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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从大流行的最早的时候就向伦理学上的戒律提出了挑战，并且在富国与穷国中都造成使人极度痛苦的困境。艾滋病人和其他HIV(艾滋病毒)侵染的人面对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歧视，而且治疗费用高昂与需要长期治疗这种特点加重了在其它严重疾病中发生的程度较轻的窘境。主要战斗特别围绕着确保以伦理学方式利用一些疗法与试验新的疗法。

害怕传染有时不仅导致公众、而且也导致医务人员对受艾滋病毒侵染的人的歧视，从流行的早期就开始的一些有关的法律斗争仍在继续。今年夏天，美国最高法院将对一个拒绝在他的诊室治疗一个受HIV侵染的妇女的牙医的上诉作出裁决。她成功地提出诉讼，宣称这是违反美国残疾人法的歧视。这一案件可以改变对残疾的法律解释。

但是歧视只是HIV在医疗界和社会中引起的伦理学问题之一。现有的最好疗法，即常常结合使用三种药物抑制病毒复制的疗法，必须长期继续使用，一年的费用在1万美元以上。虽然一些外国制定了援助计划，向那些否则就得不到抗HIV药物的人提供它们，但资金是有限的，所以穷人得到它们的机会就比那些具有较好保险单的人少。

钱不是公平医疗的唯一障碍。除了病人可能需要的任何其它药物外，三重疗法包括按一个时常很复杂的日程表一天最少服用8粒防HIV的药丸(常常多得多)。未按用法说明服药的病人有促使抗药物的病毒在人体内增殖的危险，使随后的治疗更困难，并且增加病人将抗性病毒传播给其他的人的危险。所以医生有时劝告那些似乎不大可能认真坚持这种疗法的病人不要用三重疗法。“采取折衷办法”，圣迭戈加州大学医学院的Douglas D．Richman说，他是一个抗HIV药物的专家。

婴儿的研究过去两年在治疗方面的进展也引起了现在正影响进行临床试验的一些伦理学的问题。医生们认识到没有任何一种抗HIV的药物长期单独有效，单独地使用一种药物促进了对药物的抗性。所以，生物医学的伦理学家们都一致认为在美国的受HIV侵染的病人中进行任何单独一种药物的长期试验都不再是适当的。保持高度伦理学标准的要求从而大大地增加了新试验的复杂性与成本。

伦理上的一致性不可能在一场关于富国在穷国中资助在国内会是不道德的研究是否适当的激烈争论中发现。这场争论爆发于1997年，当公共市民健康研究小组的Peter Lurie与Sidney M．Wolfe坚持认为，由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和国立健康研究所以及HIV／AIDS的联合国联合计划正在发展中国家资助的某些研究是不道德的与利用他们的。这些研究旨在查明在非洲与亚洲的几个国家中Zidovudine(AZT)这种药物或各种其它花钱不多的疗法在短期中是否能够防止HIV从妇女传到她们的婴儿身上。

Lurie与Wolfe反对进行这些研究，因为科学家们甚至在他们开始之前就知道，如果按照称为ACTGo76的一种方案(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具有这一名称的试验证明了这一方案的价值)服用这种药物，HIV的传播率可以降低大约三分之二。在这一方案中，是在孕妊的最后26周期间，分娩期间(通过静脉滴注)与出生后的6周内对婴儿给予这种药物的。但是这一要花费800美元的方法是太昂贵了，以致不适宜在发展中国家广泛采用。

这些有争议的研究试图确定，仅仅在孕妊的最后3至4周内才给与和花费不多于ACTGo76方案的十分之一的花费少得多的zidovudin或其它药物的一个疗程，是否仍能使HIV传播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减少。Lurie与Wolfe反对将一些母亲归人对照组的决定，因为在这个组中，她们接受的仅仅是假药，这对于她们的婴儿是毫无价值的。他们争辩说，调查者应该比较完整的ACTGo76方案与短期疗程，看看这两种方法是如何接近相等的，而不是将药物的短期疗程、与安慰剂相比。

这些试验的辩护者，特别是NIH的负责人Harold E．Varmus与美国卫生局医务主任David Satcher争辩道，关于包括安慰剂在内的花钱较少的治疗方法在降低传播率上的价值，调查者可以知道更多与更快。为了了解不进行治疗时的基准传播速率，安慰剂是必要的，因为这些速率在世界上的不同地方各不相同，其原因大都不清楚。

而且，辩护者断言，安慰剂将有助于辨别被研究的药物的任何重要毒性一一这不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如像贫血，它是Zidovudine的已知的副作用之一，在营养不良的人群中比在美国普遍得多。这些试验没有害处，因为安慰剂——不加任何治疗——是在研究之中的国家内治疗的标准。耶鲁大学的Robert J．Levine对此表示赞成：“研究不会创造一种权利。”

Lurie与Wolfe及其支持者们感到不满意。没有任何预知的zidovudine或其它疗法的毒性可以抵消婴儿的生命。其他的批评者认为，试验的某些参与者也许没有给出真正表示同意的信息。

波士顿大学的Wendy K．Mariner主张，此类有争议的试验，只有在开始时就有一个计划使这种疗法证明是有效的时候可用在当地人群中时，才可能是合乎道德的。Mariner说，事实上，在进行研究时，没有计划为其创造条件。坦桑尼亚医疗学会的副会长Yohana J．S．Mashalh指责这些研究是利用性质的，因为它是在发展中国家证明一种疗法的价值，然后这一结果又可用在发达国家。

无论是对或者错，由CDC资助的在泰国进行的研究之一，在二月份确实证明了Zidovudine的3—4周疗程显著降低了传播率——虽然不像ACTG(~76方案那么高。在以后的几周内，各机构开始将这些疗程短的药物提供给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研究中的妇女，她们以前只接受过安慰剂。Zidovudine的制造商，葛兰素公司那时宣布，它将为发展中国家降低该种药物的价格。但是，到5月为止，尚不清楚有多少需要这种药物的妇女可以获得它。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Authur  L．Caphn说，何时使用安慰剂的问题是一个对关键问题得到最快的答案与当今病人间的利益间的“真正的矛盾”。但是照他的看法，作为一个研究人员“你对你的研究对象欠下了点什么东西——你欠他们最好的抉择。”

按照剑桥大学的Christopher R．Palmer的说法，能够向病人提供较好选择余地的一种“利用不足的工具”是广泛应用富有革新精神的统计设计。使较少的病人接受次优治疗时，数学上精确地依赖于数据的研究方案设计，在某些情况下比一种传统的试验方法对治疗效果能提供更为可靠的信息。在一个依赖于数据的研究期间，不断对参试者的健康状况进行分析。积累的有关不同治疗方法的数据减少了差异以便选择下一个参试者将要接受的疗法。

依赖于数据的设计还用得很少，部分是因为许多医学统计学家不熟悉有关的专门化的数学方法。但是它们对严重疾病的晚期研究常常在伦理学上是有吸引力的，Palmer指出。

当候选的HIV疫苗可用于大规模试验时，对HIV的研究的困境将变得尤为明显。因为三重疗法是工业国家中的标准治疗法，所以包括美国医疗协会杂志的法律编辑Lawrence O．Gostin在内的一些人说，研究人员有责任将它提供给疫苗试验中所有受到感染的参加者。然而，疫苗制造商对于将三重疗法即使暂时提供给数千个参加者的费用也可能望而生畏。

直到花费不多的，高度有效的疗法与疫苗可以用于大众时，HIV将继续使社会的良心背上沉重的负担。并且仅仅通过更多的研究后，这一天者会到来。同时，签字参加新药物或疫苗试验的不顾一切的人必须确实弄清楚，他们正在冒险——但也许是一次有道理的冒险，它可能使人类的共同未来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