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20世纪是一个科学技术大爆炸的时代，是充满活力的现代主义艺术大解放的时代，是民主与人权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的时代。同时，它也是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种族灭绝和险些控制全球的极权主义的黑暗与野蛮的时代。在充斥这些喧嚣与动荡的同时，人类还一边变着法子大规模地毁坏自然环境和恣意德挥霍这个星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因此，我们加速了整个生态系统的毁灭以及成千上万具有百万年历史的物种的灭绝。如果地球维持我们生存的能力是有限的——事实上确是如此——那么我们都因为太忙碌而忽略了这一点。

新世纪伊始，我们已开始从谵妄中惊醒。现在，我们的性情日益后意识形态化，也许我们能在毁灭这个星球之前安静下来。是到该整理一下地球的时候了，我们应该计算需要多少资源才能使所有的人都满意而丰足地在未来生活下去。本世纪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最好地过渡到一种为我们自己也为承载我们的生态环境的持久文化。

地球承载力的底线与我们的主导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通常估计的不一样。他们通常忽视了那些重要的数字。全球人口已过60亿，照此势头将在本世纪中叶达到80亿以上，人均淡水和可耕地面积已下降到资源专家认为的危险水平。生态区——全世界所有用于食物、住房、能源、交通、商业与废物处理的能产地与浅海的人均占有量——发展中国家约为1公顷(15亩)而美国约为9．6公顷(144亩)，全世界平均为2.1公顷(31.5亩)。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如果全世界每个人都达到目前美国的消耗水平，还需要增加4个地球。发展中国家的50亿人口可能永远无法指望达到这种挥霍水平了。为了努力达到一种至少过得去的生活水准，发展中国家已加入了工业国家扫荡剩余的自然环境资源的行列。与此同时，人类已经成为一股地球物理力量，这是地球历史上第一个特性如此不可捉摸的物种。我们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推向了至少是20万年来的最高浓度，破坏了氮气间的平衡，造成了终将一起倒霉的全球升温。

简而言之，我们已进入了环境的世纪，在这个世纪，即将到来的时代被贴切地想象成如一个瓶颈。科学、技术、缺乏自知之明以及旧石器时代的痼疾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境地。现在，科学、技术、前瞻性和精神勇气，必将帮助我们突破瓶颈，走向未来。

“等一等！停一下，给我一分钟！”——这是喜欢高产的经济学家的声音。让我们来认真听听他说些什么。他关注的焦点是生产与消耗。他说，这是世界的需要。当然，他是对的，每个物种都靠生产和消耗过活。树木找到并“消耗掉”养分与阳光；美洲豹找到并“消耗掉”鹿；而农民先是将树木和美洲豹都“消耗掉”，以便腾出空间来种植玉米——目的还是为了消耗。这位经济学家的思想建立在理性选择的精确模式和回顾悠久历史的基础之上。他的参数是国内生产总值、贸易平衡和竞争指数。他身为数家机构的理事会成员；他去华盛顿公干，并偶尔出现在电视谈话节目上；他坚持认为这颗行星将永远富饶，并且还未被充分利用。

但是生态学家有一种不同的世界观。他关注的焦点是谷物产量的供给不足，地下水的过度抽取以及面临威胁的生态环境。尽管微弱，但在高层政府与机构中也有他的声音。他在非营利性机构任职，为本刊撰稿，有时候也被召去华盛顿。他坚持认为这颗行星已衰弱不堪，正处于不断的麻烦中。

经济学家如是说

“放轻松！尽管世界末日说已经存在了200年，可人类正在享受史无前例的繁荣。当然、存在环境问题，但它们可以得到解决。它们是前进道路上的石子，是要被清除的。全球经济形势喜人。发达工业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尽管亚洲四小虎有些衰退，它们仍在追赶北美与欧洲。纵观全世界，制造、与服务业经济正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950年起，人均收入与肉产量持续增长。作为全世界主要农产品的谷物为贫困国家提供了一半以上的食物热量。尽管也是从1950年起全球人口以每年1.8%的速度爆炸性地增长，但谷物产品的增长超过了人口增长的步伐，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人均275公斤增长到了20世纪80年代的370公斤。现在发达国家的森林再生速度与砍伐速度相等或几乎相等。尽管一个严重问题是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地区的纤维量在急剧下降，但我肯定在可预见的将来它还不会造成全球性的匮乏。人工林已成为补救措施：现在已有20％多的工业用木材纤维来自人工种植林。

“社会进步与经济增长同步：文化普及率不断攀升；随之而来的是妇女解放与女权主义；民主——这个统治的法宝在一个又一个国家得到推广；由电脑和互联网发动的通讯革命加速了贸易全球化以及一种更有益和平的国际文化的发展。

“两个世纪以来，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恐惧侵扰了未来主义的梦。末日论者声称，呈指数增长的人口必定会透支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并带来饥荒、混乱与战争。有时这些现象确实发生在局部地域，但那更多地是由政治不良所致，而不是马尔萨斯人口计算法的问题。人类的创造力总能找到方法安置增长的人口，并让大多数人都过上富足的生活。

“智慧与努力已使环境向有益于人类生活的方向转变，我们已把一个荒凉不毛的世界变成了一个花园。地球的命运就是由人类来主宰。随着我们的发展，我们所造成的有害的紊乱将会得到缓解和改变。”

环境学家如是说

是的，确实在许多方面人类的生活状况有很大的提高，但你只描绘了这幅图景的一面。我完全尊重你的论述，但你的逻辑是非常危险的。按照你对世界的看法，人类已学会了如何创造一个经济驱动的天堂。如果地球是一颗无限大且无限可塑的行星，那你还是对的。但你显然应该清楚地球是有限的且它的环境在日益变得脆弱。任何人都不应该把国民生产总值与公司年度报表作为世界长远经济前景的有效预测依据。对于这些资料，如果我们想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就必须再加上自然资源专家和生态经济学家的研究报告。他们是寻求准确的平衡表的专家，这一平衡表包括经济增长使地球付出的代价的总账目。

“这类新型的分析家认为，经济与社会进步对环境资源基础具有依赖性，而我们再也承受不起忽略个事实的后果。具有长期重要意义的是自然资源作用下的经济增长的内容，而不仅仅是生产与流通产生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不计代价地伐光森林、耗尽水源、任由河道冲积地表土，却未曾考虑其代价，那它就是一个盲目的国家。

“如果按常规测算全球经济产值，现在约为3l万亿美元。假设按预计每年正常增长3个百分点，到2050年，理论上将达到l38万亿美元。只要对这个收入稍做均摊调整，就目前的标准而言全世界的人口都将是富裕的，似乎乌托邦终于实现了！那么这一论证的漏洞在哪里呢？在我们脚下正在崩溃的环境。如果自然资源，尤其是淡水与可耕地，继续以目前的人均占有率消耗下去，经济繁荣将失去动力。在这一过程中，扩大能产地的努力将毁灭世界上一大部分动植物种群。这点即使你不担忧，我也担忧。

“所划置的能产地与生态区之比已大得让地球无法承受，而它还在继续扩大。最近一项基于这一思想的研究报告估计，l978年人类总人口就超过了地球的承受能力。到2000年超过了这一承受力的1．4倍。如果像l987年Brundtland报告所建议的那样，现在把12％的土地划拨出来以保护自然环境，那么地球的承受能力在更早的1972年就被超过了。简言之，地球已经丧失了再生能力，除非全球的消耗降低，或者全球生产力提高，或两者双管齐下。”

“世界真相”

将两种关于经济前景的针锋相对的观点戏剧化，并不意味着存在两种精神气质迥异的文化。所有关心经济与环境的人都属于同一个文化群体，并且是社会的主流。我们的两位辩论者关注的分别是我们所处的同一时空的不同方面。他们在预测未来世界形势的长远性和对非人类生命的关注程度等因素上存在异见。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及其除政治上最保守者之外的所有公众代言人，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个世界存在限度和我们已无法承受更高的人口增长。他们知道人类正在毁灭多种多样的生物，只是他们不想花很多时间去考虑这个问题而已。

幸运的是，环境学家的观点正在普及。也许现在我们应该停止称其为“环境学家的观点”了——因为那样显得它似乎只是人类主流活动之外的一种游说——我们应该开始称其为“世界真相观”。在实用主义的报表+经理型经济中，平衡账目将是日常工作。传统的国民生产总值（GNP）将被更全面的净增长指标（GPI，genuineprogressindicator）所取代，它包括对经济活动的环境成本的预算。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科学家、政治领导人以及其他人士已明确表示赞同这种转变。

那么，人口与环境的基本实况如何呢？根据现有的数据资料，我们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并且更清楚地显示人类与其他生物正在经历的这个瓶颈。大约在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突破了60亿。它以每年1.4%的速度持续攀升，每天增加20万，每周相当于增加一个大城市的人口。尽管人口增长速度已开始减缓，但基本上仍然是呈指数上升的：人口越多，人口增长就越快，因而人口会更多，增长速度会更快，如此循环往复．直至天文数字，除非逆转这种趋势至零增长成负增长。这种指数递增意味着1950年生的人首次在有生之年看到了人口翻番，即从25亿到目前的60多亿。20世纪出现的人口比此前人类历史上的总和还要多。l800年的人口约为10亿，而1900年还只有16亿。

20世纪人类人口的增长模式更像细菌而非灵长类动物。当人口突破60亿标线时，我们也许也突破了已存在过的任何地面大型动物生物量的100倍大关。如果未来l00年还照此不误，我们和其他生物都承受不起了。

上世纪结束时我们看到了些许慰籍。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南北美洲、欧洲、澳洲以及亚洲大部——人们已开始小心翼翼地刹车。全世界妇女人均子女数从1960年的4.3人下降到了2000年的2.6人。而人口零增长——出生率与死亡率均衡而人口保持恒定——所要求的数字是2.1人（有10%的余量来补充婴幼儿的死亡）。只要妇女的人均子女数比2.1人略高些，人口仍呈指数增长。这意味着尽管这一数字接近2.1时人口增长的速度已在锐减，但从理论上说，人类的增长仍将是无限的，如果假以足够长的时间，他们将达到地球的总重量。这一奇想是为了用一种数学方法说明任何零以上的人口正增长都是我们承受不起的。反之，如果人均子女数下降了2.1人以下，人口就会进入负增长并开始下降。当然，说临界点就是2.1是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医学与公共卫生的进步可以使临界点朝完美的最小数字2.0（无婴幼儿死亡）偏移，而饥荒、流行病和战争会使死亡率剧增从而要求该数字大大超过2.1。但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世界各地的地区差异和统计学偏差会彼此抵消，人口学的铁律将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这一铁律总是向我们传达这样一个基本的信息：超生会使地球超载。

到2000年为止，所有西欧国家的人口出生率都降至了2．1以下，领先的是意大利的1．2(这还是鼓吹生育者虔诚说教的结果)。泰国同样跨越了这一神奇的数字，另外就是美国的非移民人口。

当一个国家的出生率跌到临界值或大大低于临界值，其绝对人口的增比不会立即停止，因为此前的人口正增长造成的年轻人口比例偏高，育龄人口基数很大且这些年轻人还有很长的生命之路。随着这一大拨人的老龄化，生育人口的比例减小，人口的年龄分布稳定在零人口增长的水平，人口增长才会疲软直至停止。或者说，当一个国家的人口增长跌破临界点时，在绝对增长率为负值与人口确实下降之间会有一个滞后期。例如，意大利与德国已经进入了这么一个真正的人口下降阶段。

全球人口下降归功于三种互锁的社会力量：科技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由此引发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狂潮，以及作为全球化与城市人口爆炸结果的女权主义。妇女在社会与经济上的解放导致了生育的减少。妇女选择少生孩子可以看作是人类本能传给后人的一份幸运甚或神奇的礼物。妇女的更加富有和更少禁锢本来可以使她们选择生育更多孩子来获得满足感，但她们选择了相反的一面。她们倾向于少生优育，这样孩子可以在更好的卫生与教育条件下成长。同时她们可以为自己选择更好更保健的生活。即使不是每位妇女都如此，这种趋势看来也是非常广泛的潮流。它的重要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社会批评家常说人类为自身的本能所害，诸如部落制、侵略以及个人贪欲。我相信未来的人口学家将指出，从另一方面而言人类被这一母性本能的迅速转变所拯救。

如果家庭小型化的全球趋势持续下去的话，它将最终终止人口的增长并随后出现回落。这个人口顶峰有多高？会在何时发生？人类达到这个顶峰时的环境代价有多大？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署人口处发布了对2050年人口预测的详细报告，预测区间从73亿一直到144亿，最后有可能的数据在90亿到100亿之间。

在上述预测体系中仍然存在着足够多的缓解人口增长的方法来为谨慎的乐观主义辩护。有选择权和接受避孕措施的妇女通常实施节育，迄止1996年，约有130个国家为计划生育服务拨了专款，尤其是有半数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也拥有与经济和军事政策并举的官方人口政策，其余国家90%以上已声明它们有意效仿此举。一个令人惊奇的例外是，在美国这种思想实际上还是一种禁忌。

发展中国家对人口控制的鼓励一点都不算走的太快。世界环境的命运最终就在他们手中。现在全球人口的增长几乎全在发展中国家，而它们向更高的人均消费水平迈进的道路将是艰苦卓绝的。

他们的生育威力带来了多种严重后果。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已经远比发达国家的年轻，而且两者的差距注定还要拉大。拉各斯、马瑙斯、卡拉奇以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都成了儿童的海洋。在一个刚从欧洲或北美去的观光客看来，感觉那里就像一个巨大的学校刚刚放学。至少68个国家有40%以上的人口年龄在15岁以下。

这些国家起点低、底子薄，更兼人口大部分由青少年构成，为国民提供最低限度的医疗与教育都感吃力。其大量过剩的非熟练廉价劳动力可以转化成某些经济的优势，但不幸的是，这也成了提供给种族冲突与战争的炮灰。由于人口继续激增，水与可耕地越来越少，工业国家将会感受到它们的压力，这些压力表现为不可遏制的移民和蔓延的国际恐怖主义等。我总算理解了多年以前我向总统的科技顾问声辩我的自然环境观时对方给我的忠告：买你账的是外交政策。

究竟多少人口才是地球承受力的极限呢？我们或许能给出一个粗略的答案，但它是一个取决于三个条件的变量：地球支撑力在未来的持久性；资源分配的平均程度；大多数人期望达到的生活品质。就拿经济学家通常看作承受力指征的食物来说吧。粮食为人类提供了大部分食物热量，目前世界粮食产量约为每年20亿吨。理论上讲这足够供给100亿东印度人，他们以谷物为主食，肉食以西方标准而言很少很少。但同样的粮食量只够供给月25亿美国人，其中相当大一部分被他们用于喂养禽畜。避免绝境的方法有二：要么工业国家的人口吃更多的素食，要么全世界粮食产量提高50%以上。

生物圈的局限性铁一般真实，我们正步入其中的瓶颈铁一般真实。任何没有吃兴奋剂的人都应该清楚，不管人类采不采取措施，地球对人口的承受力正在接近极限。我们已经以各种方式用掉了地球绿色植物所产生的有机物质的40%。如果所有的人都吃素，只保留极少或不保留家畜，目前的14亿公顷（210亿亩）可耕地可以供养约100亿人口。如果人类将陆地与海洋植物的光合作用获得的所有能量（约40万亿瓦特）全部用作食物，地球可以支撑约160亿人口。但在远未到达那一步的时候，地球肯定就已经变得如地狱一般。

当然，或许会有逃生之路。石油储量可以转化为食物，直至被耗尽。还可以设想用原子聚变能的光来进行光合作用，是植物的生长摆脱对太阳的依赖，从而产生更多的食物。人类甚至可以考虑有朝一日变成天体生物学家所说的“二次文明”——全面地利用太阳的能量来维持地球以及所有其他太阳系殖民行星上的人类生命。可以肯定，我们探索这些新领域的目的不是为了仅仅继续我们愚蠢的生育。

中国的人口与环境压力

中国是环境变化的中心地区和人口压力的典型国家。2000年它的人口为12亿，占世界人口的1/5，人口学家认为到2030年其人口可能上升到16亿。中国人口在1950-2000年增长了7亿，超过工业革命开始时的全球人口总和。这一庞大的人口增量挤压在占地面积大约相当于美国东部的长江与黄河流域。中国的西部充满沙漠与山脉，南部受限于其他文明的抵制，农业人口在祖先已耕作了数千年的土地上越来越稠密。中国实际上变成了一个过度拥挤的“岛屿”。

中国国民已经充分发挥了他们高度的智慧和创造力。今天，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粮食生产国。但中国庞大人口的消费力几乎超过了它的生产力。1997年，一个科学家小组给美国国家情报会议（NIC）的报告预测，到2025年中国每年将需要进口1．75亿吨粮食。外推到2030年中国的粮食年进口将达2亿吨，等于目前全世界的粮食年出口总量。这个模型中某个参数的微小变化都会造成这些数字的涨落，但赌注是如此之高，因此在战略计划中乐观主义是一种危险的态度。1997年后，中国事实上制定了一个到省一级的旨在将粮食产量提升到具有出口能力的紧急计划。这一努力取得了成功但可能只是暂时的，中国政府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个事实。这一计划要求开垦贫瘠土地，加重了土地的环境破坏，而且加速了该国宝贵的地下水的损耗。

根据NIC的这份报告，中国粮食的任何减产都会被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和欧盟这五大粮食出口地所填补。这些粮食出口大户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出口量急速攀升，随后在1980年衰减到接近现在的水平。以现有农业生产力与技术，这一产量似乎不可能再有显著的增长了。美国与欧盟已将早期农产品计划中闲置的所有农田重又投入生产。澳大利亚与加拿大由于严重依赖于旱地农业而受制于降雨量不足。阿根廷有增产潜力，但由于面积较小，其年均盈余不太可能突破1000万吨。

中国对灌溉的依赖性很大，灌溉水从地下水层与大河中汲取。地理因素在这里再次成为最大的难题：中国三分之二的农业在北方，而五分之四的供水在南方——主要在长江流域。灌溉与家庭和工业用水已经抽干了黄河、海河、淮河以及辽河等北方流域。从1972年开始，黄河河道在山东省境内从内陆的省会济南到出海口的河段已几乎年年干涸见底。1997年，黄河断流130天，重新开流后年内又一次断流，创造了断流总天数226天的记录。由于山东省通常占中国小麦产量的五分之一，玉米产量的七分之一，因此黄河断流的后果非同小可，仅1997年一年的农作物损失就达到17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北方平原的地下水急剧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下降率达1.5米。在1965-1995年期间，北京的地下水位下降了37米。由于黄河流域面临长期缺水，中国政府建设了规模仅次于长江三峡大坝的小浪底大坝工程，希望籍此解决周期性的洪涝与干旱。此外，中国政府正在制定从不干涸的长江通过运河分别引水到黄河和北京的计划。

这些措施或许可以、或许不足以维持中国的农业与经济增长，但它们可怕的副作用使问题复杂化了。有一项研究报告称，首要的问题是来自上游黄土平原的使黄河成为世界上最混浊河流的淤泥，这些淤泥30年后存在填掉小浪底水库的潜在威胁。中国已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被迫将它的低海拔地区当作一个巨大的的水力系统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规划。但这不是根本的问题，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有太多的人口。此外，中国的国民具有令人敬佩的勤劳品格和强烈的仍呈上升趋势的流动性。因此，他们对水的需求尽管已遭到巨大的压力仍在急剧上升。到2030年，仅居民用水一项预计就将增加4倍以上，达到1340亿吨，而工业用水将增加5倍，达到2690亿吨。后果是直接而严重的，在中国的617个城市当中，有300个已面临缺水。

进退两难的困境加剧了中国农业的压力，这样的困境每个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要消费更多的食物并且向肉类和奶制品转移。由于用粮食喂养禽畜而食肉比直接食用粮食时每公斤粮食的热量利用率更低，因此人均粮食消费增长得更多。而与此同时，可用的水资源保持不变或基本不变。在开放的市场中，农业用水在竞争上不是工业用水的对手。1000吨淡水生产1吨小麦，价值200美元；但同样的水用于工业可以创造14000美元。对于已然缺乏水和耕地的中国，工业化和贸易使它越繁荣，水就变得越金贵，农业成本也会相应增长，除非给予节水补贴，否则食品也会涨价。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以巨大的政府资金修建三峡与小浪底大坝的基本理由。

理论上说来，一个富裕的工业化国家没有必要在农业上自给自足。也是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可以通过五大粮食出口国购买粮食弥补短缺。遗憾的是，中国的人口太多而全球的粮食盈余对其而言太有限，不足以在不改变全球市场的情况下解决它的问题。单凭中国一国之需看来注定要抬高粮食价格，这使得其他更穷的发展中国家更难满足他们自己的需求。

目前，粮食价格正在下降，但看来这种情况肯定会变化，因为全球人口正在大踏步向90亿以上迈进。资源学家认为，不能完全通过水利工程来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包括粮食、水果与蔬菜的轮作，这需要更加密集的劳动力，给中国提供了一种竞争优势。为实现这一点，可在工业与家庭用水方面配合实行严格的节水措施；耕作中采用喷灌和滴灌；放弃浪费水资源的传统漫灌和渠灌；并将土地所有权私有化，通过补贴和放开价格，增强农民保护水土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中国为支持经济增长而付出的环境代价尽管已经被纳入国家财政平衡表，但它正在迅速蹿升到破坏性的程度。水污染便是最有说服力的指标之一，下面是一些发人深省的测评。中国拥有总长50000公里的主要河道，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资料，这些河流80%已不再适合鱼类生存。黄河有很长的河段已经干涸，大量淤塞的污泥中含有铬、镉以及从炼油厂、造纸厂和化工厂排出的其它有毒物质，已经不适合人类使用或农田灌溉了。细菌和有毒废弃物污染造成的疾病具有传染性。

至少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是很可能能够自给自足的，但它自己的数据资料显示，即使它加速工业化与超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作为拯救命运的转机，它仍将处于灾难的边缘。中国的环境绝境使它在历史的叵测面前脆弱无力。战争、持续干旱或庄稼病虫害等都可以打垮它的经济。庞大的人口使它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所拯救。

中国值得我们密切关注，不仅因为它是一个一失足就会震撼全世界的不稳定的巨人，还因为它在环境这条路上远远地一马当先，而他人似乎正在不可阻挡地跟进。如果中国解决了它的问题，其经验与教训可以应用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美国国民也正在向人口过多和将他们自己的陆地与水(从海洋到浅海)消耗殆尽的道路上大踏步地迈进。

环保主义的实质

环境保护主义仍然被普遍地看作是一项涉及特殊利益的游说，在美国尤其如此。在这些目光短浅者看来，环保论的支持者们张牙舞爪，夸大污染和濒危物种的状况，施加压力以求得对工业实行限制和对自然区实行保护，甚至不惜以牺牲经济和就业为代价。

其实，环境保护主义有着更为核心和更为重要得多的意义，科学以下面的方式定义了它的实质。与太阳系其他行星不同，地球不是处于一种物理平衡状态。它凭籍有生机的地壳创造了支撑生命的特殊环境。生物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生机盎然的生物层，这些生物的活动相互关联，形成精确而微弱的全球能量和有机物质输送的循环路线。通过生物圈的运动，地球表面的土壤、水和大气历经数百万年的进化后达到了目前的状况。生物圈每时每刻都在为我们创造一个全新的特殊世界，并将它维持在一种独特的脆弱的物理不平衡状态。在这一不平衡状态下，人类受到完全的束缚。我们对生物圈的任何改变都将令我们从生物界精密舞蹈的环境中出局。我们破坏生态系统灭绝物种的行为是对这颗行星赠与我们的最伟大遗产的败蚀，并因此威胁到我们自身的生存。

人类不是下凡到这个星球的天使，也不是来自其他星球的地球殖民者。我们是这里土生土长经过千百万年进化而来的众多物种中的一种，我们的存在是一个与其他物种环环相扣的生命奇迹。我们本无必要如此不予理会和粗暴对待的自然环境是我们的襁褓、摇篮和学校，是我们现在唯一的家。赋予我们生命的每一根肌体纤维、每一次生化反应都与适应地球特定环境紧密相关。这就是环境保护主义的实质，是献身于地球环保的人们的指导性原则。但它还没有成为一种普遍的世界性观点，显然还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来转移许多人对体育、政治、宗教和个人财产的主要关注。

我认为，人类对地球环境的漠然根植于人类天性的深处。显然，人类大脑在过去的进化使它的情感只局限于一小块地理区域、有限的一些亲友、以及未来的两三代。不要看得太远、不要管得太宽正是达尔文主义的要点。我们天生不太关心那些不急于要求验证的对遥远未来的预测，人们把这种态度当成一种有益的常识。人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短视的思考方式？原因很简单：这是我们旧石器时代传统的一个顽固成分。千百万年以来，那些在亲友的小圈子里谋求短期利益的人总是更长寿更多子多福一一尽管大家都这样会导致部落或王国的土崩瓦解。那种可能拯救他们远世后人的长远眼光要求人们要有洞察力和浩瀚的利他主义，但受制于人类的天性，这些很难谈得上。

这一环境问题的两难选择源于短期价值观与长期价值观的冲突。选择自己部落或国家的近期价值观相对较容易；选择全球遥远未来的价值观也相对较容易，至少理论上如此；而将两者合二为一建立一种普遍的环境伦理观则非常之难。但我们必须合此二者为一，因为普遍的环境伦理现是引领人类及其他生物走出我们愚蠢制造的瓶颈的唯一指南。

【肖莉／译 曾少立／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