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尔实验室的危机——贝尔实验室正面临成立78年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
Gary Stix
多年来,Bishop--直在脱离AT&T后的贝尔实验室担任舵手的角色。他早年受过凝聚态物理学训练,职业生涯成型于在这家全美顶级的工业实验室从事高温超导实验,之后转向监管产品的早期开发。1990年代中期,由于越来越强调以市场为导向的研究,Bishop管理的小组,专门负责微机电系统(MEMS)的建立,其中包括可改变光学信号方向的微型镜。根据对微机电系统的初步研究,Bishop领导一个百人团队,建造了拉姆达路由器(Lambda Router)。这种交换机可接受来自单一光纤的一个波长,然后将它转发到网络中数以百计的其他路径。
拉姆达路由器显示了贝尔实验室的创新能力。不过这种产品在2002年夏天投放市场时,电信业非常萧条,市场对远程光纤传输系统的需求大幅下降,人们对交换能力高达l0兆兆位(万亿位)的交换机缺乏兴趣。在谈到这段经历时,Bishop将它比作“绝对风暴”。在谈论电信业过去两年来的财务窘境时,“绝对风暴”与“核冬天”这两个比喻总是一再出现。Bishop哀叹道:“自公司成立以来,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热烈地讨论过公司的生存问题。”
这个由科学家与工程师组成的空前团体,曾经发展出晶体管、激光和分数量子霍尔效应,但自从1984年与AT&T脱离的那一刻开始,关于贝尔实验室在失去垄断企业保护之后能否生存的问题就已经出现了。分离出来没几年,贝尔实验室就开始向市场靠拢,当它的母公司由AT&T变为朗讯后,这种趋势依旧没有改变。朗讯后来裁掉了贝尔实验室的微电子、光纤和商业网络部门。
贝尔实验室研究部是朗讯公司的基础科学研究基地。它在1997年拥有1200名员工,随着企业的资产分割、裁员与自然减员,到今天只剩下500人。该研究部设在硅谷的分部,也在成立三年之后,于2001年关门大吉。贝尔实验室这个伞状组织,包括朗讯公司的开发部在内,总员工人数已从1999年的24,000人缩减到如今的l0,000人。研发总开支也从1999财务年度的35.4亿美元,下降到2002财务年度的23.1亿美元;但以公司业已缩水的营收来看,研发经费所占的比例其实是增加了。
当前的危机,是贝尔实验室自1925年成立以来最糟糕的,并因朗讯管理高层的频频失误而雪上加霜。有些局外人甚至怀疑,贝尔实验室的基础研究能否继续生存,因为其存在的理由已随时间渐渐消失了。例如,2001年朗讯将微电子部门独立出去,另外成立了杰尔系统公司(Agere System),这样一来,保留一个物理科学小组(研究部门的重心)就更缺乏正当的理由了。曾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大约l5年的创业投资人Blonder认为:“贝尔实验室研究部目前无法融入朗讯的未来计划中,因此终究会解散。”
不过,核心研究小组的物理学家、材料科学家、化学家、数学家、工程师,甚至一些生物学家,却反驳了Blonder的看法。他们坚持认为,贝尔实验室将在公司转型过程中扮演新角色。在过去几年中,研究部的许多科学家,开始与产品开发商进行史无前例的紧密合作。实验室管理者也从1990年代初开始,努力改变基础研究者的象牙塔心态。不过据公司职员说,贝尔实验室直到现在,才开始与商业单位开展系统化的合作。
而Bishop自从拉姆达路由器项目受阻之后,就开始着手一些小型项目,如开发光学元件的自动化装配方法等。朗讯也试图更广泛地销售公司的知识产权,其中,政府部门、福特汽车公司以及其他一些机构,正在评估以贝尔实验室研发的量子级联激光(一种光信号发射器)来作为化学传感器。专为半导体制造过程开发化学原料的Reichmanis是世界级化学家,她已在贝尔实验室工作了大约l5年,但在杰尔公司独立出去之后,就不需要这样的专业技术了。她目前领导一个小组,向杜邦公司、萨诺夫(Samoff)公司等提供技术以及朗讯的专利,协助它们开发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尽管目前应用研究愈来愈受重视,但基础科学研究也没有消失。Bishop说:“我们的科学研究仍然棒极了!”由于强调应用,工作方式有时会颠倒过来,变成从应用回溯科学。例如,为无线网络制定算法,就帮助解决了恼人的理论问题。Bishop及其同事对微机电系统的研究,则促成了一种传感器的诞生,可以用来测量一种叫做Casimir力的量子机械效应。两位来自不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可能会因为在餐厅里共享了一顿汉堡或寿司,而突然开始合作,当天下午就搞出项目计划。这在大学里很难实现,因为研究人员需要为项目寻找经费,这种即兴的结盟就受到了限制。尽管贝尔实验室最近爆出了丑闻,物理学家Schon由于伪造有机电子学和高温超导方面的数据而被解雇,但也无碍于这种即兴结盟风气的蔓延。
贝尔实验室能否继续存在,显然要视其母公司的生存而定。瑞银华宝公司(UBS Warburg)的金融分析家Theodosopoulos持有朗讯公司的股票,他评论说:“我认为关键问题在于,朗讯应当在研发成果的商业化上做得更成功,不管这些成果是来自贝尔还是别处。”贝尔实验室的发明,从UNIX操作系统到先进的芯片制作技术,最终往往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就如它曾造福于AT&T及其后续公司一样。
其他大多数的公司,已经不再采取“从无到有”的研发模式,转而采取其他模式,如收购较小的公司或者利用国家实验室及大学的研究成果。贝尔实验室研究部和高级技术部的总裁M. Jaffe却为朗讯的做法辩护说:“在公司内部研发技术,会比购并更有效,因为公司要负担高额的购并费用,而且不同的技术有时难以一体化。”
贝尔实验室发明的微镜光学交换机投放市场时,正好碰上电信业不景气。
即便Jaffe是对的(其他的研究领袖未必同意他的观点),这种垄断时代的观念也不可避免地要有所改变。最终推出产品的机构,不必非得是最初进行研发的机构。技术研究的商业化需要不同的合作方式,这远非一家公司所能提供。然而风险是存在的,如果没有相当数量的科学家从事非特定目标的研究,就不可能出现开创性的电信技术。贝尔实验室与贝尔通信研究公司(从AT&T解体后成立的公司,后来更名为Telcordia公司)的前研究执行长Lucky认为:“不搞研究的问题是,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错失什么。你也不会知道,原本你可以拥有某种改变事物的东西。”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今年聘请Lucky,请他领导一个研究小组,来检查美国电信科学的研究基础是否正遭到侵蚀。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在小组成员开始考查新研究模式的价值时,贝尔实验室与其40,000项以上的发明,必然会成为一个与其他选择作比较的参照系。
[柯江华/译 曾少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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