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13世纪时，欧亚大陆迎来了一次规模巨大的气候变迁。当时，温暖和湿润的程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远超历史均值，这为草原植物以及包括马匹在内的家畜提供了有利的生长条件。受惠于此，成吉思汗和他的孙子忽必烈率领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从而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富盛名的帝国之一。在那些研究气候变迁的科学家看来，气候正是蒙古骏马得以驰骋四方而罕遇敌手的最重要原因，因为他们不需要为了维持兵营的运转而运送大批的粮草。

在另一些科学家看来，更大规模的气候变迁正在地球上演，而这些变化的受益者几乎没有，受害者却遍及全球。由于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浓度的显著增加，地面的温度正以缓慢却难以逆转的方式上升，北冰洋上不断开辟的航道对人类而言最多也只是喜忧参半。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估计，本世纪全球气温升幅大约在1.1到6.4℃之间。气温小幅升高对地球的影响并不太明显，也许只是春风不再料峭；但如果大幅增温，人们就需要到科幻小说或者灾难电影中寻找答案的细节了—《后天》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尽管因为永无休止的争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花了19年时间才在2007年的报告中达成了科学共识，但全球气候系统总的变化其实非常明确：过去30年，诸如重大水灾和风暴等极端气候事件的数量和强度一直在稳步增长。在埃塞俄比亚等东非国家，已经有大量牧场变成荒地。对那里的人而言，气候变化已经不是潜在威胁，而是现实风险。

当然，这仍然不是问题的全部。由于富裕人群有更多机会和可能躲避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在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人员伤亡事件中，有差不多99%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受到最严重打击的恰恰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群。因此，迅速而严重的气候变化背后，可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人道主义灾难。在今天这样一个强调人权的时代，如此悲剧简直无法让人忍受。

为了遏制这个趋势，全世界的人们都付出了卓绝的努力。在南美，秘鲁计划到2021年完全停止森林砍伐，这将使其大约70万平方千米的森林得以继续生长，该国同时还拨付了上百万美元增强碳测量技术；在亚洲，中国大规模恢复和扩建了“三北”防护林体系，这场声势浩大的造林运动被认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生态恢复行动之一；在欧洲，人们很快弥补了《京都议定书》的重要漏洞，他们将航空业纳入碳管制名单，并计划从2020年开始实现全行业碳排放零增长，该行业2050年的碳排放水平将在2005年的基础上至少降低50%。

实际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要比人们想象的更简单和廉价，只要拿出全球每年生产总值的1%就可以达成既定目标，人类完全能够而且应该支付得起这笔费用。人类也不缺乏低碳技术，核能、混合动力、生物能源、风能、太阳能等，都可以替代有污染的化石能源，新材料技术、智能建筑、循环利用、数据分析等技术的完善都能让人们不断减少对能源的需求和依赖。

人类之所以难以在遏制气候变化这样生死攸关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知道如何分摊成本。要完成2020年的减排目标，发达国家原本应该在2005年的排放水平上减少40%，但相关国际协议给出的目标值只有15%，美国甚至只有4%；与此对应，发展中国家却需要承担超过40%的减排任务，难怪在很多人眼中，减排已经变成了阴谋论。

深层次的探讨涉及到另外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国际协议，这是世界各国领导人曾经在京都达成，又试图在哥本哈根强化但空手而归，如今又希望在2015年的巴黎最终实现的任务。幸运的是，中美两个大国前不久达成的气候协议终于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谈判带来了曙光。另一方面则是技术，这中间不仅包括页岩气一样的替代能源技术和碳纤维这样的节能技术，还包括碳排放的监测技术，后者将为国际责任的划定和碳交易机制的建设和执行奠定基础。

总部设在伦敦西南部的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的碳测量中心（The Centre for Carbon Measurement），就是为创造和培育减排技术应运而生的。这家机构创立前，曼德尔森勋爵（Lord Mandelson）曾宣称，要把英国变成“低碳交通的世界领导者”。当时，大部分英国人都认为这不过又是个夸夸其谈的案例，但碳测量中心的出现让人们有了验证的标尺。

碳测量中心的成立标志着欧洲——或者至少是英国，开始从国家层面上思考与减排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这里的政策制定者希望可以将最新的碳测量技术、最前沿的减排技术和最先进的减排设备结合起来，制定出清晰的公共政策，从而为长期减排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在成立的第二年，也就是2013年，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就参与了欧洲计量科研项目23个课题中的18个，由其负责的课题也达到了7个，这些课题的很多方面都与碳测量中心关系颇深。这些课题将使人们更理性地了解能源开采、炼油厂设置、新材料应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由此引发的深层次气候变迁。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新成立的碳测量中心俨然已经成为“明星”。

尽管领导着超过120名优秀科学家，碳测量中心的创始人和现任主任——简•伯斯顿（Jane Burston）依然习惯性地展示自己的迷人笑容和邻家女孩的气质，她确实不太像一个科学家和一个科学机构的领导人。但只要谈起这份工作，她就可以马上进入最佳状态。

“很久以前，我就已经意识到碳交易是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最优制度和最佳政策，而计量技术能帮助这类交易机制取得成功。因为碳交易提供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投资绿色科技的财务激励,将使减排投资流向那些减排成本最低、减排效果最好的地方。”伯斯顿相信未来会更好，因为严格实行的碳减排规划和碳补偿机制将像当初美国总统尼克松签署环保法令一样，让社会在经济进步和环境改善之间寻找到人们企盼已久的平衡：“这样一来，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就在资本的流动中同时得以实现。”

当然，同许多以市场为基础的政策一样,碳补偿机制也存在受到挑战和机会滥用的情况。因此，优质的计量对于碳补偿机制的公平和可靠性至关重要，“计量至关重要但不能孤立存在，它需要企业呼应和政界鼓励，这样它才能变成现实；它也需要科学支持，这样它才能更加可靠”。

伯斯顿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她创立了碳交易领域的先驱企业，却没有从中收获太多财富，她更看重的是这家企业的社会价值。在采访过程中，她也反复提及其创立的“是社会企业而非商业企业”，企业在这里真的只是承载理想的一个选项。

另一个矛盾的地方在于背景和现实之间产生的错位。尽管供职于一家科学机构，但伯斯顿并非自然科学家，毕业于哲学专业的她在掌管这家机构中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知识障碍、管理瓶颈和商业鸿沟，只不过这些都被她一一战胜，我们的采访也就从这个强烈的角色反差谈起。

《环球科学》：通常，我们觉得各个学科的专家在碳减排中的角色应该是这样的：经济学家负责设计机制、公共政策专家负责制定政策、科学家和工程师负责提供智力支持。有意思的是，你跟这三个方向都不沾边。我们好奇的是，作为哲学系学生，更合理的工作本应是作为非政府组织的一员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但你却从科技角度切入了这项伟大的事业。那么，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对推动碳减排这项艰难的工作有深厚兴趣的？

伯斯顿：哈哈，你提到的角度很有意思，不过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绝对的标准，因为决定人生方向的更多是理想和兴趣，而不是专业和背景。我从很小开始就对道德层面的事情和环保事业心生向往，我觉得这是我们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责任，我们有义务让这个星球变得更好。

我清晰地记得，我在11岁的时候参观屠宰场时感受到的触及心灵的震撼，这种震撼让我马上变成了素食主义者，整个过程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等我在剑桥大学学习的时候，这种意识已经变得十分强烈。在那里，我成了这所大学的环保官，我将很多业余时间用在回收学校中各种各样的废旧物品上，这个经历对我随后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我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要负责修葺学院的厨房。当时，我们发现厨房中没有用来清洗盘子的设施。作为替代手段，学院为我们准备了一次性餐具。尽管这已经是很贴心的安排，但我还是极力建议学院应该为我们购置一些用马铃薯淀粉制作的盘子和碗。因为我知道，相比于塑料和层压纸这种材质，马铃薯淀粉更容易降解，因此对环境也就更友好。

再后来，我将整个学术假期都用在了对赞比亚的考察上。在那里，我体会到了自然的伟大。也是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我想为自己和自己的理想做些事情，这个想法从未改变。

而且，我也不是在大学毕业后就马上开始领导这个结构复杂、责任巨大的国际组织。在主持这个中心之前，我已经在其他岗位上积累了一定的碳监测知识、一定的团队管理经验和一定的机构运作经验，这些经验对我开展现在的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是个渐进的过程。

《环球科学》：你提到的这个工作应该就是“碳退休计划”（Carbon Retirement）吧。2008年，你创立这家机构时，这类机构还非常稀少。那么，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你创立了这个机构？

伯斯顿：是的，我所说的就是这段经历，它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当时，我和一位朋友在聊天时发现，我们俩都认为碳补偿机制在制度设计上非常完美，其中的很多条款也都非常有效，但也都认为一些负面报道正在削弱这个机制在碳减排中发挥的作用。我们俩因此非常希望可以找到一种更有效的碳补偿方式，这将为企业和我们的地球带来真正的好处。

当时，我们发现可以把污染排放许可从欧洲配额中剔除掉，我们也很好奇为什么没人做这件事情。因为在那之前，我们都认为排放许可应该供不应求，毕竟从那种强烈依靠碳排放的经济模式中转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在2005年，欧盟发放的排放权竟然比实际排放量多了4%，而且居然没有一个产业的排放权处于短缺状态。更让我们吃惊的是，钢铁、造纸、陶瓷和厨具等部门的排放权发放量甚至超过实际排放量的20%。排放权总量过多导致排放权价格下降和环境约束软化，企业也就失去了采取措施继续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积极性。

所以，那时候我们觉得应该建立一种更合理、更可持续的方式去促进企业继续减排。而且，我们在咨询了一大群各行各界的人并获得了肯定的回复后，我们才决定正式开始创业。

《环球科学》： 可那时，你的经验非常欠缺，相关知识也寥寥无几，你的动力和自信来自哪里？在运营这家社会企业的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你又怎样克服了这个障碍？

伯斯顿：是的，我们的团队真的欠缺经验。不过，我想说的是，当你做的真的是一件全新但有意义的事情时，商业技能的欠缺完全不是一件需要担心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和所有人沟通我们对于未来的畅想以及新旧方式的异同，他们会给你很多建议，这对事业成功裨益良多。

而且，我们也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准备。我们会利用午餐时间组织研讨会或邀请业内人士，为我们介绍碳补偿机制的设计机理和运作方式。持续的学习对理解新生事物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对于这类充满前景的新生事物，任何人都不能盲目地认为已经完全理解了其全部内涵。

最大的挑战还是公众认知，我们必须想办法让人们知道我们这份工作的意义并且愿意支持这项事业。不过，我们那时虽然希望尽快获得认可，却没有召开任何新闻发布会或者通知任何媒体，我们只是通过电邮告诉我们的朋友“来看看我们的新项目”。幸运的是，我的一位朋友有位在路透社工作的朋友，他最终让这个项目获得了最初的曝光。如今，很多年过去了，媒体相较以往更加发达，我们相信只要是好的创意就一定会获得媒体和公众的关注。

我们的另外一个幸运之处在于获得了一个社会企业计划的垂青，从而在那里获得了一位熟谙市场规则的导师的悉心指导。正是因为他的耐心帮助，我才在这些方面获得了显著的提升。随后，我就在项目的各个阶段都有清晰的发展思路。例如，当项目开始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请专业人士帮忙设计了标示和网站，这促进了我们品牌的建立和传播；当我们需要宣传碳补偿机制的时候，我又学会了如何跟新闻媒体进行沟通，学会了如何用新奇的故事去吸引记者们的眼球，这些又帮助我们获得了公众的广泛认可。

从这些经历中，我认识到运营一家社会企业需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争取到不同人的帮助，我们要让所有有一技之长的人都能在团队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并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个人的成功将促进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进步，这就是我们在没有任何专业背景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取得事业成功的终极方法。现在，我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向年轻人提供创业指导，我想这可能就是那些心怀梦想的年轻人创业成功几率越来越大的原因所在。

《环球科学》：正是因为弄懂了这些事情，你才有机会领导碳测量中心？这个新的工作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那么在你看来，这份工作和原来你自己开创的事业之间又有什么异同？

伯斯顿：这肯定不是我获得任命的全部原因，但至少应该是我能够当选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吧。

两个机构之间的相同点其实很多。例如，两者都需要对碳排放进行精确的测量，但这些技术层面的事情其实都不是最根本的。最根本的事情在所有机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我们必须在做事之前明确我们的核心目标——哪些事情必须做，哪些事情又不能做。明确这个意味着我们找到了这个机构成功的关键，因为人们这时就不会再浪费时间去追逐那些偏离我们核心使命的边缘化目标。当然，这种情况的出现需要强大的领导能力和卓越的执行能力。

之所以提到领导力和执行力，是因为两家机构之间的不同对这两种能力提出了挑战。首先，与“碳退休计划”不同，建立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中的碳测量中心是英国国家测量研究机构的一部分，我们有多达120名科学家专职研究气候变化、低碳技术和减排机制等议题；其次，在碳测量中心，我们还要应对数量庞大的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最后，机构的庞大还意味着必然的反应缓慢，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太多人的诉求，这导致我们很难做到当机立断。

《环球科学》：不管面临多少困难，现在你都已经在新的岗位上开始工作了。让我们回到科学和技术本身，精准测量碳排放的难点是什么？在这个问题上，现代科技可以提供什么帮助？

伯斯顿：我们最主要的测量对象是工业设施，比如垃圾填埋场、页岩气井或者炼油厂，这些地方也是最重要的减排监控区域，而且监控项目也非常符合碳减排和碳补偿机制的设计原则。

现代科技对碳检测具有决定性作用，因为人们必须为不同的工业设施设计不同的监测设备，监测范围的扩大和最新的监测方法因此完全依赖于科技进步和设备更新。举个例子，为什么我们这个机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碳检测机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拥有一个全球绝无仅有的监测设备——差分吸收激光雷达（DIAL）。这是一种集激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和惯性导航系统（INS）三种技术与一身的系统，因此可以精确定位激光束打在物体上的光斑进而生成数学模型。

在工作时，作为光源的激光器发出特定波长的光束射向污染物，光同污染物相互作用后会有一部分光反射回接收装置，经探测后便可获知污染物的有关信息。这套设备不但可以让我们远距离地精确观测碳排放，还能帮助我们较为轻松地开展很多工作。它就像一个移动实验室，多年以来，它走遍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欧和美国，成功帮助很多监管机构对工业设施进行了多次精密的测试和细致的分析，这对碳检测是个重要贡献。

当然，减排事业没有尽头，科技进步也没有极限。不久前，我们还投资了100万英镑用于研发新一代的差分吸收激光雷达。除此之外，我们还开发出了一套技术和设备，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碳储存时感知并监测细微的污染物泄露。对我们而言，科学和技术就是我们工作的信仰。

《环球科学》：除去微观层面的碳监测，公众对宏观层面上的碳检测——例如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更在意。按照科技界之前提供的数据，我们距离碳排放的上限已经非常接近，但排放的脚步并没有放缓。那么，你的监测怎样和这些宏观层面的监测和预警联系起来？

伯斯顿：这很容易。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帮助很多国家、城市或者企业进行碳检测以促进计算碳排放国际体系的建设。在这方面，我们的计算方法是用排放因子和行为数据相乘。比如说，一个国家如果想测算其汽车的碳排放量，我们必须获得该国一部典型车辆每英里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然后乘上该国拥有的汽车数量（行为数据），所得出的结果就是排放量。过去几年，我们已经测试过垃圾填埋场、沼气池等很多地方的排放因子，这份工作也很重要。

《环球科学》：所以，碳排放的价值是可以为国家的公共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伯斯顿：对，我们不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但在欧洲这样一个对碳减排有着严格要求和清晰规划的地区，因为我们知道如何在种类繁多的碳测量技术中进行选择，也知道怎样对新兴产业进行减排指导，更知道如何建立更合理的碳排放标准和实际的行动纲领以保证最终目标的实现，公共政策的制定其实离不开我们的支持。在英国，我们一直和环保部等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我们也迫切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努力促进更合理公共政策的建立和更美好环境的打造。

在国际上，我们也进行了很多类似的工作来促进减排政策的制定和实现，因为我们一直希望可以制定出一种新的模型帮助我们更好进行碳排放的监测，我们相信这是随后所有改进措施的基础。前不久，我们还在尝试如何让我们建立起来的清洁发展机制模型能够涵盖真实世界的更多变量，还在尝试如何让真实世界中的不确定性能够更好地被预测和表现出来。

《环球科学》：你是英国最著名的社会企业家之一。在获得无数奖项后，你对未来怎样规划？

伯斯顿：获奖总是令人高兴。但这么多的奖项其实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还因为人们对美好的未来和清洁的地球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渴望。当他们看到有人在为这个理想奋斗时，自然会很兴奋，我们当然也深知这一点。因此，我们作为碳监测和碳减排领域的先行者，也在促进更多人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

最近，我们就和英国促进创新的机构Nesta以及英国国家电力公司共同设置了一个总奖金额高达5万英镑的奖项，我们希望以此鼓励大家研发一种新技术从而让消费者能在电力消耗的峰值和常态之间切换，这样消费者可以降低成本，社会也可以节省很多资源。我们相信，很多初创公司会在这个过程中为世人所熟知并获得很好的商业机会，整个社会届时都将因此受益，这也是我们作为行业先行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届缔约国会议将在巴黎举行，减排届时就会再次成为全球焦点，我们仍对新的碳减排计划的最终达成充满信心。每当隔着英吉利海峡遥望对岸，我都在祈祷这一点，我真心渴望那将是一个让人心怀梦想和希望的全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