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拯救现代奴隶

Kevin Bales

对于Meera而言，革命开始于一个卢比。3年前，一位社会工作者走访了印度Uttar Pradesh山区Meera住的小村庄，那是一个地图上根本找不翻的地方。他发现村上所有的人祖祖辈辈都受世袭的债务奴役。也许从他们的祖父或曾祖父年代起(村里几乎没人说得清楚)，每个家庭、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无偿劳动力来抵押所欠的债务。而且债务世代继承了下来，就连5岁的孩子都在采石坑里干活，用锤子砸碎石块。飞扬的尘沙、繁重的劳动使许多村民患上了硅肺病，或受了眼伤或背伤。

这位社会工作者召集了一些妇女，给她们出了一个激进的主意。如果l0人一组的小组都同意每星期从放债者给她们买米的钱中留出一个卢比，他将提供种子基金并且确保资金安全。Meera和其她9位妇女组成了第一个小组。卢比的数量慢慢地增多了。3个月后，这个小组有足够的卢比用来还清Meera所欠的债。Meera开始了有偿劳动，这样可以大大增加她贡献给这个组的卢比数量。2个月后，又一位妇女获得了自由；又一个月后，第3位妇女也从奴役束缚中解放了出来。

从那时起，由于看到有可能获得自由，其他成员也纷纷还清欠债，宣告获得自由。放债者很快就采取了反对措施，威胁她们并将她们赶出采石场。但是这些妇女又在其他采石场找到了工作，其他人也效仿她们成立了小组。这位社会工作者两次带我去过那个村庄。在我第2次去的时候，所有的村民都获得了人身自由，子女也都上了学。

距离Meera居住的小村庄不到100公里，土地变得平坦而肥沃。债务奴役在那里也是很普遍的。1997年我遇见Baldev时，他正在耕地。他的主人称他为“我的农奴。”两年后，当我再次见到Baldev时，得知他的一个亲戚给了他一笔钱，帮他还清了债务，但他仍然没有摆脱奴役。他告诉我说：

“我妻子拿到这笔钱后，我们就还清了债务，获得了自由，可以做想做的事。但是我却终日担忧：如果孩子得了病怎么办？如果我们的庄稼歉收怎么办？如果政府来收费怎么办？因为我们不再属于老爷，不能像以前那样每天领到食物。最后，我去找老爷并请求他让我回去。我不必再借一分钱，但是他同意让我再成为他的‘农奴’。现在我不用担那么多心，只管干该干的活。”

由于缺乏获得自由的准备，Baldev又重新成了奴耗。由于缺乏经济和情感支撑，他的这种意外解放难以白继。尽管他不会再给孩子们留下债务，但是他的家庭毫况与这个地区的其他自由民相比，明显地要差很多。

虽然每个国家都已经立法宣布，拥有和完全控制另一个人的行为是非法的，但许多人感到吃惊的是，债务奴役和其他形式的奴隶制在21世纪依然存在。根据各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报告，我估计，全世界像Baldev这样存在被奴役关系的人大概有2700万之多。既然奴隶主拥有奴隶已属非法，那他们为何仍然具有如此强的控制力，甚至已获自由的奴隶有时还要再回去受其奴役呢？正是这些难题，使奴隶制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面临的最大挑战。

奴隶制是人类关系中最古老、最持久的形式之一，绝大多数社会都在不同时期存在过，可是人们对它知之甚少。尽管历史学家创作了大量南北战争前美国奴隶制题材的文学作品，但其他类型奴隶制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这就好像我们只依靠已经灭绝的单一蜘蛛种类的线索来了解所有蜘蛛纲节肢动物一样。鉴于目前这种无知的状况，我们要想真正根除奴隶制的希望是渺茫的，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把握相信：是Meera而不是Baldev更具有典型意义。

新型奴隶制

研究人员很清楚奴隶制的演化及奴隶原始人数的增长。他们像蜘蛛一样散布全世界，通常隐藏在地下经济的阴暗角落。过去几年来，记者和活动家记录了大量的实例。贩卖人口(通常是有组织犯罪)已经引起人们巨大的关注，尤其在欧洲和东南亚。许多人受赚大钱的诱惑，付钱给蛇头偷渡到异国他乡，却发现被卖到血汗工厂、妓院或做家庭奴隶来偿还偷渡的买路钱；还有些人被强行绑架或贩卖。在某些地方，尤其是巴西和西非，许多人被诱骗签下契约之后，就被带到遥远的种植园，禁止逃离。在南亚和北非的一些地方，奴隶制有着千年的古老传统，从未真正消亡过。

这些人的困境已经引起了各国政府和梵蒂冈、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国际特赦组织等各国际组织的关注。两年前，美国政府设立了一个中央协调机构来处理人口贩卖问题；专业人员也着手进行深入研究，不再将此当作轶事和新闻，而是逐渐变成了社会学的严肃调查。例如，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的Urs Peter Ruf详细记录了现代毛里塔尼亚主奴关系的演变；英国伯明翰大学的Louise Brown研究了亚洲女性的被迫卖淫；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David Kyle和拉格斯新泽西州立大学的Rey Koslowski探讨了买卖人口；我提出了一个全球奴隶制理论并用5个国家的个案研究来加以检验。

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为什么将这种做法称为奴隶制，而不仅仅是一种过度剥削呢？答案很简单。通观历史，奴隶制意味着暴力限制自由意志，暴力有时来自奴隶主，有时来自国家机器。而这正是我和其他研究人员所看到的。当然，经济底层的劳工除了持续地受剥削之外，几乎别无选择，甚至丧失了这种一走了之的选择权。

人类的苦难经常有各种伪装，然而奴隶制却有着明显的恐怖性。在我们这些亲眼见过的人中间，这种恐怖性证据凿凿。即使没有任何毒打或身体折磨，奴隶制也会造成心理退化，使受害者无法适应外面的世界。为已获自由的奴隶做咨询的美国精神病专家Sydney Lytton说：“我曾在监狱工作，接触过家庭暴力案件。奴隶制比那还要糟糕。”

尽管奴隶制的个例表现出地方特色，但是社会学家意在掌握它们的共同特征，以便研究出普适性的整治方案。这些共同特征中最重要的就是基本的经济等式。1850年，一个农业奴隶在美国阿拉巴马州卖15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3万美元左右)，而相同的劳动力在今天大概卖100美元左右，支付的费用可能作为“债务”的一部分或作为人贩子的“酬金”。在东南亚或东欧，一个年轻女子可能在卖进妓院之前已被人贩子和皮条客转卖了多次。

奴隶的价格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因为不同的情况奴隶主出的价不一样。基本的一点是，今天购买强制劳动力的费用占业务开支的比例比过去要低得多。美国南北战争前，一个奴隶需要劳动20年才够他的赎身钱和生活维持费；而今天的南亚，一个抵押劳动力只要2年就够赎身了。价格的下跌不仅改变了奴隶制的收益率，而且也改变了奴隶和奴隶主的关系。过去，昂贵的奴隶是一种受保护的投资；而今天的奴隶则是一次性投资的低廉产品。奴隶主不再关心奴隶的健康保护，也不再照料那些非壮劳力的奴隶。

几个趋势可以解释这一转变。二战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3倍，造成了潜在奴隶的过剩。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无论好处多大，也会造成社会保障体系的解体，相应地出现大片贫民区。如果没有暴力驱使，这些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不会自己成为奴隶。奴隶制“垂而不死”的关键因素是，许多地区的法律缺乏效力。尽管奴隶制在名义上是非法的，但政府和警察的普遍腐败使得施暴不受惩罚。

关键是心灵的解放

各种奴隶制的第二个共性是都存在心理控制。人们对奴隶的普遍概念是，只要一有机会就想逃跑的或缺乏头脑的被囚禁的人。然而，在大量这类资料中，Meera和Baldev的现状提示我们，这种观念是天真的。根据我的经验，奴隶们常常明白自己受奴役是非法的。但是强制手段、暴力和心理威逼迫使他们接受它。当奴隶们开始接受他们的角色并且认同他们的主人时，惯用的身体奴役手段就变得多余了。他们渐渐认为自己的境遇不是别人蓄意伤害的结果，而是命该如此。

在泰国东北部，我遇见了一个叫Siri的年轻女子，她的经历很有代表性。Siri14岁时，一个女人向她的父母提出要给Siri找工作，并预付了他们5万铢(当时约合2000美元)作为Siri将来的薪金。之后，这个人贩子以两倍的价钱将Siri卖到了一家低级妓院。在她试图逃跑的时候，她的债务又翻了一番。她接一次客的收入是100铢，不但要求她还所欠的债，还要偿还每个月3万铢的租金。

Siri一点也不了解当妓女意味着什么。她先是遭到了侮辱和强暴。少女的梦破灭之后，她不得不寻找一种方式活下去。在她生活的世界里，只有豺狼和羔羊。奖惩全操在皮条客的手里。处在Siri境况的年轻女子通常明白，要想好好地活下去，只有和皮条客搞好关系。尽管皮条客是一些暴徒，但他们也不完全依靠暴力。他们善用的伎俩是让这些弱女子缺乏安全感和产生依赖感。

文化规范也造就了这些年轻女子的受控与顺从。如果哪个女孩不合作和不努力干活，就会被告知她的父母将如何受苦，她背负的债有多重而且必须要还清。泰国的性别角色界定得很清楚：要求女人谦卑顺从，不能太固执。女人也不断提醒自己要牢记这些。皮条客还引用宗教教义，促使她们相信自己上辈子犯了可怕的大罪，理当受到奴役和侮辱。皮条客劝说她们接受这种因果之债，向命运妥协并服从命运的安排。

要在奴役中生活下去，这些年轻女子常常要将她们所受的奴役重新定义为一种责任、一项工作或者一种赎罪的方式。要接受自己和皮条客的不同角色，她们必须打消那种认为自己是被虐待的受害者的念头；必须将自己的奴役与对奴隶主的看法分开。我去Siri所在的妓院时，发现那里的女子服从的程度各有不同。一些有去有回的人甚至获许在休息日回家探望。

类似的心理也存在于另一种不同的奴隶制形式中。例如，在亚、非的一些外交官和生意人带到欧洲和北美的家奴，也存在这种心理。Cristina Talens是反对现代奴隶制委员会的雇员，她曾经数年从事解放被带到巴黎的家奴的工作。她告诉我，身体解放比心灵解放要容易的多。

奴隶主的狡辩

不管暴力和生活工作环境如何，奴隶制下的人们有着自己的完整心智和生存机制。某些人也许确实喜欢他们生活的某些方面——大概是安全性或他们对秩序的理解这些方面吧。一旦打乱了这个秩序，一切就乱套了。一些重获自由的女子企图自杀。不难猜想，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她们以前一直在侮辱中度日。对她们中的一些人而言，奴隶制已经成为她们生活中主要的心理支柱。这个支柱一旦破坏，她们的生活意义就像一张撕下丢弃的废纸一样。经常有人对她们说：“不，事情不该是那样的，重新开始吧！”似乎她们的生活无所适从。

奴隶的心态可以通过奴隶主的心态反映出来。奴隶制不是一个人强制控制另一个人这么简单；它是一种内在的相互依赖，奴隶主也同奴隶一样，对此非常难以摆脱。给奴隶主一个纯粹恶魔的烙印，也许会给我们某种程度的慰藉，可是当遇到一个现实中的奴隶主时，你很难再维持这种定义。

所有我在巴基斯坦、印度、巴西和毛里塔尼亚遇见或采访过的奴隶主，几乎都是关心家庭的人，他们只不过把自己看作是生意人。作为当地社区的要人，他们收入丰厚，社会形象好，有良好的法律和政治背景。当地人从来不把他们拥有奴隶的行为看作是社会的障碍，只有那些他们认为不了解当地商业和劳动力习俗的“外地人”，才可能那样认为。

为什么这样正派的人会做出那么邪恶的事情呢？Baldev所在辖区的一位拥有债务劳工的政府官员坦率地解释了自己拥有奴隶的行为：

“我当然拥有债务奴隶：我是土地所有者。他们为我干活，我养活他们及他们的家人。地里没活干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做家务，洗衣、做饭、打扫、修理，什么都干。不管怎么说，他们来自Kohl种姓(印度最低级的种姓)，这些都是他们应该做的，为像我一样的Vaisyas(印度4种姓的第5等级，即平民)工作。我给他们饭吃，还给一点地让他们种。他们曾向我借过钱，所以我必须让他们在我的地里干活，直到把债还清。我不管他们年龄多大，我的钱不能白白打水漂！”

“不管怎么说，拥有债务劳力没什么错。他们受益于这套制度，我也如此。就算农业完全机械化了，我还会留用债务劳力。你看，我们的关系，我就像劳工们的父亲一样。这是一种父子般的关系，我保护他们并指导他们。当然，有时我也会惩罚他们，正像一位父亲应该做的那样。”

其他的奴隶主也告诉我，他们的奴隶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精心管理和照料。他们为传统声辩：这套制度沿袭了如此之久，一定是自然规律。其他人则说，这是一个简单的优先权问题：他们认为，被奴役的人是不幸的，但他们必须靠此来养家糊口。通常奴隶主会说在他们和奴隶之间有许多管理层。他们故意说自己对管理层的所做所为一无所知，借此拒绝负责任。

“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

这一切表明，需要为解放的奴隶同时也为奴隶主建立一套发达的身份恢复制度。仅有人身自由是不够的。1865年美国奴隶被解放时，政府没有制定恢复奴隶平民地位的政策。当时谢尔曼将军曾许诺给每个曾是奴隶的人“40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但一直未兑现。结果是400万人陷入了极度的困顿状态，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有法律保障。这也说明，没有恢复奴隶平民身份制度的保护，连美国也要饱尝这种解放所带来的痛苦。

印度人权工作者Vivek Pandit从事解放债务奴隶的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他坚信真正的解放在于心灵，仅仅人身自由是不够的，例如Baldev的情况。相反，心灵的解放能带来人身的解放，例如Meera所做的。Pandit所在的组织设计了一套课程，指导从前的奴隶适应自由的生活。工作人员教授他们基础科学，以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对细节的注意力，通过角色扮演来激励他们解决难题，通过游戏培养他们的策略意识和团队协作。这项培训是在一次具有挑战性的公开对话之后开设的。在对话中劳工自述奴役生活并宣告摆脱奴役关系。这一宣告被纪录下来，并在村子里当众宣读。Pandit说：“从前的奴隶在这份公开的文件上按了手印后，他们就不能再回到从前了。”

解放和恢复身份的几种模式目前正在实地试验，加蓬的一个案例分析（详见www．sciam．com／explorations／2002／051102gabon）这些方案的经验表明，只有经济支持、咨询、教育的结合才能造就稳定、持久的自由。这类工作还处于初期阶段，对这些方案的系统评估还未出来。社会学家尚未对奴隶主一奴隶关系做过深入的探讨。

奴隶经济是另一个难题。自命的解放者如何能摧毁这种黑暗经济，又如何能从奴隶主家中追查那些奴隶生产的产品呢？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偷渡到异国他乡？他们中有多少人真正在做奴隶？为什么这股浊流日见汹猛？这股劳动大军对国民经济有什么影响？人口交易、毒品走私、军火贩卖三者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

奴役问题的研究会引起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争议。这一领域的研究者面临着大量的伦理学尴尬，当个人和政府企图掩盖他们的行为时，研究更难获得清楚、客观的结果。让人欣慰的是，这一问题正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受奴役的童工的境况已经得到了显著改善。反奴隶制的组织与使用奴隶制造的商品的行业之间的新型合作关系，也为奴隶制的废除提供了全新的模式。但是，如果我们的统计数据准确的话，每年只有很少一部分奴隶获得了自由。他们庞大的隐秘世界我们仍然不得而知。

从事奴隶制研究的人士首先都清楚他们的统计数据很不可靠。就其本质而言，奴隶制这个研究对象的题材就很难发掘，更不要说确定具体的数量。研究人员必须从已知的事实（基于警察、社会工作者、从事调查性新闻报道的记者和获得自由的奴隶们的报告）中推测勾勒出更为清晰的画面。这是科学领域里一个普遍的操作程序。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社会学好事天文物理学，都必须进行有指导性的推测。不幸的是，数值评估经常被反复引用却没有指出这些数据是多么具有随机性。

例如，最近国际移民组织查询了引用次数最多的人口偷渡的一组原始统计数据（1993年西欧非法移民大约有25-35万人）。确定这一数字的根据是遭警察拘捕和怀疑的6万偷渡者，而实际偷渡人数要比这高4-6倍。另一组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每年偷渡到美国的妇女和儿童有4.5-5万人）最初载于1999年4月的中央情报局分类简报上。那组数字的来源从未公布于众。

Kevin Bales用了两种方法来处理数值不确定性问题。首先，他将不同奴隶统计数字按具体的国家（地区）整理（见下表），原因是一些来自政府的统计可能偏低，而来自人权小组的统计可能偏高。表中省略了缺乏研究数据的国家和地区。其次，他绘制了不同国家（地区）里这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对比图（深浅不一的彩色图），这和奴隶的绝对数据相比可能更容易理解。

——George Musser

【赵辉／译 曾少立／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