯•达尔文是林耐学说在英国的众多传播者之一，他并不把性关系局限于圣洁的婚姻束缚。在他1789年出版的《植物之爱》中，他的植物自由自在地表达每一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异性结合形式。美丽的二蕊紫苏满心欢喜地表示对两弟兄轮流与她相爱感到很满足。普通的立金花生性淫荡，黑眼睛飘忽，金头发飞扬，前俯后仰地取悦她的五个情夫。埃•达尔文描述了加兰在拒绝她儿子乱伦要求时的悲惨后果：

他凶残地把无耻的目光盯者妇人.

单脚下跪，疯狂地展开双臂，

倫偷地瞄了一眼那张床。

接着从颤抖的嘴唇中吐出低低的誓言，

他那苍白僵硬的眉毛向上高扬，“这样，这样！”他狂呼，投出了暴烈的标抢，

从他的心中喷涌出生命和爱情。

埃•达尔文很可能利用植物学知识来宣传他死了第一位妻子后所实践过的自由恋爱。然而，没有证据表明林耐想用他的植物学性观念来动摇社会习俗，生长在一个正直、节俭的新教家庭，他的宗教观(整个自然界都歌颂创世者的荣耀)和对妇女的态度是保守的。他不允许四个女儿学习法语，以免她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接受了法国习俗中的自由放任。当他的妻子送女儿索菲亚进校读书时，林耐马上又把女儿拉了出来，停止了他所认为的“毫无意义的”教育。（然而，他却允许大女儿对植物学产生一点兴趣：伊利莎白·克里斯蒂娜把一篇名为”关于印度水芹的发光外表“的论文寄给了皇家科学院的院报。）

看来似乎林耐并不可能把他的性形象化描述去冒犯中产阶级的敏感神经。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秩序.他简单地把任何雌性的东西看作一个妻子，他把梅特林•巴赛波特称为他的第二个妻子，后者是在巴黎工作的著名的植物插图画家。他认为“自然夫人”是他另一个妻子和真正的人生伴侣。林耐把他自己的妻子称为“我的只有一个雄蕊的百合花'百合花象征纯结。

林耐的分类体系是所提出来的许多体系中的一个。到了1799年，亦即林耐去世后20年，英国博物学家Robert Thorntor出版了他的广受欢迎的林耐体系版本。在书中他列举了52种不同的植物体系，有一位权威人士抱怨着体系狂热真是“流行成风”了。一个世纪之前，英国的JohnRay根据花、萼、种籽和种皮提出了一种区分属的方法。在法国Joseph Pittonde  Tournefort根据花冠和果实的特征原则上对属进行了规定。在十八世纪的瑞士，Albrecht von Haller提出，地理对理解植物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植物的发育和外观也应在植物分类体系中有所反映。

尽管植物分类体系数量众多，形式各异，但林耐的体系因其简单方便，1740年以后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英国，被广泛地接受了。但对于林耐分类法的科学意义和道德意义几乎立刻爆发了一场持久而血腥的斗争。反对这一体系的“反性主义者”攻击林耐的工作。挑起了一场持续到下一世纪的论战。圣彼得堡的一位教授Johann Siegesbeck怒气冲冲地说，谁能相信全能的上帝会给植物王国引进这样“令人恶心的淫乱”1790年。Smellie攻击性假说得以建立的类比是“下流的诱惑”他坚持认为这种类比不符合事实。许多动物(他提到了珊瑚虫和千足虫）不要性拥抱就能生殖。他问道，如果这些动物缺乏“所有爱的亲热行为”，我们为何要幻想橡树或蘑菇要享受这些髙贵的特权呢？

除了他的本体论疑虑之外，Smellie斥责林耐把类比“超越了所有正经的界限”，宣称林耐的隐喻是如此的粗俗，以致超出了最淫诲盗的情爱小说作者'Smellie的观点引起了许多共鸣1808年，Samuel Goodenough神父（后来成为卡莱尔主教)写道，林耐植物的学的第一批原理的译文足以动摇女性的贞节。面对如此反，在英国传播林耐植物分类体系的作者们几乎没有采用林耐的性形象化描述，只有胆大妄为的埃,达尔文是例外。

在围绕着林耐热情地为植物的进行性类比的吵闹声中，没有人注意到他的以性差异建立起来的分类学，把欧洲性等级观念引进了植物学传统之中。林耐是首先指出植物有性繁殖的生物学重要性的人之―。但他的分类体系的成功并不是依靠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体系是“自然的”抓住了上帝在自然界的秩序——林耐想要但并没有实现的目标。事实上，他已经承认，他的体系是非常人为的。他纯粹把注意力集中在性伴侣数量这样的形态学特征上。但实际上，雄蕊和雌蕊的数目在同一植物的不同花上有可能不同。林耐并没有对这种矛盾提出解释。在同一类中，他有时候给植物以不同数量的雄蕊，从而在他的数量体系中造成混乱。

分类学的性别歧视

此外，林耐是这样设计他的分类体系的，即一种植物的雄蕊数决定它所归的类，而它的雌蕊数决定它的目。在分类体系树上，类在目之上。换言之，林耐在确定植物王国中器官的地位时，给了雄性器官以优先权。对于这一结果并不存在经验主义的理由。林耐只是把传统的性别等级原则引进了科学之中。虽然今天他那种把族置于属之上的分类已被废弃，但他的许多属和物种的标志仍延用下来了。

为何许多十八世纪的植物学家把研究植物的性作为优先考虑的内容？毕竟有许多不同的了解自然的途径。吸引博物学注意植物和动物的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人类性差别的一种强烈兴趣。这一民主觉醒时代引发了“妇女问题”——关于妇女的社会权利和特权的问题，性差别在许多人的思维中占有很重的份量，因为已经启蒙的欧洲提出了“所有男人都是生来平等”的挑战。

如果在新的民主国家中没有给予妇女平等的权利(她们确实没有获得平等的权利）自然因素就必须为这种排斥妇女的行为进行辩护。林耐也许发现欧洲的性别等级在植物王国里得到了再次肯定，这使得当时的思想家们认为妇女继续从属于她们的父亲和丈夫是“天经地义”的事。当卢梭写道，自然哲学家必须阅读自然这本伟大著作中“每样东西都适合她的[妇女的]种类和她的性的构成，以达到她在物质和道德秩序中的位置”他说出了许多人的心声。

假如妇女跻身于十八世纪分类学家行列，事态是否会有所不同呢？很难，或者不可能说得清楚。科学家的性别不应影响科学的结果，但在启蒙时代形成的现代劳动分工中，科学是属于男性的那部分领域。研究人员通过社会关系的透镜来观察自然，其方法是，在所有自然科学中植物学的新语言所采用的社会界基本术语就象采用自然界的基本术语一样多。

在过去几十年中，科学的女权主义批评以及越来越多的妇女成为知识的创造者的进程，对人性，社会科学和许多自然科学学科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我们才刚刚开始解决了性别是怎样深入地影响着自然的肌体这一问题，当然光揭露历史还不够。我们在晚上解决的事情，常常到了白天又被科学机构重新编织起来了。科学家不仅须了解文化是如何塑造科学的，但还须了解所研究的（或所放弃的）科学是如何从哪一个人的研究中发展而来的，以及要向什么目标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