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适宜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模式

Francesca Bray*

高度机械化的资本密集型西方农业发展模式可能并不适合所有发展中国家，而以水稻为主的集约性多作型农业模式倒有可能更适合这些国家。

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人对于农业发展模式总是抱有僵死的看法，这些国家的孩子从当小学生起，从学校学到的，就是农业技术如何从掘土刀发展到锄头，如何从挽畜牵引的木质犁铧，变迁为拖拉机牵引的钢铁铧犁。按照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理论，农业是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演变成大规模高效率的商业性农业企业的。随着农业的发展，人工劳作逐步让位于日益复杂的农业机械。尽管我们时常苦苦怀念过去的传统方式，但我们仍然以为，西方的发展模式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

那么，真是这样吗？越来越多的挫折和教训告诉我们，人类不能让整个世界都按照西方的模式发展农业，因为欧洲和北美的农业发展模式，显然并非最适合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穷国，并且肯定也不利于生物圈的持续发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港口城市里约热内卢隆重举行，它标志着各国政府一致认为，应该采取新的一反常规的模式，来解决人类所面临的资源问题。按照“经典”的农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定律”，对于人类的需求来说，农业和经济总是越发达越好。然而，联合国环发大会的中心议题，却不是“增长”和“发展”而是“环境保护”和”可持续性”。这样，所谓的农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定律”，就受到了严重的怀疑和批评。

全世界至今仍然面临着严峻的贫困、饥饿和疾病等问题，而农村人口则倍受贫困饥饿与疾病的困扰。现在的大问题是，以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的农业政策，能否解决这些尖锐的问题？或者说，“经典”的以经济增长为出发点的发展模式尽管带有各种弊病，但仍然是提高农村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吗？在本文中，笔者将证明自己的观点——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西方的发展模式并非必由之路。

正如“经典”农业发展政策的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目前的粮食产量已高于人均必需水平，但经济发展时常是加剧而不是缓解了分配不公。事实上，人们只要仔细看看评定农业发展水平尺度标准,就会感到，越发展越不公平的趋势，其实并非出人意料。通常意义下的农业“现代化”，是指大量运用科学技术和资本，大大提高种类有限且真有国际市场的作物的产量，其中有供人类消费的小麦和稻谷，有作禽饲料的玉米和大豆，还有用作工业原料的棉花。

“经典”的农业发展模式带来了分配不公和环境损害等多种问题。从分配是否公平这一角度讲，这种模式使务农者穷的越穷，富的越富。除此之外，专业化生产和规模经济还减少了农村经济的多样性以及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并且这种发展模式述给环境保护带来了三大问题。首先，单作减少了生物多样性。其次，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和农药化肥的过量施用导致了环境污染，并且时常是资源的投入等于甚至高于作物的产出。再者，大规模的机械化操作加剧了水土流失，并且带来了其它的环境恶化问题。

由于上述原因，西方这种以工业化操作为目标的农业发展趋势，越来越受到环境保护者和受此威胁的社会集团的怀疑和反对,而墨西哥恰帕斯州印第安人的造反和法国小农场主的反抗，即为其中的两个显著例子。难道就没有其它办法可以取代西方的发展模式吗？或者说，我们是否需要创造出新的发展模式？环境保护专家已经发现，有几种地区性的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显然能做到持续发展，这几种模式都实行了多种作物的种植（即所谓的“多作”）。世界上所有的农业模式，最初都是多作型的，这种早期的农业模式为维持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必要条件。在地中海的某些地区，人们至今还可以看到，农民们在一棵棵橄榄树周围，种满了小麦和大麦。过去，在北美洲的多数小麦产地，谷物种植也是和乳牛养殖并存的。最近，一种多作型农业模式以其固有的可持续性引起了农学家的注意。这种多作型模式，是在同一个地块种植玉米、豆类和南瓜。在这种情况下，几种作物互补而不是竞争，因为它们的根系是从不同的土层吸取养料和水分的。事实上，豆类的根系还能起到固氮作用，这样就给玉米提供了天然肥料。这种充分利用土地的模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历史上，它曾经维持过诸如玛雅文明一类伟大的人类文明；当今，它还继续维持着整个中美洲孤立地区密集人口的生存。

如今，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极其严重的贫困问题，我们能不能找到其它农业模式，持续而充分地进行大规模的发展，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给“可持续”一词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据笔者看来，所谓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模式，绝不能单纯从耕作方法能否全面有效地保护生态系统这一点来考虑，它还必须能够维持当地所有人口的生存，即必须既能维持农业人口，又能维持非农业人口。世界上大多数贫困人口都居住在农村地区，并且农村人口至今还在持续増长，而城市的工业部门和服务行业吸收的劳动力却比过去要少。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模式必须既能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又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此外，它还必须既灵活可变，又实行多种经营，既能够维持生存，又能够创造适合市场的剩余农产品。再则，它还必须能够维持农村地区商品和服务的内部交换，而不是在投入和市场两方面严重依赖于外部也界。

西方农业发展模式的固有倾向，是发展单作和规模经济，而世界其它地区的农业发展模式则不同，实行的是多作，注重土地的充分利用，并为多种经营提供了基础。笔者认为，若是我们以后者而不是前者作为我们的农业发展模式，来规划农业的发展，就能较为顺利地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某些主产粮食的农业模式要比其它农业模式更容易过渡到集约性多作。在本文中，笔者将以东亚地区的稻作农业模式为例，因为有丰富的历史记录足以证明，这是一种技术和经济协同发展的农业模式。不过，笔者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世界上每个地区都改为采用生产水稻的农业模式，全世界的各种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笔者认为，只要能够充分利用土地，几乎任何一种主产粮食的农业模式都能解决各自所面临的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要求世界上其它地区的农业发展要有“正确”的模式，这种观念的历史根源，来自西北欧和美洲产粮地带的农业发展过程，它们为作为工业革命中心的都市提供了粮食。这种农业发展模式的劳动力来源稀少，其产出的增加靠的是以技木革新取代人力和畜力。

虽说这种农业发展模式是在北欧地区逐渐形成的，这一地区的生长季节十分短暂，其主要粮食作物一一小麦、大麦和黑麦——的麦穗结出的麦粒很少，最多只有几十粒，相比之下，稻穂和黍穗结的谷粒则多达100粒以上。每株麦子通常只能长出3到4根茎(即分蘖)，而一根茎上只能长1个麦穗，这样，一般说来，一颗麦种就只能产生大约200颗麦粒。而据《圣经》上的寓言所说，许多麦种播下之后就死了。于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农民们只得在收完麦子之后，把多达收成的1/3留作来年的种子，而另外很大一部分则用作耕畜的越冬饲料。由于当时只能用人畜粪作肥料，农民只好时常让土地休耕，每隔一、两年播种一次粮食。总之，这种农业发展模式对土地的利用只能说是“广泛”，却说不上“充分〃，并且不能维持高密度人口的生存。正如末日裁判书（公元10860年英国国王威廉一世所颁布的全国土地、财产、牲畜和农民状况的调查清册)所载,11世纪时，典型的农村家庭一般拥有30英亩(合12公顷)土地。

在北欧地区的农业发展模式中，挽畜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这一地区当时的粮食产量是如此之低，若是单靠人力，农民根本就无法耕种足够多的土地来维持生存。在某些情况下，一个耕作组仅有两头牛。然而，由于北欧地区的耕地一般都是重粘土，农民必须用犁铧深翻土地，于是这一地区的耕作组包含的耕牛，竟会多达12头！在挽畜重型农具在农业生产中占有突出的重要地位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的，由于大农场能够拥有更多的牲畜和农具，能够更为有效地组织使用牲畜和农具，大农场就能比小农占有很大的优势。于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农场规模越大，就越有可能生产出剩余农产品。

在旧的封建制度下，农奴们不仅要耕种自已的一点点土地，而且还要辛勤耕耘封建领主的领地。12世纪和13世纪时，随着城市粮食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封建制度开始崩溃了，庄园主开始兼并和圈占大片的土地,并雇佣农工进行耕作。而由于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时常有农民因失去了对土地的传统权利而沦为庄园主雇佣的农工。若是庄园主要将土地出租,他们也不会租给仅能维持生计的小农户，而是租给家境较为富裕的农户，因为他们——诸如英国的自耕农一类小资本家性质的业主——能够承担在牲畜和农具上进行投资的风险。15世纪以前，西北欧的许多地区就已经在农业领域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土地市场和劳务市场也很发达。因此，当时这些地区就已在社会关系上具备了实行机械化的现代农业的必要基础，只是还缺乏必需的专门知识和专业技术。

由于实行了大规模集中管理，各个生产单元运转良好，这种农业模式的发展便得到了强有力的推动。18世纪时,西北欧的农业发展模式在各方面都获得了改善和进展，例如，有了新的作物品种和牲畜种类，出现了较为先进的铧犁和排水系统，还实行了轮作，在一块土地上轮流种植粮食作物和饲料作物，如苜蓿和芜菁之类。所有的专家都认为，只有大农场才适合采用这类“高级农业”技术。要在农业上实行规模经济，就必须有这一类的改善和进展。

在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许多高级农业技术革新的实施都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增加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当时，在西北欧地区，农场主不得不和日益扩展的新兴工业争抢劳动力。而在人口稀少的美洲地区，劳动力更为稀缺。早在16世纪，就有人开始拼拼凑凑地研制农用机械，但却少有成功。到19世纪之初时，随着农业的迅速发展，对农业机械的需求已经到了非常迫切的地步了。

而对于工程技术人员来说，19世纪之初也是一个成熟的时机——他们终于可以从工业领域获取必要的物质材料和专业技术——钢铁、蒸汽动力和化学物料，为农业发展研制能够替代劳动力的必需品。19世纪30年代，第一批研制成功的脱粒机在英国市场上出现(由于它们使农工感到自己不稳定的谋生之道受到了威胁，结果引起了骚乱。此后，又出现了马拉收割机、收获机和条播机，并且最终在20世纪由拖拉机取代了作为挽畜的马。而化肥的问世，则使农民不必再实行轮作，并为单作的出现提供了契机。灭草剂和杀虫剂的推广使用，又进一步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如今,在美国，每个农业工人所耕种的土地平均已达137公顷，而通常仅由一个家庭管理的那种中型农场，所耕种的土地则在20至100公顷之间。

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西方人头脑中所谓的农业发展的“正确”模式，正是来源于这样一种历史经历。正如西方的工业发展模式是从一个国家蔓延到另一个国家，并由此形成了我们对现代经济的观念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农业革命的特有模式也决定了世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趋向。对于战后的农业经济学家和科学技术专家们来说，这种发展趋向似乎是正确的必由之路，然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不是来自美国就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正是他们制定了一整套技术援助和经济援助的方案。企图以这种框框为模式，在穷国实现农业现代化。

由于他们所开发的新技术带来了如此明显的初步成果，这种新技术很快便被人们称作“绿色革命”。“绿色革命”新农业技术着重采用小麦、玉米和水稻的高产品种。这类作物都属于杂种，农民自己无法育种。并且要靠化肥和除莠剂才能高产。由于这类杂种在试验站创下的产量是如此之高，所以人们很快便称之为“魔种”。然而，正如印度经济学家范达纳·希瓦(Vandana Shiva)所指出的那样，新旧品种之间的对比实际上只比较了一种作物的产量；而新品种所取代的，时常是由多种作物组成的整个多作体系，人们并没有把新品种的产量同整个旧体系的产量进行比较。因此，靠以“新”代“旧”获得的总增益，实质上就有可能比人们所宣称的要少得多。

由于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所注重的是单作。所以向农民提供技术资料、种子和信贷的农业机构通常所鼓吹的，都是这样一种观点：必须实行大规模的耕种和土地兼并，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农业机械化。有了这样一些必要条件，可售剩余农产品数量和农业利润(而不一定是产量)一般才能和农场的规模成正比。而小农场则会失去生存能力。

60年代和70年代，绿色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在世界范围内根除饥饿问题。照绿色革命的忠实信徒看来，只要使生产率低下的农业发展模式现代化，就能大大提高世界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在这一点上，绿色革命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若不是因为出现了分配不公的问题，如今全世界主要粮食作物(小麦玉米和水稻)的总产量，想必就能够高于世界人口的需求。

然而，农民若是按照人们所鼓吹的那样，专心致力于单作，却更容易因作物病虫害和价格涨落而受损。在实行单作的地区，农民的食物种类大大减少，就业机会也日益匮乏。实施绿色革命新技术后，农民必须大量采用化肥农药和矿物燃料。而从能耗的角度来看，它的效率却并不及许多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此外，实行单作和机耕，把林地和牧场也辟作耕地，大量使用化肥农药，这些作法都使环境受到了损害。绿色革命的第二个目标，是通过可售剩余农产品的生产，创造农业的繁荣景象。在人们看来，运用科学技术和资本，显然可以产生出效率更高、更能高产的农业技术。当时风行的理论认为，由于按照这种模式实行农业现代化必须要有一定的资本，所以最初受惠的想必都是较为富裕的农民，但人们以为，由此而产生的好处很快就会一点一滴地惠及所有的农业人口。

事实上，在按照这种模式实行农业现代化的许多地区，经济上都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富裕的农民越发富裕，而贫穷的农民却无法继续农谋生，渐渐沦落为要仰赖他人的打工族。而那些尚能以农为业的人，则在商品、服务和市场上越来越依赖于城市经济。此外，农村的就业机会也日益减少，而城市工业又无法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于是聚集在城市贫民窟的失业者就越来越多。

把绿色革命和l8世纪西方农业发展模式的现代化过程进行比较，人们显然可以找到一些相似之处而在某些人看来，如果说绿色革命的鼓吹者忽略了这种农业发展模式的负面社会效应和生态效应的话，那也主要是因为这种农业发展模式要依靠资本和机械，因而它似乎也就代表了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1976年，笔者在马来西亚美丽然而贫穷的吉兰丹州，花了一年的时间专门研究农民对绿色革命的反应。正是在这个时候，笔者开始考虑其它有可能成功的农业发展模式。笔者在去吉兰丹州以前，曾经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研究中国的水稻栽培史。随着所阅读的关于农业发展的著述日渐增多。笔者发现，许多日本专家出于本国的历史经历，也得出了和笔者相似的结论。他们从亚洲地区集约性水稻栽培的历史进程中，也发现了和西方迥然不同的客观规律。他们同样感到，绿色革命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时常灾难性地造成了同历史的割裂。他们认为，若是不采用当今的“日本模式”，就会有许许多多的好处。

人们只要仔细看看农业的生产形势和发展结果，就会发现，以水稻栽培为主的传统的日本模式(或者更确切地说，东亚模式)根本不同于以旱地小麦栽培为特征的北欧模式。在中国、日本、越南和朝鲜。由于熟练劳动力日益增多，若干个世纪以来，土地的利用越来越充分。在这些国家，历史上几乎不存在规模经济，小农经济和集约性多作主宰并维持着混合型农业发展模式和多种经营的农村经济，它们能够养活众多的人口。

水是形成以水稻栽培为主的农业发展模式的一种关键因素。水稻是一种季风性作物，虽然它也能种在旱地上，但它的天然生长环境却是在水中。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早的驯化稻，是在中国上海附近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村落遗址中找到的，这个村落位于一片浅沼泽的边缘，存在于大约公元前5千年。其它一些早期的、分布在亚洲大陆东南部各地的村落遗址，也是靠近沼泽地或者其它的天然水源。

所谓水稻良田，是指其给水和排水都能够准确调控的水田。因此，按照西方的标准衡量，稻田的面积一般都非常之小。在中国，一块20码见方的水田就算是大的了。水稻秧苗要在湿润的土壤中才能生存，但在静水中又会发生烂秧。秧苗在长到约1英尺高以后，就需要在几英寸深的静水中渡过扬花期和成熟期。此后，在进行收割以前，稻田的水要排干并晒田数天。

在这些地区，农民很容易将水贮存在四周都有田埂的水田里，但若是不再加水，贮存的水就有可能在水稻成熟以前蒸发掉。因此，在某些地区，稻农很早就开始采用蓄雨防旱的塘堰灌溉系统。此外，还有其它类型的灌溉系统，例如将小溪的水引入梯田的沟渠，以及把较大河流的水输向稻田的引水渠，在后一种情况下，引来的水通常都要岸，建造灌溉系统、塘堰和梯田。开始都必须投入大量的劳动力。但一旦建成，维护起来就比较便宜和容易了。于是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稻农时常宁愿在现有田土上精耕细作提高生产率，而不愿新辟田土扩大耕作面积。

水能增强稻作农业经济模式的可持续性。和旱地农业不同，稻田在耕种多年之后，肥力不但不会降低，反而还会提高。不管当初土壤的结构和肥力怎样，在连续种植水稻数年之后，稻田的上面几寸表土都会变成一层粒细色灰的弱酸性泥土，其下是一层硬磐，它能保蓄水分。在稻田里，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固氮生物，它们能够起到肥料的作用。有机肥料能大大促进传统水稻品种的生长发育。早在17世纪以前．中国和日本就在广泛使用石灰和豆饼作肥料，使得某些种双季稻的地区水稻年产量高达每公顷6吨之多。

水稻植株能分蘖出许多有效蘖，而每个稻穗平均起来又能结大约100颗谷粒。水稻插秧技术大大增强了它的这类习性。在插秧之前，稻农先要对一小块肥沃的秧田精耕细耙，精心施肥，再细心播下经过精选且已催芽的稻种。与此同时，农民还要对本田灌水浸田深耕细耙，使泥土细软。大约一个月以后，农民从秧田里拔出秧苗，剔除孬苗，并截掉好苗的叶尖部分，然后再把一束束秧苗纵横成排地按一定距离插进灌有浅水的本田里。

虽然从科学的角度讲，水稻插秧这一过程是属于劳动密集性的，但它使得农民能够精心选出好苗，并且能够高效率地利用为数有限的一点肥料。除此之外，通过插秧这一过程，还能促进水稻的生长，使之提高分蘖率。秧苗在插进本田之后，只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便能成熟，这样，在秧苗还长在秧田里的闲季，农民就可以在本田里栽培其它作物。

水稻栽培可以使土地利用率太大提高。虽然塘堰、沟渠和堤埂所占佣的土地有可能多达1/5，但不会有一点土地闲置浪费。鱼类要摄食塘堰里的水草和稻田里的田螺，而鸭子又要食用鱼类。窄细的田埂可以用来栽种蔬菜，而宽阔的堤岸上则可以种植桑树，桑叶可以用来养蚕，而蚕粪又可以用作肥料。水稻收割后，可将稻田的水排掉．然后可以种上大麦、蔬菜、甘蔗或者烟草。

早在1千年以前，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冬稻夏麦(此处原文可能有误，疑为”冬麦夏稻”——校注)轮作就已很常见了。到了17世纪，由于选择了合宜的早熟品种以及水源很丰富，广东地区的农民每年可以种两季乃至三季水稻，此外还可以附带种植一些蔬菜，于是年产量竟达每公顷7吨之多。由于水田的面积都很小，所使用的农具也就都是轻便价廉的。这样，一户农家只要有一头水牛就足以满足各种农事需求了。若是确实需要精锄细作，农民就会完全不用牛耕而改用锄头。

一般说来，与旱地小麦农业相比，水稻农业不需要投入许多资本，并且几乎不需要实行规模经济。尽管过去华南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数量有可能并不亚于英国地主，但其家庭农场的规模却很有限，其余的土地都分成小份租给许多佃农耕种。地主选择佃户时，并不是看其资产多不多，而是看其技术好不好，经验是否丰富。水稻农业这种发展模式本身并不会导致农村社会两极分化，剥夺穷人的社会地位。小农户的相对优势可以使众多农民通过剥削性质的租佃关系获得耕种土地的机会。

发展水稻农业虽然必须要有大量的劳动力，但它对劳动力的需求却是间歇性的。因此，在中世纪的中国和日本，农民可以以水稻农业为本，附带从事蔬菜、蔗糖、蚕桑或茶叶等商品的生产。或者是进行纺织、酿酒、豆腐或手工艺品等家庭生产。这样，水稻农业就成了农业经济的基础，对密集的农村人口的劳动力既有了需求。又进行了吸收。

经济史学家们时常把这种农业模式看作是“农业的退化”，认为在这种模式下发展农业，农民个人的劳动强度只会越来越大，而报酬却越来越低。若是只根据稻谷产量来进行核算。就像对待单作型农业模式那样，也许这种说法还不失为正确。但如果是把这种经济模式所生产的所有其它产品都计算在内，这种农业模式就一定会大放异彩。尽管这种农业经济的增产能力不会是无限的，但却肯定是很大的。在人口持续增长的若干个世纪里，中国的水稻产区为农业经济提供了基础。许多人因此而可以在家里生产可售产品。只是在1800年以后，农村生活水平才开始急骤下降。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趋势。

日本的农业经济发展也曾有过与中国相似的模式，它为现代国家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日本的这一成就使其农学家以为，日本的农业发展模式可以作为一种典范输出到其它国家。然而，日本的情况在有一点上可以说和西方毫无二致，那就是其工业化也是通过多种方式的无情剥削才得以实现的。1600年至1800年这一期间，随着商业贸易和城市的发展，日本的农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日本的水稻栽培技术也得到了很大提高，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因此，1868年到1912年间执政的明治政府主要靠提高农业税，就提供建设现代工业国所需要的资金。然而，如此高额的赋税把佃农们推到了近于赤贫的地步，而在1945年实行全民公决以前，日本政府并不觉得有责任和义务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

战后，日本的新政权决定确保本国在谷物供应上自给自足，并打算消除农村的贫困现象。以后，日本颁行了土地改革法，目的在于取消土地租赁。并对土地的购置实行了严格的限制。这种政策使得小型独立的家庭水稻农场成了日本农业经济制度的基石，从而为农村和城市的发展长期而成功的平衡和结合提供了基础。

然而，事实上，当今日本的农业正处于危机之中。除1993年因气候恶劣而异乎寻常地收成不好以外，日本的稻谷几乎年年都生产过剩而并不合算，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从50年代起就对农业提供了过度的补贴和价格扶持。结果，日本政府靠提高谷物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的作法，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后果。直到60年代，日本农民的农业投入还很有限，所使用的农具也很简单。从60年代起，水稻生产才开始盛行机械化，农民于是才大量使用小型拖拉机、插秧机和收割机。如今，几乎所有的日本农民都拥有一整套昂贵的农业机具，化肥的平均用量也高达每公顷1110千克(相比之下，美国的化肥用量仅为每公顷160千克，泰国就更低了，只有48千克)。早在1977年，日本经济学家渑年宇多川就估计，日本在水稻生产上投入的能量，多达稻谷所含食物能量的3倍。日本生产1千克稻谷所耗费的成本，高达泰国的15倍，美国的11倍。

如今，在日本，没有一个人认为，这种政策能起到使农业经济持续发展的作用。不仅如此，这种政策还不能使自然环境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尽管现在灌溉渠仍在保护着日本狭窄的河谷使之免遭洪水的危害，但实际上日本的灌溉渠和土壤中，已经充满了化学物质。如今，日本的水田中完全没有鱼类和青蛙活动。

日本当前的农业危机显然表明，即使是东亚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也有可能出现失误。然而，若是日本完全听从他人的告诫，纯粹采用西方的农业发展模式，而不是立足于国情靠自己创造解决农业问题的途径，在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两方面寻求较好的效益。那么，日本的问题想必就不仅仅是什么失误而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了。

这种创造性的解决途径可能已经在起作用了。通过近年来的经济改革，以水稻栽培为主的土地利用模式和当种经营模式已经给日本、中国及其台湾省带来了以农村和城市非同寻常的均衡发展为特色的现代化。日本农民家庭经济收入与工人家庭经济收入的比率的日益上升，已经充分显示了这种趋势。1960年，日本农民家庭经济收入与工人家庭经济收入的比率为69％，1970年，这一比率上升为92％，1980年．又进一步上升为115％，而1988年也高达113％。

那么，就世界的其它地区而言，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呢?面临这一问题的，不仅有诸如墨西哥和印度一类农村人口既庞大又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像法国这样需要避免农村人口进一步减少的富裕国家。虽然单作并不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但在目前的全球经济环境下，没有结构性的扶持和合理的农产品价格作依托，多种经营就不可能有立足之地。在消费者要为水果和蔬菜付高价的日本，大量的稻农已被说服，将其部分土地改作果园和菜园。70年代末，中国政府允许农民以粮为主，兼营其它各种作物和家畜。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产品价格也被提高到较为合理的水平。结果，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的农业生产上去了。农民不仅生产了大量的粮食，还为乡镇企业生产了供其加工的原村料。不仅如此，他们还富了起来，买得起多种多样的工业品。只有从中国农业经济的复兴这一历史背景上去找答案，你才能明白，中国的经济为什么会这样持续惊人地迅猛增长。

近代之前的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例子无疑证明，正是由于集约性多作型农业不需要依赖于高额的投入，它才能使较为贫穷的农民能够以农为生，才能提供广泛的土地利用机会，才能创造出其它的就业机会。从理论上讲，多作不仅能够成为多种经营的支柱，还能够减少农业对来自工业的投入的依赖。玛雅族农民能够在不要化肥的情况下种好庄稼，因为豆类能够起到天然的固氮作用。不过，农民没有必要既以农为生，又不要化肥。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利用有机物栽培蔬菜的农民和果酒酿制者正在采用间作法(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多作)，以代替化学杀虫剂。他们所种植的作物品种更多，所雇用的农业工人更多。而所购买的化学杀虫剂却比以前更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在干一桩为某些人所反感的大事情。

笔者所举的例证应该起到一种促进作用，使人们更加密切地关注非西方的其它农业模式。如果我们想要找到长期的解决途径，满足世界人口的粮食需求而不至于毁掉地球，我们就必须从这类农业模式中学习许许多多的东西。

[张牛 译；赵裕卿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