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由于热带气候和缺乏海上贸易通道，赤贫国家的经济发展屡屡受阻。然而，新的援助计划可为其指明走向繁荣之路。

为何一些国家富得令人咋舌，另一些国家则穷得吓人？从l8纪末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经济学权威论著《国富论》中探讨这一问题起，它就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国的社会理论家们。亚当·斯密认为，促使经济繁荣的最佳方案是自由市场经济。然而，亚当·斯密还提出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假说——一个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会影响其经济技能。他认为，沿海地区由于拥有便利的海上贸易通道，其经济通常都会胜过内陆地区的经济。虽然当今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秉承亚当·斯密的学说，把经济的繁荣与自由市场联系起来，但他们往往忽视了自然地理状况对经济所起的作用。他们盲目地假定全世界的所有地区都有着相同的经济增长和长期发展的前景，并且认为经济效能的差距是由经济制度的差异造成的。而笔者则根据新近获得的数据和研究方法，提出了与之不同的结论。我们发现，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自然地理状况在形成世界收入和经济增长的分布状况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正如亚当·斯密预料的那样，沿海地区以及靠近可航行水道的地区无论在富裕程度上还是定居密度上，都确实远远胜过了内陆地区。此外，一个地区的气候也能影响其经济发展。比起地处温带的国家来，地处热带的国家其传染病发病率总的说来较高，而农业生产力（尤其是主要粮食作物）则较低。沙漠地带的国家其情况与上述相似。而世界上的赤贫同家则正是那些远离海上贸易通道而又属于热带气候或沙漠气候的国家。

具有地理学基本知识而又持怀疑态度的读者在此或许会说：“说得对极了，然而所有这一切不都是众所周知吗？”对此，我们以下面三点作答。首先，当我们对自然地理状况、经济政策和其它一些因素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技能上所起的作用进行系统的量化时，远远超过了基本知识的范畴。我们综合采用了地理学家们所采用的研究手段（其中包括能够生成全球人口密度详尽分布网的新型软件）和宏观经济学的方法与公式。其次，由于大多数经济学家忽视了自然地理状况对经济技能所起的作用，从地理状况问题中得到的基本教训值得重提。在过去的l0年里，绝大多数论述经济发展的论文都忽略了最明显的地理状况上的事实。再则，如果我们的结论的确属实，那么它们对于经济政策就具有重要含义。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就必须修改，这样才能专门针对自然地理状况所带来的问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试图制定出新的发展战略，以便帮助热带国家提高农业生产力，同时降低疟疾一类传染病的发病率。

自然地理状况的分界线

经济繁荣程度的一个最佳标志就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一个国家的经济产量总值除以人口总数所得数值。看一看显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世界分布状况的地图，你就立刻会发现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参见68页图）。你会看到，绝大多数赤贫国家都处在热带——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之间的地区；相反，大多数最富有的国家部分布在温带。

按照气候而不是纬度来划定热带，你就能更加准确看出这一地理状况上的分界线。本文69页的地图根据德国气候学家Wladimir P．Koppen和Rudolph Geiger创造的分类法，把世界划分成五大气候带。这五大气候带即热带—亚热带气候带（以下统称“热带”）、沙漠—草原气候带（以下统称“沙漠带”）、温带—降雪带（以下统称“温带”）、高原气候带和极地气候带。这五大气候是根据气温和降水量的测定结果确定的。由于极地气候带基本上无人居住，我们研究时不考虑它。

在被世界银行划归高收入组的28个经济区（其人口至少为100万）中，只有香港特区、新加坡以及台湾地区一部分处在热带，其人口数量仅占高收入区人口总数的2%。几乎所有的温带国家要么属于高收入经济区（如北美、西欧、韩国和日本），要么属与受累于过去的经济的中等收入经济区（如东欧、前苏联和中国大陆）。此外，在存在两种气候类型的国家，也存在明确的热带—温带分界线。例如，巴西的大部分地区都处热带，然而该国最富裕的区域（最南边的几个州）却处在温带地区。

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世界地图上，也显然可以看出海上贸易通道的重要性。远离海洋的地区（如南美洲、非洲和亚洲的内陆国家），往往比沿海国家要贫穷得多。从描述国民生产总值密度（即每平方千米的经济产出量）的世界地图上（参见64、65页图），可以更显著地看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的差距。这幅地图是根据1994年的一次详尽的全球人口密度调查制成的。笔者采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将地球上的陆地划分成一个个5分×5分大小的地块（约等于圆面上的100平方公里)。只要将人口密度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乘，就能得出每一地块的国民生产总值密度。当某个地区的估计值不可获得时，研究人员就必须采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全国平均值。

为了使人了解此数据的意义，我们按照气候和离海洋的距离将地球上的所有地区划分为几大类，如果某个地区离海岸或可航行海轮的水道（即海轮可通航的河流、湖或运河）的距离在100千米以内，我们即称之为“近”，反之则称为“远”。这样，我们所分析的四大气候带中所有的地区总共就分成了8大类。68 页的表格显示出世界的人口、 收入和陆地面积是怎样在这些地区之间分摊的。

这一分类结果显示出一些惊人的模式。全球的产量高度集中在温带的沿海地区。“近温带” 类地区虽然面积只占全世界人居陆地面积的8.4%，但其人口却占世界人口的22.8%，其国民生产总值更是高达全世界的52.9%。上述地区的人均收入比全球平均值高2.3倍，人口密度高于平均值2.7倍。相反，“远热带”类则是全球最贫穷的地区，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约为世界平均值的三分之一。

模式的解释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观察分析了自然地理状况影响经济发展的三种主要方式。首先，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不同经济区的效能因货物运输、人员流动和思想交流的便利程度不同而不同。由于海上贸易的费用低于陆上和空中贸易的费用，沿海地区的经济就比内陆地区占有很大的优势。例如，非洲陆路贸易每千米的费用常常要比非洲海上贸易的费用高1个数量级。下面是笔者新近发现的一些数据：将一只6米长的集装箱用船从荷兰的鹿特丹运往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空中距离为7300千米)的费用约为1400美元，而将同样的集装箱经陆路从达累斯萨拉姆运到卢旺达的基加利（陆路距离为1280千米)的费用则约为2500美元，即比前者高近 l 倍之多。

其次，自然地理状况对传染病发病率也有影响。许多种传染病都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特有的地方性疾病。对于其病原体的生活周期有一部分要在人类宿主体外度过的传染病，例如由蚊子传播的疟疾和由寄生虫引起的蠕虫感染，情况往往是这样。尽管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在远至波士顿这样的北方地区也零零星星地出现了疟疾一类流行性传染病，但这种传染病从未能在温带长久立足，因为寒冷和冬季自然地抑制了这种蚊媒传染病的传播。（冬季可被看作是世界上最有效的公共卫生干预手段）。然而，在热带地区，控制疟疾则要围难得多，因为这种疾病一年四季都在那里传播，并且所影响的是大部分人口。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世界上要新出现3亿至5亿个疟疾病例，它们几乎完全集中在热带地区。由于这种疾病在热带如此多发，事实上没有人真正知道每年死于疟疾的人有多少——至少有100万人，或许多达230万人。广泛传播的疾病和早夭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生产能力，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效能明显受到了抑制。此外，还存在着一些长期性影响，它们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通过各种社会反馈机制得到增强。 

例如，疾病的高发生率会改变一个国家人口的年龄结构。儿童此亡率高的国家其人口出生率往往也高——母亲们生许多孩子，以保证至少有一些能活到成年。这样一来，幼儿就在一个国家的人口中占了很大比例。由于孩子过多，贫困家庭无法大量投资于孩子的教育。人口出生率高还使得妇女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受到了限制，因为孩子的养育耗去了她们的过多时间。

再则，自然地理状况还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力。在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玉米和稻谷）当中，小麦只在温带生长，而玉米和稻谷的产量通常是温带和亚热带高于热带。平均来说，热带的l 公顷土地能产2.3吨玉米，而同样面积的土地在温带则能产6.4吨玉米。热带雨林地带的农业还会因土壤的脆弱性而受到影响——高温使有机物矿化，而猛烈的降雨又使得矿化的有机物从土壤中流失。如同非洲的大草原一样，热带的气候分为雨季和旱季，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农民必须同这样一些不利因素作斗争：土壤水分因高温而迅速丧失，降雨量的巨大变化以及始终存在的干旱的威胁。此外，热带环境还时常受到能毁坏农作物和家畜的多种虫害和寄生虫的困扰。

为提高热带地区粮食产出而作出的许多努力（先是由殖民政权作出，然后最近几十年里又是由援助机构进行）均以失败而告终。一般说来，这些农业专家之所以轻率地试图将温带的农耕经验移植于热带地区，只是为了观察牲畜和农用物是怎样毁于虫害、疾病和恶劣气候的。使问题更为复杂的是，地与地之间差异极大的地质条件和地形条件也会影响热带地区的粮食生产力。例如，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粮食产量之所以很高，是因为那里的火山灰土壤的养分损失率比相邻的印度尼西亚其它岛屿的非火山灰土壤要低。

自然地理状况上的一定程度的优势或劣势也会导致长期经济效能上的巨大差距。例如，有利的农业或卫生条件有可能提高温带国家的人均收入，从而增进其经济规模。经济规模的增长还会激励这些国家的发明者创造出能销售到大型高品位市场的产品和服务。由此而产生的发明会进一步提高这些国家的经济产出，从而推动进一步的发明活动。这样一来，自然地理状况上的一定优势就通过发明一步步地得到了加强。

相反，热带地区的低人均粮食产出则往往会减小城市的规模，因为这些城市的生计要依靠内陆的农业地区。由于热带地区的城市人口所占比例较小，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率通常也较低。由于热带地区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集中在低技术的农业而不是高技术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上，因而与温带地区相比，热带地区保留了更突出的农村色彩。

然而，我们必须强调的是，自然地理方面的因素只是经济差异的部分原因。对于长期的经济效能，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起着关键的作用。将有着相同自然地理特征的相邻国家（朝鲜和韩国、东德和西德、捷克斯洛伐克和奥地利、爱沙尼亚和芬兰）二战之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效能作一番对比，其结果尤其具有启发性。每一次比较都使我们发现，市场经济制度大大胜过计划经济制度。 

笔者的研究结论的主要含义是，决策人应当更多地关注与自然地状况有关联的发展障碍，具体说来就足恶劣的公共卫生条件、低农业产力和高额运输费用。例如，热带地区应当尽力使自身的经济扩展到不会受制于气候条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在过去的30年里，属于热带的东南亚国家（其中尤值一提的是马来西亚）巳成功地取得令人震惊的进展，其成就部分得自关注公卫生问题，部分源自使其经济由依靠气候的商品出口（橡胶、棕桐油等等）向电子工业、半导体工业和其它工业领域转移。使这些国家获益非浅的，一是其人口高度集中在靠近国际海上贸易通道的沿海地区，二是疟疾和其它热带疾病的发病环境比较容易控制。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其大部分人口都处于远离海岸的内陆地区，并且其生态环境对于人体健康和农业来说更为恶劣。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个国际组织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上最有影响力，目前它们正把更多的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制度的改革上——例如，大力改进一个国家的行政机构或税务管理，而不是放在战胜热带疾病和提高较低的农业生产力所必需的技术上。但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在于，制药商对于解决世界穷国的健康问题缺乏市场动机。因此，富国应当采取能够增强制药商研发热带疾病疫苗的动机的政策。在笔者自身的一项计划中，我们要求富国保证以合理的价格向制药商购买用于预防疟疾、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和结核病的疫苗，从而进一步促进制药商的研发活动。同样，生物技术公司和农业研究公司也需要增进动机以研究如何提高热带地区的农业产出。

如果仅靠自身力量接触自然地理状况带来的负担，那么世界赤贫国家无疑缺乏相应的资源。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其人均收入约为每日1美元。即使这些国家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或4%用于公共卫生事业（对于赤贫国家来说，这占去了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其结果也只是约为每年每人10至15美元。对于控制疟疾的流行，这肯定是不够的，并且这笔费用肯定远远少于克服诸如人体免疫缺损病毒/艾滋病、结核病和蠕虫感染等其它猖獗的烈性传染病所需的费用。

一项致力于全球发展的重大计划不仅需要穷国采取较为适当的经济政策，还需要富国提供远高于目前水平的财政支持，以帮助它们克服自然地理状况所带来的特殊问题。据初步估计，只要将富国的援助费用稍稍增加一点——每年约250亿美元，只占富国国民生产总值总量的0.1%，即每人约28美元——就能大大有助于世界赤贫国家减少疾病危害、增加粮食生产力。

【郑忆石／译 向俊／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