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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家警告：大量物种将濒临灭绝，但怀疑主义者对这一警告表示质疑，而且也没能引起政治家们的重视。部分原因是由于很难了解灭绝的种类，影响以及怎样才能最有效地阻止灭绝发生。

W Wayt Gibbs

2001年8月，科学家们聚集于夏威夷的希洛湾，参加每年一次的生物保护组织大会，可以看出大家都感到有些失望。该组织的前任主席P．Dee Boersma在晚宴开始时这样说道：“能让我高兴的只是我即将退休，不会亲眼看到每一种生物的灭绝。”在座的其他资深生物学家均表示有此同感。

在第二天上午致开幕词时，英国皇家学会主席、2000年以前一直担任着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牛津大学动物学家Robert M．May警告与会人员不要过分乐观。据他最近一次估计，物种灭绝的速度在过去100年中比人类尚未出现时增加了大约1000倍。他解释说：“各种迹象表明下个世纪物种灭绝的速度还会增加10倍……那将使我们的地球濒临有史以来第六次大规模灭绝的边缘。”

此后，May的演讲更加令人沮丧。他抱怨生物学家与保护论者正在遭受“脊椎动物沙文主义者”的困扰，他们对哺乳动物、鸟类与鱼类的偏爱——而大多数生命物种存在于其他类别——削弱了科学家对生物种类消失的范围及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可靠预测的能力，同时也引发了一些环境组织争相寻找与保护重要“热点地区”的有关问题。

May说：“最终我们不得不问自己为什幺要关注这个星球上的物种以及它们的灭绝，这个问题是一个有关价值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一个保护主义科学家缺乏说服力的问题”。他最后总结说：“不幸的是，我们用于说服政治家的三点理由……没有一点是令人信服的。”

虽然May勾画出了一幅可怕的景象，但这一观点是大家的普遍共识，有一本畅销书甚至采用“大自然的挽歌”(Reuiem of Nature)作为书名。但这种失望被证实了吗？荷兰统计学家Bjørn Lomborgd在其新作《怀疑主义环境学家》的英译本中认为，关于物种灭绝的报告有些言过其实。在这种外部怀疑、内部不确定因素以及公众的漠然之下，一些科学家质疑：保存濒危物种以及对受到威胁的“热点地区”所采取的行动是否重要？也许，我们应该关注其他更有价值的方面：自身进化而不是拯救濒危物种。

毁灭……

May声称，人类引起的物种灭绝将是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这也许使那些从没注意过生物多样性问题的人们大感震惊。但这并没有引起保护主义生物学家的重视。他们从1979年开始就已经听到过关于这种可怕情况的各种预测，当时Norman Myers在《衰落的阿肯色》中猜测，每年会有4万种生物灭绝，到2000年该数字会高达100万种。20世纪80年代，Thomas Lovejoy也有类似的预言。2000年将有15%到20%的物种灭绝。Paul Ehrlich指出迄今为止约有一半物种已经消亡。得克萨斯A&M大学的鱼类生物学家Kirk O．Winemiller说：“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讲，(五分之一的物种灭绝)并没有发生。”他最近刚刚完成一篇评论有关灭绝速度的科学文献的文章。

最新的外推预铡表明物种灭绝的速度并非那样快，因为一些被认为会灭绝的生物存话的时间要比预测的长。实际上，有些生物甚至开始复活。地处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NH)哺乳动物馆馆长ROSSD．E．MacPhee说：“人们发现仅在这一个夏天，欧亚大陆的巴伐利亚田鼠，唯一的一种被认为自1500年起就已经灭绝的哺乳类动物实际上仍在生存。”

另外，被他经常引用的1999年版的哈佛大学生物学家E．O．Wilson所著《生物多样性》(The Diversity of Life)一书声称，估计现在每l0年就会有1～10％的生物灭绝，每年至少会有27000种物种灭绝。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院院长Michael J. Novacek在2001年春季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至21世纪中叶，将有近30％的物种灭绝，这一数字并不脱离现实。”而在l998年生物学家的调查中，70％的人认为目前正在出现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四分之一的人认为30年内世界上会有20％到50％的物种灭绝。

Arhus大学的一位统计学兼政治学教授Lomborg在《持怀疑态度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一书中认为：“虽然这些关于物种灭绝的预测到处可见，但是他们还不等于提供了证据。”他认为最近热带雨林滥伐并没有产生环境学家所担心的损失。MacPhee认为，“在调查的动物群体中没有发现与迅速增长的灭绝速度相关的消亡现象。Lomborg则认为，最好的模型预测每10年的灭绝速度为0.15％，这对人类“并不是一种灾难，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或许繁荣？

Wilson认为，“要加上数字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Mav同意这一观点，但认为“不应因此而回避人类是否面临大规模的物种灭绝这一问题。在解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首先需要知道3件事：自然(或“以往”)灭绝速度、现争速度以及灭绝的速度是否发生变化。Wilson解释说，第一步是要从化石记录中发现物种平均的寿命时间。“以往的灭绝速度即为其反数。如果生物随意出现并且都持续生存100万年——并且生物种类是不断变化的，但它们都遵循这一规律——那么就意味着100万种生物中每年自然灭绝1种。”

May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计算往的灭绝速度，这篇文章至夸仍被很多这方面的科技论文所引用（甚至在Lomborg的书中亦如此)。他的计算主要将生物的平均寿命估计在500万到1000万年之间，然而他这样计算得出的数据是Wilson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但是，当时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古生物学家David M．Raup认为，由于有3个错误的假设，他们的计算都是不准确的。

一个假设是生物如植物、哺乳动物、昆虫、海洋无脊椎动物以及其他物种群体都是在同一时期内存在的。实际上，存在的时间依物种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哺乳动物是其中持续时间最短的。其次是他们认为所有的有机体都有同等的机会变为化石，但古生物学家认为只有不到4％左右的生物才有可能转为化石。Raup说：“我们现今所看到的生物都是广泛生存的，也是非常成功的存活生物。”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John Alroy说：“在山顶或一些岛屿生话的脆弱的生物在变成化石之前都已经灭绝了。”

第三点是他们应该使用生命周期的中间值而不是平均值，因为多数物种生命周期都很短。Raup说，“取平均值求得的数值会因极少数生命周期长的生物影响而导致结果不准确”以上三点原因导致过低估计了以往灭绝速度，从而使当争的灭绝情况相比之下变得十分可怕。

2001年初，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生物数学家Helen M．Regan以及她的几位同事第一次发表了试图纠正数据极度偏差与不确定性的文章。她们仅观测哺乳动物作为目标群体并估测了现今有多少哺乳动物生存，有多少最近灭绝并会转为化石。她们还仔细分析了每一个数字的不确定因素，而不是仅仅基于猜测。最终他们得出结论：“现今哺乳类生物灭绝的速度是以往的17-377倍，最佳估计为36-78倍。

Regan的方式仍不是完美的。她认为，把过去400年和之前的6500万年进行比较，就会不可避免地假设现在的灭绝速度将持续数百万年。Alroy最近使用了一种不通过此种假设算出物种灭绝的方式，结论是在过去200年中哺乳动物的灭绝速度比自然界中一般物种的灭绝速度高出120倍左右。”

严酷的猜测游戏

关于确认现争物种灭绝速度的尝试，一直伴有不确定的因素。世界自然保护组织——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合会(IUCN)——有一份红色名单”(记录被认为会灭绝的野生有机生物名单)。但MacPhee声称“IUCN识别灭绝物种的方式并不可靠”。他和其他物种灭绝研究专家最近成立了一个“濒临灭绝的有机生物委员会”，筛选并确定红色名单上记录的经寻找后没有发现其生存的迹象的珍稀物种。他们确认IUCN列举的87种哺乳动物中有60种已经灭绝。而被认为已经灭绝的92种淡水鱼类中仅有33种已永远消亡。

除被错误估计的物种外，仍有成百上千种濒临灭绝的物种还未为人所知。May指出，“我们仍未十分肯定地确认究竟有多少物种与我们共同生存在这一个星球上我猜想大概会有700万种，但可能会有500万到1500万之间，微生物除外。”

分类学者已经命名了大约180万种生物，但生物学家对于其中的大多数物种都一无所知，尤其是掌握动物王国的昆虫类、线虫类和甲壳类动物。40万甲虫中的40％仅在一个地点有过记录——并且没有其活动范围，科学家无法断定其灭绝情况。甚至无脊椎动物的灭绝都无从追踪：当旅鸽在1914年消亡时，它带走了两种寄生生物，而它们并没有列在IUCN的名单上。

Wilson说：“要观测一种物种的灭绝并非易事。它就像观看到一次飞机失事一样。”并不是科学家们不想观测。描写“生物大屠杀”的有关文章通常认为灭绝现象主要出现在美洲热带雨林，淡水鱼类尤其容易受到影响，超过所列数量的1／4。而得克萨斯A＆M大学的Winemiller说：“我在委内瑞拉工作时，那里的淡水鱼要远远多于北美洲的总量。经过30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做了充分的工作将那里的鱼类进行分类。但是我们仍然不能确认有哪一种有记录的种类已经灭绝。”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的有机生物群体中也有发生。Winemiller说，“如果你要寻找每年成百上千或上万种生物灭绝的确切证据，你是找不到的。因为相关数据少得可怜。但是这并不排除每个人所担心的灾难发生的可能性。

灭绝的规律

灾难预测是基于几条快速增长的物种灭绝速度证据得出的。普遍被接受并认可的观点是物种数量与栖息地面积的关系。30年前首次导出这一关系式的Wilson解释说：“通常，如果生物栖息地面积减少，生物数量就会成比例地减少3次方根到6次方根。中间值为4次方根，这就是说如果你削减90％的栖息地，物种会减少一半。”Wilson继续说道，“根据第一次的大概估计以及热带雨林每年1％的缩减状况，我们可以预测大约1％的生物中的1／4会立即灭绝或会提前灭绝。”在1000万种生物中，我们可以预测每年会有25000种生物消失。

Lomborg对于此种观点提出三点质疑，认为生物栖息面积与种类关系是通过比较岛屿上生物种类数量得出的，而不一定适用于大陆上分割开来的栖息地。斯坦福大学生物学家Gretchen Daily最近在《自然》杂志上指出：“大多数哥斯达黎加本土鸟类出现在伐木国家的栖息地，与类居的哺乳类动物和蝴蝶共同生存。”即使他们不能幸存，但大部分森林物种会在农田和木场中生存——至于会持续多久迄今还无人知晓。

这一观点可以帮助解释Lomborg的第二个观察结果，即美国东部和波多黎各两地的原始森林有98％被砍伐并没有使那里一半的鸟类灭绝。几个世纪以来的伐木使美国200种森林鸟类只有一种灭绝，而渡多黎各的60种本地生物中只有7种灭绝。

哥伦比亚大学的Stuart L．Pimm认为这样的评判误解了物种-栖息地面积理论。他在2000年的《自然》上撰文认为，“破坏栖息地行为如同甜点刀具切割可怜的面团。在被破坏的地点发现的种类仅仅是在其地点本身发现的，还有更多与该地点相关联的种类亦会受到影响。”

在美国东部森林区的200种鸟类中，只有28种在别处没有栖息地。而且森林正在日益减少，并逐渐被农田耕地所取代。大约在1872年，即使是较低的估计，木材用地也占据了原始森林的一半以上。物种栖息面积理论预测面积缩减50％会使16％的当地物种消失。如果这样四种鸟类会真的灭绝。Lomborg预计这四种鸟类中一种也许为亚种，其他两种也许由于其他原因灭绝。

Lomborg认为，即使物种一栖息面积的关系式成立，官方统计已经表明滥伐的速度正在减慢，每年还不到1％。联合国粮农组织最近估计从1990到2000年世界森林覆盖率每年平均减少0．2％(即砍伐1150万公顷，减去250万公顷的新生林面积)。大多数热带雨林每年森林减少的面积大约为0．5％，然而热带雨林是绝大多数稀有与濒危物种的栖息地。英国East Anglia大学的一位巴西籍生态学家Carlos A．Peres认为，虽然“预言家也许会不时地弄错数字，但也许是为了敲响警钟。这只是一个时间界定问题。”

不确定的未来

生物学家一直尝试用其他方式确认未来物种灭绝的速度，May与他的同事们用四年的时间(植物为两年)观察了脊椎动物在IUCN数据库濒危物种中的变化，并将得到的数字外推，得出灭绝速度会在未来300年中增长l2到55倍。伦敦动物学会科学部主任Georgina M．Maoe通过组合人所共知的幸存稀有物种的模型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昆虫学家Nigel E．Stork发现一种英国鸟类的濒临灭绝的危险性是虫类的l10倍。他由此推断到2300年，全世界会有l0万到50万种昆虫灭绝。Lolnborg赞同后一种模式，并据此认为动物的灭绝速度为每十年不到0．208％，每50年不到0．7％。”

May认为科学家用如此有限的数据做时间如此长、范围如此宽的外推需要有很大的勇气，尤其是当濒危物种数据“可能会告诉我们分类学家的兴趣及数据记录同物种的实际变化情况有很大差别”的时候。生物学家有很好的理由产生这样的担心：即使大范围的灭绝还没有开始，崩溃也会即将发生。在希洛会议上，俄勒冈大学的Kevin Higgins提出了一个追踪人造有机生物群体、模拟它们的遗传变异速度、繁殖行为和生态相互作用的计算机模型。他发现“小群体的变异不会使自然选择将它们剔除，这就明显缩短了灭绝的时间。”所以随着栖息地的减少及群体以每年约1600万种的速度消失，Higgins警告说“这会是一个定时炸弹，灭绝会悄然而至。但要在野生环境中证明这个炸弹的存在并不容易。”

对于那些大面积种植在热带雨林中的无花果树来说，如果没有寄生的黄蜂为其900种物种授粉，结果将怎样呢？或者如果在Samoan占有雨林面积79%的伞盖树林中，猎人们杀死了所有他们赖以生存的狐蝠，结果又会如何？多数保守主义者如此担心的部分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一旦少数“关键”物种灭绝，整个生态系统会崩溃。其他人并不支持这种暗喻。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的Melodie A. McGeoch指出：“最近的一些研究似乎表明生态系统中有一些多余部分。”虽然她警告说今天的多余并不代表明天也会如此。MacPhee补充说，“认为大多数物种会在比人类不存在时压力更大的情况下急剧灭绝的观点没有意义。进化会使它们恢复起来。”

柏林自由大学Werner Grenter、国际保护组织的Thomas M. Brooks等人的著作认为，既是自然选择不会这样，人为选择也会这样。Greuter对比了在四个生态环境相似地区最近灭绝的植物，发现开发时间最久、受侵扰最重的地区——地中海——的灭绝速度最低。植物灭绝速度在加利福尼亚和南非会高一些，而在澳大利亚西部最高。对此矛盾现象的解释是：不能与人类用地共同栖息的物种会在土地开垦以后很快灭绝，生存下来的都是能够巧妙躲避人类袭击的物种。而这种由于人类行为导致的物种灭绝速度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减少。

如果这种情况属实，那么它有几种暗示。也许在1000年以前，我们的祖先灭绝了比欧洲，亚洲以及其它历史悠久地区的更多的物种。另外，我们会有更长的时间来阻止人类已成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的地区发生灾难——同时也会有更少的时间避免在原始的野生地区发生灾难。

Winemiller认为，“问题是如何解决不确定因素。因为我们不可能阻止不确定因素的存在。我们认为情况十分严重，我们只是不认为物种的灭绝是保护主义行动的一个借口。否则，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错误的，那么我们会置身何处呢？

长远保护

长远保护可使环保主义者减轻紧迫感，并为他们提供一些比较温和的政治与经济观点。这也会迫使他们意识到“许多现在的濒危物种实际上已是一种注定绝物种的活标本”。而Brooks在希洛会议上说道，“濒危物种鉴别分类对于许多环境学家来说是一个肮脏的字眼，除非我们说任何一个物种的灭绝都是不可接受的，否则我们就像在沙地上一样无法建立防线。随着物种消亡的增加，我们只能步步后撤。”Wilson认为，除非人口停止增长，否则物种的减少是不可避免的。

Wilson说：“我把它称之为瓶颈，因为我们不得不经过这一争夺资源的困难阶段，才可能进入一个人口开始减少、可能发生在22世纪的新时代。我们的目标是尽可多地把生物多样性带到那个时代。”然而生物学家们对于是否应由少数濒临灭绝的稀有物种来决定哪些物种应当通过瓶颈执有不同的意见。

May说，“问题是当你在保护哺乳动物和鸟类时，其他与它们相关的物种会被忽视。”较明智的做法是“尽可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进化历史”。他认为远比熊猫和犀牛珍贵的是一种叫做tuatara只生活在新西兰沿海小岛上类似鬣蜥的爬行动物。因为世界上只有两种tuatara从爬行动物进化树的一条分枝上保留下来，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属一个目甚至一个亚纲。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生态学家Woodruff提出了一个更大的原则，他说，我们应当提倡一种从保护物种保护进化产品、到保护进化过程本身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将为我们提供解决保护自然这一基本问题最经济、最有效的答案。”现在仍有许多地方只靠自然选择决定物种的灭绝与生存。Winemiller问道，为什么不去保护一下尚未被破坏并正在起作用的生态系统呢?南美圭亚纳保护区的物种要比那些所谓热点地区的物种多得多。”这样做意味着要购买大片的土地来容纳整个生态系统，使之能够根据气候的变化作出相应反应这还意味着要禁止人类利用达片土地。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完全未被开发的野生地带是相对便宜的，而潜在购买者的人数正在呈爆炸性速度增长。

Wilson说，“实际上，说服一名公司的总裁或一位亿万富翁，让他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要比说服美国公众更为容易。如果有一位像泰德·特纳（美国CNN公司的创建人)、戈登摩尔(英特尔公司共同创始人)或克雷格·麦考(通讯业大亨)这样的人物参与，你得到的赞助将不亚于一个发达国家政府的拨款。

国际保护组织总经济师Richard E.Rice赞同说，“也许会更多。”在特纳、摩尔、麦考以其他捐赠者的赞助下，国际保护组织击败了伐木公司，赢得了苏里南和圭亚纳的森林用地。Rice说，“在玻利维亚，我们保留了一片面积相当于美国罗得岛的土地，而其价格仅为我邻居的房子价格的一半。自然保护区有一片相当于黄石家公园大小的热带雨林，价格仅为150万美元。秘鲁于2001年7月下旬向一个环境组织颁发了针对13万公顷森林的该国第一个“保护性转让”，授予他们长期租赁、不开发达片土地的权利。秘鲁目前已进行此类转让的公共森林的面积已达到6000万公顷。危地马拉和喀麦隆的类似交易也在谈判之中。

Wilson说，“在美国，即使没有公众舆论的大力支持或真正有效的政府政策，事情也正朝着好的方面转化。”他的脸上带有一丝谨慎的乐观，毕竟现在就感到绝望还有些为时过早。

生命的分布

灭绝危机有多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种的总数量。数量越多，每年由于自然原因灭绝的物种就越多。而自然界出现新物种的机会也会越多。虽然科学家们很清楚生命的总体树状分布，但他们仍不能确认在每一个树状结构中分支会有多少。细菌、病原体、原生生物以及太古代生物(archaea——一个几十年前才被发现的由单细胞生物组成的王国)，它们到底会有多少分支，微生物学家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

鸟类，鱼类、哺乳类以及植物是个例外。在5000多名专业分类学家组成的全球工作人员中，牛津大学动物学家Robert M．May注意到研究脊椎动物、植物和非脊椎动物的人数几乎相同。他说：”你也许会认为这样的数字反映出对重要研究领域的一种偏爱现象．我认为这纯粹是胡说八道。无论你是否对生态系统的发展、它们现在的功能感兴趣，或者对它们是否对气候变化有反应感兴趣，你都可以通过观察土壤中微生物的变化获得比观察神奇的脊椎动物更多的信息。”

伦敦国家历史博物馆的Peter Hammond说，除了鸟类，人们不断发现新的物种群体，发现的速度远远大于从前的情形，这要归功于国际上的几个新项目。一个是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间的大雾山国家公园的全类别生物多样性调查，在开始的18个月中，发现了l15种物种——其中80％为昆虫或是节肢动物。2000年由40位科学家组成了“物种总量项目小组”，这一组织主要致力于在25年内为每一种生存的物种进行分类，包括微生物(也许是唐吉诃德式理想主义)。

其他工程，如“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机构及物种2000”，正在建立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数据库来编辑遍及世界各博物馆与大学的有记录的物种。如果生物多样性能够依据严格的实用性原则进行定义(如同我们已知的生物多样性)，那么它的发展将巨大无比。

为何生物多样性仍未受到重视

2000年夏天在巴西召开的第21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澳大利亚国家昆虫学会主席Ebbe Nielsen认为，在1992年会议上由178个国家在巴西签署生物多样性协议后，为保护世界濒临灭绝的物种所采取的措施非常有限，他说，“我们都在说灭绝的速度如此之高，我们必须阻止它。但是要说服政治家我们必须要有说服的理由。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压力很大，人们要为维持生存而奔波。如果此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就没有对生物多样性的支持可言。”

情况确实如此除非森林或湿地保持原样，而不开发为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利益的耕地牧场和停车场。可惜我们并的经济价值。

抵御疾病与饥荒

牛津大学的Robert May说，“狭隘的功利主义认为：我们所继承的多样性因素将会是以后生物技术革命的原材料。它们将成为新药的材料。”哈佛大学的E. o. Wilson补充说，如果提供人类所需热量90％的30种农作物或者是占有我们家畜90％的14种动物发生了什么事，它们还将成为新的食品的原料。

May继续说，一些有如此说法的人或许也会非常相信这一点，但我并不相信。给我们20年或30年的时间，我们就会从分子开始研制新药，如同我们已经开始做的工作一样”

十年前，Merck公司付给一个哥斯达黎加保护组织InBio114万美元因为这个组织从雨林物种中提取出了新的化学药品。依据合同，如果用这些化学药品研制出了新药应向InBio支付提成费。但由于新药并没有被研制出来，Merck于1999年终止了这一协议。成立于1989年的Shaman医药公司曾致力于使传统的药帛植物商业化并已进入了临床试验的后期阶段但最后终于破产，而Wilson在《生物多样性》中指出，90％以上的的基本粮食作物都存入了种子银行，国家公园几乎不再是最廉价的农作物损失的保险形式了。

生态系统服务

May说：“潜在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一个广泛利用的理由：生态系统在提供一种服务，这种服务是我们刚刚才开始考虑应该怎样估计的。我们不知道怎样在保持原有功能的前提下简化这一系统。聪明做法的第一步就是要保存所有的物种。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Geoffrey Heal认为，这样做的问题在于寻求替代生命支持系统的价值并没有什么意义。经济学只能对拥有市场的事物赋予价值举个例子，如果所有的石油都没有了，我们可以换作使用价格大约在一桶50美元左右的其他的燃料，但这并不能决定石油的价格。

虽然最近的试验表明去除一个小面积内的大物种会降低其生物数量和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但科学家们不能断定这是否适用于整个生态系统。May认为，“它也许会是一个难以忍受的简化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我们或许也能够生存。”

工作职责

因为科学家们对于数百万的物种所知甚少，所以只能让它们在栖息地的生态系统中各自延续自己的复杂角色。也许濒临灭绝的物种永远不可能成为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道德方面的舆论也许会成为最后的一线希望，当然这对于领导者们来说一直是一个很引人注意的话题。但这对于科学家们来说是否是冒险之举呢？

是的，从各个方面来讲这是一个出发点。在Wilson看来，“一种物种是进化的一种杰作，是由50亿基因组成的一个有上百万年龄的统一体，能够很好的适应其栖息地的小环境。”由于这一原因，保护主义生物学家David Ehrenfeld在《人类的傲慢》一书中认为：“在大自然中长期生存注定其会有无可非议的权利继续生存下去。”

要使公众认可这样的投利需要大量的教育和说服的工作。根据2000年的调查显示，不足1／4的美国人知道“生物多样性”一词，3／4表示关注物种与栖息地的消亡。但这一数字比1996年的87％的比例下降了很多。May认为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是发达世界的一种奢侈。如果我们身处困境，有五个孩子饿着肚皮，这一话题就不会引趋共鸣。

加州大学蒙特雷湾分校的David Takacs认为，如果科学家“为多样性而改变宗教信仰——如同Wilson，Lovejoy，Ehrlich等人所为——他们应意识到这样做有风险，这种主张会削弱人们对中立性与客观性的感觉，外行人往往凭这种感觉优先听取科学家的意见。”如果那些了解并喜欢稀有物种的人不能为它们公开发表意见，那么谁会这样做呢？

【仇昕昕/译 兰崇远/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