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现在，各国政府都在和商业市场讨论，决定携手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随着科学证据不断增加，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投资者和资本家都想寻求新的投资方向，减少因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对经济增长造成的风险。他们开始把资金从碳密集型产业转出，投入到低碳行业中。

2014年9月，银行、保险公司、慈善机构、养老基金、共同基金和捐赠基金共同宣布，每年都会多投入1 250亿美元以应对气候变化，直到2020年。部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基金已经开始减少对化石燃料的投资，其中包括纽约的洛克菲勒兄弟基金（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还有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多所大学。

这些投入只是冰山一角。金融行业在全球范围掌控着300万亿美元左右的资产，据预测，每年还有超过20万亿美元的新投资在不断流入。在这样的背景下，私人资金有能力推动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计划，也能将气候增温控制在各国政府商定的2℃以内。据国际能源署估计，如果对清洁能源和高能效行业的年投资额能翻6倍，从2013年的3 900亿美元发展到2035年的23 000亿美元，就能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变 （见“投资者转向清洁能源”）。

这期间，政府的政策显得非常关键。合理的碳定价、有利的税制、重新调整补贴都能起到鼓励作用，增加对低碳行业的投资。政府支持研发并改善相关经济政策，甚至能从源头为行业提供帮助，增加产出。如果能够深入认识并应用这些机制，该国将会受益于私人资本增加和发展清洁能源带来的经济增长，就像现在的越南和德国一样。没有跟上脚步的国家，只能从夕阳产业中榨出最后一点价值。

珍贵的投资

对于投资者来说，把钱投入低碳产业是能够赚钱的。投资者为经济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从而换取回报，回报率则反映了投资的风险水平。由于排放成本日益增加，与其他碳密集型活动相比，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建筑等低碳项目已经成为更保险的投资。在勘探开发新化石燃料的过程中，部分项目的风险已经非常突出，例如，不太利于燃烧的煤炭和焦油砂项目就已经不适合投资。

好的政策也能使低碳投资有利可图。例如，美国为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税收抵免。德国、马来西亚和韩国则在低碳项目生产的电力并网时，提供低于常规的税率。许多公共机构，如世界银行和欧洲投资银行，也在大量发行绿色债券（见“绿色债券”）。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十家政府供资的绿色投资银行正在共同协作，它们投资私营部门，以降低行业风险和提高经济回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化石燃料市场的现状，不但市场本身不稳定，政治因素的变动也威胁着化石燃料行业的发展。

将风险降到最低

无论是银行还是投资者，都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是他们应该考虑的风险之一，不能坐等政府独自解决这些问题（见“由黑色能源到绿色能源”）。例如，2015年初，9家国际银行已经决定不再投资卡迈克尔煤矿的开发。这家煤矿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这里有全球最大的煤田之一。一些颇有名望的资本家也面临公众压力，必须更谨慎地管理风险。去年，美国前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发表文章说，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他认为新兴的“气候泡沫”会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威胁。

金融监管者认为，不应再以稳定的经济和金融系统为代价追求短期回报。2014年6月，英国法律委员会明确指出，受委托人应考虑与财务绩效相关的所有因素，包括环境影响。

在科学家能提供更好的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政府才能加强政策，资本市场才能加快资本的重新分配。我们需要深刻认识到，一些影响并不是线性的。例如，即使现在气候变暖仍处在较低水平，但是它已经能影响全球变暖的碳循环反馈，极端气象活动也已经造成了罕见而又十分严重的影响。

应该如何向低碳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稳健的银行体系、透明的管理以及稳定的货币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坚持减排的目标，提供指向清晰的长期能源政策，也十分关键。如果这些因素中任何一个缺位，还可以用公共投资的措施补足。政府也可以提高人们的认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调整金融法规，以增加私人资金的投入。

现在，约有350家投资机构为该行业提供了超过24万亿美元的资金，他们联合签署了一份声明，谈到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中，金融部门关心的优先事项。在去年9月，这份声明已经递交给纽约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去年11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20国集团会议前，也递交给了该集团。优先事项中包括：碳定价，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科技的目标或补贴，逐步取消化石燃料补贴，解决金融系统中非故意的限制，比如可能会妨碍信息流动或正常投资的政策。英国、巴西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都已将投资者拉进气候和能源决策圈，以确保政策细节万无一失。

碳定价是市场能够接受的一项调控工具。排放交易体系、碳税或任何其他对排放温室气体收费的机制都是为了分配减排负担、鼓励市场创新并用经济手段实现减排目标。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教训，已有73个国家支持世界银行在纽约峰会时再次推动碳定价。相比而言，之前的汽车燃料标准或发电排放标准并不够灵活，也不太有效或不易于升级。不过，它们也能发挥补充作用，帮助抵消现有的化石燃料补贴。

但仍有政府摇摆不定。西班牙和意大利已放弃减排和推动绿色科技的承诺。在澳大利亚，发电并网的特殊税率和可再生能源的目标也面临着风险，这里排放交易体系在2014年已被废除。很多资本家相信低碳行业的前景，他们质疑这些政府的经济可信度，所以只能将自己的投资逐渐转移到别处。

资本是流动的。养老基金、资产管理者和保险公司最多能将50%的资产分配给国际市场。即使这样，跨国低碳资金流仍然相对较低。但是，随着政策逐渐完善、投资者经验增长、交易成本下降以及新机遇的出现，资金流将会有所增加。投资者会把更多资金投入离岸市场，以便更好实现他们的长期目标。

让私人投资参与商讨

在国际气候谈判过程中，应更加重视私人投资的作用。对于节能减排，政府方面做出的努力还远未与市场上的经济状况相匹配。谈判时，各国在讨论减排时应该让金融界也参与到20国集团峰会这样的国际会议中，让他们为减排计划提出自己的意见和资金支持。

向较不发达和新兴的经济体注入资金，有助于实现将气候增温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在此，多边组织和国家开发银行必须继续扩大它们的作用。一些投资基金和金融工具（特指能减少货币波动性、挑选出最佳项目，部分吸收意外损失的金融工具）也能增加资本流动。绿色气候基金是联合国气候公约框架下的组成部分，基金下的私营部门就能在调动私人资本，扩大公共气候融资规模和影响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即使意图再好，也可能会有政策失误的时候。资本家应当放眼长远，不过分计较短期政策的不稳定，明确支持政府的低碳政策，同时也需要让他们意识到举棋不定带来的严重后果。由于市场无法独自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监管全球金融体系的机构，例如金融稳定委员会（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也必须持续提供指导方针。

如果可以推行适当的政策，将极大地激发大家的投资热情。否则，投资过少将无法完成减排的目标，也无法将气候升温的幅度控制在2℃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