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大脑中的自杀之魔

                                                                          Carol Ezzell

1994年，从一次愉快的家庭度假回来，两天后，我57岁的母亲用手枪对准她自己的左胸开了枪，子弹把她的心脏打了一个均匀而致命的洞——这一枪就像打在我们全家的心上!

那是7月份，一个星期六的午夜时分。后来我惊讶地了解到，在每年的那个时候，北半球的自杀率是最高的。我继父当时正在屋子另一端的浴室里淋浴，因此并未听到枪响。当他回到卧室后，我母亲身着睡衣倒仆在地毯上，已经奄奄一息了。死之前她试图对我继父说点什么，但他没有听明白。急救人员赶到后，救起的却是我继父，这是出乎意料的：由于震惊，继父一口气喘不过来，也差点死了。

这时，我正在300千米以外的公寓里睡觉。凌晨2点，公寓前台的电话把我叫醒了，说我的弟媳正在楼下，她要上来找我。我打开房门，对她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是妈妈出事了吗?”

我们有太多的家庭因亲人自杀而遭受极度的痛苦：每年美国有3万人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大约是去年死于艾滋病人数的一半。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呢?

据估计，美国有60-90％的自杀者都患有精神病。我母亲患的是狂躁抑郁症。除非患者正确服用有效的药物，否则狂躁抑郁症的人总是处在极度兴奋与极度绝望的两个极端上。大多数自杀者都有抑郁症或狂躁抑郁症病史，但重度抑郁症患者的自杀倾向并不相同。

科学家已经开始揭开自杀者的行为奥秘，也在探索自杀与非自杀致死者大脑的解剖和化学差异。如果这些差异能够通过药物影像扫描或血液试验探测出来，也许有朝一日医生就能鉴别那些想自杀的高危人群，以阻止悲剧的发生。不幸的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之光：尽管受到强烈的干预，许多具有自杀倾向的人还是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母亲留下的谜团

9年前那个湿闷的夜晚，我的母亲采取了绝望行为，寻找她这样做的动机是我要接受的又一件最困难的事情。我每天都受着痛苦的煎熬，想要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她在那个特殊的夜晚自杀。我也承受着沉重的内疚感，自问当时我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或者愿意做什么，才能阻止她。我所面对的最困难的事情是，我认识到我永远也无法知道答案。

也许在将来，我母亲的一些事不会再这样费解，因为研究人员正对这类事件进行探索。自杀倾向是与生俱来的还是痛苦经历积累的结果?现在离解答这个古老的问题至少前进了一步。

有关这种先天性与后天性的争论仍在精神病学界激烈地进行着，大多数自杀研究者的观点介乎两者之间。附属于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纽约州精神病研究所的Victoria Arango解释说：“一些问题是共同起作用的，我不是说自杀是纯生物学行为，但在开始时具有潜在的生物学危险。”她认为，生活经历、强大的压力以及心理因素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从根本上说，自杀之谜是由于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线路形成了一些缠绕在一起的无法承受的痛苦之结。

Arango及其哥伦比亚的同事John Mann正在努力解开这些痛苦之结，以辨别自杀的神经病理学基础。他们收集的自杀者大脑标本，被公认为是全美做得最好的。实验室内的25个低温冰柜保存着200件这类大脑标本，研究人员正在对它们进行神经解剖学、化学和遗传的差异方面的研究。这些差异也许是那些迫使自己结束生命的人所独有的。每件大脑都附有一个“心理解剖”，即对死者的家人和密友的访谈概要，由此来探求导致死者自杀的思想和行为状态。Mann说：“我们努力获得完整的情况，以便对那人作出全面的解释”。每件自杀者的大脑都配有一件对照大脑，对照大脑取于无精神病史且死亡年龄相当的非自杀同性。

人脑内有3磅重的凝胶状物质。这些细胞和分子与这个人的思想紧密相关，实际上，也就是能说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Mann和Arango的研究集中于前脑皮质，即位于前额骨后面的那部分脑。前脑皮质是所谓大脑执行功能的部位，包括内部审查机制以防止人们在难以应付的社交场合口吐真言或在潜在危险的冲动下做出不当行为。

前脑皮质对冲动衰减所起的作用特别引起了Mann和Arango的兴趣。几十年来科学家都把冲动作为自杀的预警器。虽然有一些人把自己的死亡计划得非常周密，如留下便条、遗嘱甚至葬礼方案，但包括我母亲在内的许多人，其自杀似乎是突发的：在非常糟糕的一天作出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决定。因此Arango和Mann在这些自杀者的大脑内寻找线索，作为那种冲动的生物学基础。其中一个焦点是大脑化学物血清素的存在与否(以前对冲动基础的研究指示了该物质的缺失)。

血清素是一种神经传递介质，它是一种分子，通过跳过神经元之间称为突触的微小间隙，把信号从一个脑细胞传递到另一个脑细胞。称为囊的膜状气泡从每一个信号发送神经元(也称突触前神经元)中喷发，将血清素释放到突触中。而接收神经元(也称突触后神经元)的接收器与神经传递介质结合，改变细胞的生化结构，从而能改变该细胞对其他刺激源的反应，或者把基因打开或关闭。片刻之后，突触前细胞用称为血清素传送器的分子海绵把血清素重新吸收。

血清素有镇静大脑意识的作用。Prozac和类似的抗抑郁药物的作用是结合血清素传送器以阻止突触前神经元过快地吸收分泌的血清素，使它们在突触内多停留一会儿，以便持续地传递其镇静的效果。

藏在大脑中的魔鬼

20多年前，就有关于大脑低血清素水平与抑郁、攻击行为和冲动倾向相关联的报道，但与自杀有关的证据却表现得非常紊乱。一些研究发现了自杀者大脑中血清素水平的降低，但另一些研究却发现情况并非如此，还有一些人观察到在大脑的某个区域缺乏血清素，而在其他区域则不缺乏。又有一些人描述了血清素接受器数量的增加，或是把血清素信号从这些接受器传送到神经元内部的化学反应链的不足。

尽管存在着不一致，但大量的证据都强烈地指向了自杀者大脑中血清素系统的问题。最近Arango和Mann的发现支持了这种一贯的看法。

在曼哈顿岛最上端的一个两层楼的实验室里，Arango的技术人员弓腰进入一个打开的冷冻室，用微切片机从一个冷冻大脑切下一片羽毛般的薄片(大脑由那些急于帮助科学家研究自杀谜团的悲痛的自杀者亲属所捐赠)。她用一把冷冻过的刷子，小心翼翼地将这片冰冻组织扫到快照大小的载玻片上。然后，她用带着手套的手的体温将该脑组织薄片融化在载玻片上，这个过程就像在一个寒冷的冬日观看明亮的阳光将窗上的霜雪融化掉一样。

在哥伦比亚标本室工作的科学家将大脑分成左右半球，然后小心地把每个半球从前到后切成10到12块。在经过冷冻并经微切片机切片之后，每块可分为大约160片比头发丝还细的薄片。

这种方法的主要好处在于Arango和Mann研究组能够在相同的大脑切片上实施几种不同的生化检测，确定出现异常情况的精确解剖部位。以虚拟方式重组这些切片，它们能合成一个整体模型，展示那些异常之处是如何一致性地影响一种复杂行为的。在2001年美国神经心理药理学联合会议上，Arango报告说，那些因抑郁症而自杀者的大脑中，其眼眶额前叶皮质层(即正好在每只眼睛上方的那个部位的大脑)的神经元含量较少。而且，在自杀者大脑中，那个部位突触前血清素传送器的数量仅仅是对照大脑的三分之一，但突触后血清素接受器却多了几乎30％。

这些结果表明，自杀者的大脑通过增加感觉神经传递介质的分子设备和减少再吸收的传送器数量，试图最大程度地利用他们所具有的每一个血清素分子。Arango得出结论：“我们相信自杀者的血清素系统存在缺陷，严重到连Prozac都无济于事。”抑制血清素的再摄取对阻止自杀并非总是有效：我母亲尽管每天服用40毫克的Prozac，她还是自杀了。

Mann及其同事目前正在设计一种正电子发射断层摄像(PET)试验，以期在未来帮助医生判断那些血清素异常变化最大的患者，即那些自杀高危者。PET扫描通过监测大脑哪个区域消耗的血糖最多来反映大脑的活动；服用促进血清素释放的药物如苯氟拉明可帮助科学家找到利用血清素的活跃大脑区域。

在今年1月份的《普通精神病学档案》中，Mann及其同事报告了企图自杀者额前叶皮质层活性和这种企图的潜在致命程度之间的关系。那些使用最危险方式，如口服最大剂量药物或从最高点跳下的自杀者，其额前叶皮质层的血清素活性最小。Mann评论道：“自杀的方式越致命，其(血清素活性)异常就越明显”。

伊利诺斯大学的N．Pandey同意大脑血清素系统是了解自杀的关键。但他说：“很多证据表明自杀者的血清素不足，但这种不足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其他的缺失遥相呼应的。他们的整个系统似乎都改变了。”

然而，血清素假设并没有排除其他神经传递介质的重要作用。血清素仅仅是下丘脑一脑垂体一肾上腺(HPA)这一复杂生化网中的分子之一，大脑的下丘脑和垂体腺与肾脏上部的肾上腺在此通讯。HPA是造成所谓的“战斗或逃跑”(fight—or-flight)反应的原因，例如在行驶中避开一次可能的撞车后，你能感到心跳加快，手心出汗。特别是下丘脑在应激状态下释放的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因子能够导致前部垂体制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后者反过来促使肾上腺皮质产生诸如氢化可的松的糖皮质激素。氢化可的松在身体应激状态下能够升高血糖浓度、增加心率并抑制过度免疫反应。

血清素因可调节刺激的阂值而被纳入HPA轴系。研究人员如艾默里大学医学院的B．Nemeroff及其同事发现，极度糟糕的早期生活经历(如儿时受虐)，能改变HPA轴的正常性，在大脑中留下实在的生化印记，使其以后容易对压力产生过度反应而发生抑郁。

1995年，Pandey研究小组的报告显示，自杀危险人群的血清素异常能够通过一种相对简单的血液检测方法查到。当他与同事比较了有自杀企图者和无自杀企图者血液中血小板(凝血细胞)上的血清素受体后，他们发现那些有自杀想法的人具有更多的血清素受体(血小板恰好含有血清素的受体，虽然还不清楚其原因)。

Pandey的研究小组得出结论，认为受体的增多反映了有自杀倾向的人群大脑中的一种相似性，即徒劳地试图积蓄尽可能多的血清素。为了证明它们之间的联系，Pandey希望能确定这种联系是否在那些最终还是走上自杀之路的人中持续存在。他说：“我们想知道血小板是否能够作为鉴别那些自杀倾向者的标记物。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但是比较缓慢。”

自杀的遗传性

在研究人员还没有找到能够预测那些高危自杀者的办法之前，医生们可以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与自杀者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身上。在2002年9月的《普通精神病学档案》中，Mann和位于匹兹堡的西方精神病研究所兼临床部的A. Brent及其同事认为，自杀企图者的后代的自杀危险性比那些父母从无自杀企图的人要高出6倍。这种联系部分地表明自杀具有遗传性，但寻找诱发基因的努力还没有结果。在90年代早期的研究中，新泽西州东奥兰治退伍事务医疗中心部的Alec Roy观察到，在同卵双胞胎中如其中一位死于自杀，则另一位有13%的可能性最终也会以自杀来结束生命，而异卵双胞胎中的另一位也自杀的可能性仅有0.7%。

这些统计数据对我和其他与自杀者有血缘关系的人提出了警告。在我卧室的一个小瓶子里，我还保存着一粒子弹，它与杀害我母亲的子弹原放在同一个盒子里。在她死后警察取走了手枪，我在清理她卧室衣橱时扔掉了剩余的子弹。但我愿意保存一颗冰冷的金属来作为纪念，让它提醒我生命是如此脆弱，提醒我一次冲动会带来多么巨大而不幸的后果。也许有一天科学能够更好地了解这类悲剧行为的根源，是累死我这样的家庭免遭不幸。

【王伟/译   曾少立/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