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和欧洲的一些试验室里，几十名基因学家正在创造一种隐形病毒，这些病毒能够携带人造载体进入细胞而不被免疫系统发现。其他一些科学家利用甲型流行性感冒的病原体作实验，并发现一个传染性病毒可以仅由8个DNA短链组成，很容易通过仪器合成。如果一年前，大家很有可能只会对这些研究者的创新成果表示钦佩，因为他们毕竟只是试图完善遗传病的基因治疗方法并试图发现治疗传染病的新药。
现在，在美国政府和传媒第一次经历了生物武器的袭击后——尽管只是一次拙劣，一次毫无目的的袭击——生物学家却更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做的研究工作的另一面。能够自然产生并最可能用来制成武器的生物制剂有50种之多，依靠我们已经掌握的一种疫苗和一些有效药的配方，目前我们能够应付炭疽热病毒和其中的11种制剂或者更多。科学的进步将有可能为我们提供一定的保护措施来对付剩下的38种生物制剂。到那时，防御将处于有利地位。
但是生物技术正在加速发展并使微生物遗传工程的工作趋于自动化。正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民用生物防御学研究中心的学者Gigi Kwik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普通人就能够很容易完成在过去需要一个博士论文才能完成的计划。科学家诙谐地比喻：过去，一个知识丰富的高中生才能制造生物武器，现在借助邮购来的试剂盒和全自动DNA合成仪，一个高中的门卫都可以制造生物武器。
谢天谢地，这只是个夸张的比喻。为阻止哪一天某个图谋不轨的工程师真的能制造出新的抵制抗生素的病原体，或者能够绕过免疫系统袭击身体并对身体造成严重破坏的病原体，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美国在去年10月底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除研究和医药目的以外，凡持有生物制剂的行为均可认定为犯罪行为。该法案还规定，对处理某些致命的微生物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需进行药物检查和背景调查。紧接着，在美国众参两院通过的一系列法案还将要求每一个同细菌或毒素打交道的工作人员在联邦政府登记。
地处华盛顿的亨利•斯狄姆森中心的生物反恐专家Amy E. Smithson指出：“目前我们还不能很好地掌握什么样的病原体处于何处。我们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制定法规。”
以华盛顿为基地的生物技术工业组织的董事长Carl Feldbaum则说“安全措施是否合适？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合适的。但是否足够呢？可能还不够。我想我们现在需要开始考虑控制人们获取和出口那些新型仪器，因为利用这些仪器一个新手就可以用来制造出危险的生物制剂。”
美国军方的国防反威胁局每年都要审查25000件出口许可证申报单，以检查是否有设备或材料被发送到可以利用它们制成先进武器的地方。项目审查表大约有326页，但用于生产生物武器的款项只有4页。据发言人称，在过去15年中，美国海关尚没有抓获过任何非法运输生物武器的船只或人员。
值得一提的是加利福尼亚州欧文市的一家名为艾勒根的生物科技公司。1998年美国政府指控该公司向世界各地提供412批内毒杆菌毒素，其中就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黎巴嫩等国家，艾勒根公司为此花费了82．4万美元来平息此事。在此事件之后，又查获几起违法事件。但是出口DNA合成仪、测序仪和其它更易于从事微生物遗传工程的自动化机器并不需要特别的许可证。比如，应用生物系统公司是规模很大的该类设备的供应商，它的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而它的分公司则遍布于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沙特阿拉伯等60多个国家。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力雄厚，意志坚决的恐怖分子能够在短时期内研制出一批抵抗疫苗的细菌，而能保证不伤害到自己。Smithson强调，前苏联的生物武器计划十分庞大，几十年中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在几十个研究所里致力于生物武器的研究。然而，在炭疽热病毒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爆发并导致近70人死亡后，此项研究计划才暴露于天下。
Feldbaum指出生物拄术行业的领导人现在已经开始就限制出口高科技设备的问题与政府官员展开对话。但是有些生物研究项目很难用核研究的分类方式来进行分类。Kwik指出：“我们认为仅对科学家实行组织严密的管制或实行命令式控制是并不能起到作用的，学术界会拼命地抵制管制，谁又能指责他们呢？但是或许科学家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将恐怖分子拒之门外。”
制裁与法律
手段
曾经指挥联合国摧毁伊拉克生化武器库的Richard Butler在2000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提出，加强国际制裁是阻止生物武器军备竞赛的最有效方式。他还认为持有生化武器行为或明显地计划生产生化武器的行为应被划定为反人类罪。
【杨双杰 杨奎／译 张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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