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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证据会削弱《濒危物种保护法》的影响力吗?虽然《濒危物种保护法》(ESA)已经实施了将近20年，但目前仍然被归入由美国国会颁布的争议法案之列。对许多人来说，该法案是载入史册的一项很重要的环保法案；但对其他人来说，该法案却是最为繁琐的立法之一。根据这项法案，美国境内将近有1300种濒危动植物，政府有关部门运用强有力的法律手段对这些动植物及其栖息环境进行了保护。不过，运用这些手段必须以科学证据，即：ESA提供的证据为准。最近，关于这个问题也引发了诸多不同的争论。

对《濒危物种保护法》持异议的批评家长期以来一直认为，该法案的规定模棱两可，使某个物种很容易就被列入濒危物种之列；他们指出该法案中的其中一条规定：决定某一物种是否濒危物种之列；他们指出该法案的其中一条规定：决定某一物种是否濒危的“唯一依据是现行的、最有说服力的科学及商业资料”。该法案的规定并没有对这一关键语句做出详细的解释，从而为批评家留下了争论的把柄。

2002年6月，美国众议院资源委员会就科学与《濒危物种保护法》的问题展开辩论，该委员会逃了一项名为《2002年濒危物种保护法规划法令的科学依据》的法案。在委员会主席James V. Hansen的支持下，这项经过细研究后制订的法案，强调了确定濒危物种的参照依据，即：“实践经验”或“现场试验”资料。这次法案修订为濒危物种的鉴定方法制定了更为严格的标准，同时也在动植物栖息、环境的保护问题上，为土地所有者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Hansen认为，该法案是通过“对等评审(peer review)中运用科学依据”对《濒危物种保护法》“进行修改的第一步。”

那么，科学依据（sound science）的准确定义是什么呢？州政府委员会认为，科学依据是指“具备考察资格的个人使用记录在案的方法进行调查研究，并获得可证实的结果和结论。”不过，这样的调查研究可能很难进行，正如两名国会调查研究部的分析人士在7月份的一次报告中指出的那样：被讨论的某个物种可能数量稀少，这就意味着这此物种的相关资料“可能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此外，经费也不足。针对新法案强调现场试验资料这点，William T. Hogarth提出反对意见。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副局长表示，其他手段也同等重要，它们与那些从实践经验得出的数据相辅相成。还有许多立法委员赞成Hansen的观点，他们近几年提出的法案都得到了科学家的支持。但这种做法也会引起许多问题。正如国会研究报告中所指出的：“对于某些物种，世界上可能很少有人(或根本没有人)知道”就算有人知道，他们也不可能(或不愿意)参与对等评审。美国西北太平洋地区已成为关于“科学依据”辩论的中心。2001年该地区的旱情非常严重，为保护濒临灭绝的银大马哈鱼和两种亚口鱼，有关方面不惜牺牲以灌溉为生的俄勒冈农民的利益几乎将克拉马斯河流域的所有河水引至银大马哈鱼赖以生存的河流及亚口鱼栖息的克拉马斯湖。然而2002年2月，国家调查研究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指出没有可靠的科学证据表明湖水与河水水量增多解决了鱼类濒临灭绝的危机。因此，今年夏天俄勒冈的农民又重新获得了灌溉资源。

那些提倡制定更严格科学规定的人认为，为银大麻哈鱼和亚口鱼调水的最初决定是《濒危物种保护法》实施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实例之一，该决定的科学基础是不完善的。他们指出，加大证明某物种濒临灭绝的难度有利于保护某些人的个人利益，因为如果确定了某些濒危物种并对这些物种进行保护，那么这些人的利益将会损失。今年秋天，西北部一次恶性鱼类死亡事件中，银大麻哈鱼所在的河流下游有3万多条鱼(多数为大鳞大马哈鱼)死亡。尽管对于这次鱼类死亡的真正原因众说纷纭，但有些人将死因归于改变河水流向时造成的水流落差。资源委员会在7月份通过了科学依据法案，但由于本土安全及即将来临的选举转移了国会辩论的重点，所以该法案被暂时搁置了起来。不过，即将来临的选举可能使下一届国会的《濒危物种保护法》面临更大的挑战。世界野生动植物基金会美国项目负责人Robert Irvin说：“对于濒危物种保护的批评者来说，他们会一直认为实施该法案不是以科学依据为基础的。”他认为，批评者的这些做法通常是他们“为削弱ESA的影响力而使用的烟幕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