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1988年3月下旬的一天，美国艾奥瓦大学的三位经济学家来到他们惯常聚会的地方，一边品尝啤酒一边聊天。谈着谈着，话题就转移到当天的新闻上——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在密歇根州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推举会上赢得了55%的选票，但事前的民意调查却未能预测到这一结果。在三位学者的连声抱怨中，一项新创意破茧而出了。那时，实验经济学刚刚开始流行起来，这门学科通过观察群体行为（一般是在教室中）来检验经济学理论。受此启发，三位酒友突然想到，通过市场进行预测，是否会比民意调查更为准确呢？

以政治候选人为对象的市场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式来检验经济学中的“有效市场假设”（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有关某证券的所有信息都反映在它的价格中。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着上市公司的业绩，投资者们会去了解这些因素，并对该公司下个季度究竟能否实现预期利润指标，或者销售是否会遭遇滑铁卢作出判断。对于股票或其他金融证券而言，这些判断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股价。当然，股价中也蕴含了其他方面的信息。在传统实验中，经济学家往往用学生来模拟商品和服务的“买家”或“卖家”。新方法却另辟蹊径：这个“选举市场”的参与者交易的是契约，而这些契约将根据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 W. Bush，即老布什）、米歇尔·杜卡基斯（Michael Dukakis）或其他候选人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获得选票所占比例来提供收益。

如果有效市场假设不但适用于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而且同样适用于政治候选人的话，选举市场或许就能成为一种预测工具，用以判断政治竞选期间谁领先、谁落后。说不定通过选举市场，人们就能够预见到杰克逊将会胜出。三位学者在啤酒聚会上的想法，如今已经成为实验经济学最引人瞩目的成就之一。这一设想还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形成了一门名为“预测市场”的分支学科。通过这个市场，人们不但可以对选举进行投资或者下注（看你喜欢用哪个词了），还可以对气候变化、电影票房收入以及美军下一次行动等等投资下注。

赌个痛快

乔治·纽曼（George R. Neumann）、罗伯特·福塞斯（Robert Forsythe）和福莱斯特·纳尔逊（Forrest Nelson）这三位学者在酒馆里达成一致之后，马上就向艾奥瓦大学寻求支持。纽曼回忆起那时的情况，艾奥瓦大学商学院院长是一位自由市场的倡导者，他非常欣赏这一想法；但政治学院院长却对他们的设想大泼冷水，称该设想是“他听到过的最愚蠢的主意”。政治学院院长还告诫纽曼说：“这充其量不过是民意调查的影子而已。”

既然有商学院院长的热情支持，艾奥瓦的“三剑客”便决心继续干下去。他们希望用货真价实的钞票，刺激参与者认真投入这项活动。不过，为了让这种校内赌博合法化，他们还需要获得批准。艾奥瓦大学总律师拒不同意这样的活动。但艾奥瓦州法律允许人们在办公室内部小规模赌球，州司法部长根据这项法律，为这个用现实货币运作的政治股票市场开了绿灯。

于是，艾奥瓦政治股票市场（Iowa Political Stock Market）在1988年6月1日开启。当时，万维网在它的缔造者蒂姆·伯纳斯－李眼中，还只是襁褓中的婴儿。将近二百名学生和教师通过万维网问世之前那种相对原始的互联网工具，来购买针对老布什、杜卡基斯或其他候选人的契约。老布什契约或杜卡基斯契约可以在同一个期货市场上买卖，这种市场跟艾奥瓦州生猪养殖户们交易猪肉的市场是同一类型。当然，艾奥瓦政治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们交易的“货物”，是关于某位总统候选人在大选日获得选票所占比例的契约。

投资者们的交易一直持续到选举日的上午，不过规则规定，任何人的投资都不得超过500美元。举个简单的例子，选票份额市场上的一份布什契约将得到0.53美元的收益（对应于老布什在大选中获得了53％的选票），而一份杜卡基斯契约则只有0.45美元的收益（对应于这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普选中所获选票比例）。如果你赶在大选日清晨该市场收盘之前，以0.50美元的价格买入一份布什契约，那你就赚了0.03美元（参见本页和下页插图说明）。

对三位经济学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投资者们谁赚谁亏，也不是候选者们谁赢谁输，而是这项实验能不能回答他们在酒吧里提出的那个问题：大选日当天市场收盘价所对应的选票比例，是否比民意调查的结果更接近各位候选人实际上所获选票的比例？答案是肯定的，实验取得了成功。收盘价与布什和杜卡基斯选票份额的匹配程度，胜过了盖洛普、哈里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时报以及另外三家主流民意调查机构的预测。

1992年，艾奥瓦政治股票市场改名为艾奥瓦电子市场（Iowa Electronic Markets，缩写为IEM），并对所有人开放。从纽约到新德里，不论什么人，都可以参与交易，交易最低限额为5美元。由于IME的主要目的为科学硏究，交易额非常小，因此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缩写为CFTC）特别许可艾奥瓦大学可不受监管。

在总统竞选、国会竞选乃至某些国际竞选中，选举交易市场的预测始终比民意调查更加符合实际选举结果。艾奥瓦大学的几位教授正在整理一篇论文，该论文比较了1988年到2004年间IEM和964项民意调查对美国总统选举的预测结果，发现该市场的预测更加准确的次数占到了74%。此外，IEM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选举日前几天，就算离选举还有一百天，也能比民意调查更好地预测选举结果（参见第34页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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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IEM永远也不会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尽管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交易作出种种限制，但这个市场仍然火了起来。1988年该市场交易契约共计15,286笔，总金额仅8123美元；而到2004年总统选举时，交易契约数就增加到339,222笔，总金额达到46,237美元。IEM的另外一个板块在2004年表现更为活跃，契约交易共计1,106,722笔，总金额高达327,385美元，在这个交易板块中，投资者只有持有赢得选举的人的契约，才能获得收益。电视时事评论员在选举前数月中有时会提到IEM的市场价格，这表明他们已经意识到此市场是个新出现的反映选民意向的晴雨表。有些人通过博客积极地在网上持续不断发表观点，这已经成为当代政治对话与讨论的一种基本形式。在这一人群中，IEM的地位也明显提高。2004年选举期间一次交易高潮期后，IEM办公室收到了若干电子邮件，指控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企图操纵IEM市场，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造势。不过，并未有任何证据支持此项指控。

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IEM依然在发挥作用，它不仅是一种预测工具，而且为学生们了解市场提供了富有活力的环境。或许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充当实验经济学家们的试验场，探索市场如何以及为什么会作出准确的预测。IEM的表现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支持预测市场的最有力的经验证据。但当研究人员回过头，试图寻找适当理论来解释市场预测手段为何如此有效时，始终无法找到直接答案。部分研究人员甚至质疑“市场能够很好地预测未来走势”。

初看起来，市场能够预测举结果的想法似乎不太令人吃惊。毕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主席或高盛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都在不断关注股票或商品价格，把它当作对经济走势进行预测的指导。根据浓缩桔子汁期货市场状况来预测佛罗里达的天气，往往比美国国家气象局的预报还要准。

IEM和其他预测市场的开发者们在对比民意调查和市场之间的差别时，都指出：市场所反映的并不是人们将要投谁的票，而是人们认为谁将会在选举中胜出——下注的多少就表明了信心的强弱。比如，你反对伊拉克战争，因此在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可能投了克里一票。但在看了新闻节目并与邻居们交谈后，你大概已经判定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即小布什）将赢得大选。因此，你下注时选的或许就是布什。

但是每个交易者的个人判断，如何同其他人的判断集中在一起，并转化为价格，从而成为能够作出准确预测的依据呢？这个问题在学术界的争论依然非常激烈。经济学理论家们仍未确切了解，为什么这种预测选举结果的新方法的效果，会比久经考验的社会科学方法更好。

在对IEM市场上交易者的情况进行摸底后，统计学家们非常沮丧。对任何民意调查来说，一项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是，参与者必须具有代表性。对2004年总统选举市场上的交易者进行的调查，凸显了问题关键。调查发现，这些交易者大部分是文化程度较高且富有的白种男性共和党人，他们对布什、克里之争都有高水平的政治见解。这些交易者绝对无法代表社会大众。在大约1/5的交易中，交易者们对“快艇老兵寻求真相”事件或关塔那摩基地虐囚丑闻等等根本就没有任何个人看法或信念。操纵买进卖出的全是一些“机器人”，也就是在发觉某种证券价格过高或过低时就买进或抛出的自动交易程序。IEM电子市场的研究者们仍在探索，这种自动交易模式究竟使IEM市场预测选举结果的能力有哪些提高。

早在1988年总统选举之后，艾奥瓦大学的这个三人团队就开始深入考察，为什么IEM能如此准确地预测选举结果。他们首先排除了偶然因素；此外，交易者并不能完全代表整个选民总体，由此产生的影响也被扣除掉了。在这之后，该团队着手分析了交易模式，并发现了一个由“边际交易者”（marginal trader）构成的特殊群体。一旦股票价格未能正确地反映其价值，他们就会积极地买卖股票。如果布什契约的价格远低于该群体对布什在大选中获得选票比例的预期，他们就会买进布什契约。

1988年的这批交易者，就好比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他们平均投入约56美元，相当于那些不大活跃的参与者的两倍。不活跃的参与者只是坚定持有他们看好的候选人的契约，根本不对该候选人的胜负前景进行仔细的判断。这些可称为看客的投资者基本没有收益，而边际交易者们则捞到了平均9.6%的回报。

1992年《美国经济学评论》杂志的一篇论文，证实了边际交易者的存在。在华尔街，大家都想知道能够在市场中赚大钱的人具有什么特征。这篇论文对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提出了新见解，因此也引来了很多人的询问。其实，艾奥瓦大学的研究人员除了指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男性以外，就再没有发现其他共同特征了。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个群体根本不存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詹姆斯·苏洛维基（James Surowiecki）就认为，边际交易者是个神话。苏洛维基曾在2004年撰写了《群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Crowds）一书，引起了人们对预测市场以及其他一些新颖的群体决策手段的关注。在苏洛维基看来，市场中的任何个人或群体，都不可能像边际交易者假说所认为的那样，具备左右价格变动的财力。这一观点得到了部分经济学家的赞同。

仅仅是文字游戏

对预测市场的批评也有不少，来自美国西北大学的经济计量学家查尔斯·F·曼斯基（Charles F. Manski）的评论或许是最尖锐的。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人们如何估计未来事件发生的概率，例如失业可能性等。几年前，主流刊物开始报道市场预测选举结果的准确性胜过专家。从那时起，曼斯基就开始怀疑这些说法是否有理论依据了。

预测市场的倡导者则常常会提到奥地利裔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哈耶克曾在1945年论证，价格是群体内成员持有信息叠加的结果，也就是说，价格综合了“群体内所有成员各自所掌握的、不完整的、且往往相互矛盾的零散信息片断”。这些信息通过价格体现出来，于是无论是五花肉这样的商品，还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我们都可以通过价格了解他们在特定时刻相对受欢迎的程度。曼斯基认真阅读了原始论文，结果没有找出任何过硬数据，支持哈耶克提出的“群体智慧”概念。“这是非常不严格的论证，”曼斯基说，“远非现代意义的理论，仅仅是文字游戏而已。”

因此，曼斯基开始研究是否能建立一个数学模型，以证实哈耶克关于市场是一种信息综合机制的构想，并附带支持从IEM市场获得的经验数据。曼斯基利用IEM的“孤注一掷”市场（即买到了获胜候选人契约的交易者可获得1美元收益，否则一文也拿不到）创建了多元化交易者群体模型。如果预测市场真是按照哈耶克的理论运作的话，价格就将反映出交易者们对某位候选人获胜信心值的平均数。即售价0.49美元的克里契约意味着克里获胜的可能性为49%。

然而曼斯基的模型并没有证实这一假设。在许多场合中，平均值并不一定与价格吻合，甚至可能偏离甚远。这一发现表明，市场可能并不是一种特别准确的预测工具。如果价格为0.50美元，则交易者对克里获胜的信心平均值可能是25%到75%之间任何一个数。曼斯基指出，即使价格与平均值相同，也不能肯定平均值就对应于某个候选人当选的合理概率。

曼斯基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经济学家；但当人们开始认同IEM之类的预测竞选或公共政策市场时，他的研究结果却与这种共识截然相反，因而引起了小小的轰动。但随后出现的两篇论文提出了化解争议的途径。这两篇论文也是对价格和平均值进行比较，但在比较时考虑了一种叫做“风险规避”（risk aversion，用于描述交易者如何回应市场的不确定性）的变数。论文作者们宣称，改进后的模型更加贴近现实情况。在他们的模型中，价格和平均值大致相同，这似乎证实了价格的确是一个衡量概率的好指标。

然而争论并未结束，市场究竟如何取得成功，依然是一个谜。曼斯基怀疑，抨击他的人提出的模型并未把预测市场的所有实际运作方式考虑进去。他评论说：“市场价格总能作出准确预测，这一现象其实跟参与交易者对待风险的信心和态度有关，不可能用一种简单的模型来解释。” IEM支持者总是炫耀IEM的表现始终胜过民意调查，曼斯基也对此表示不满。“与民意调查对比，并不是最合适的比较方式，”他说，“每个人都知道民意调查存在种种问题，民意调查所获得的只是一部分信息。”曼斯基还指出，IEM市场上的交易者实际上也可能利用了民意调查的结果，把它作为买进或卖出时所要考虑的众多因素之一。

有关选举市场胜过民意调查的统计资料常常被人们引用，现在这些资料已经受到其他团体的严格审查。2005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家罗伯特·S·埃里克松（Robert S. Erikson）和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的克利斯多弗·乌勒琴（Christopher Wlezien）所作的一项分析认为，民意调查和选举市场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无法作直接比较。两位作者表示，民意调查反映的是调查进行当天选民的意向，而IEM市场价格则是预测选举日那天将会发生的情况。他们在分析中对民意调查作了一系列数学修正，结果发现：在选举日，无论是按选票份额获取收益的市场，还是“孤注一掷”市场，都比修正后的民意调查结果更加准确。

争论同样接踵而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学院的经济学家贾斯汀·沃尔菲斯（Justin Wolfers）就对此持不同意见，他曾对预测市场进行过大量的研究。沃尔菲斯抨击了埃里克松和乌勒琴的结果，称他们仅分析比较了很少几次选举和民意调查。此外，沃尔菲斯还反对两人在2005年的分析中“仅修正了民意调查，却没有对预测市场作相应的修正”。

市场的胜利

要让争论平息下来，还需要很长时间。但在IEM的启发下，各类预测市场脱颖而出，其中不少甚至超出了学术研究领域。好莱坞证券交易所主要对电影票房进行预测，新闻期货（NewsFutures）则主要针对时事，还有一些市场的预测对象是新构想或新技术的发展前景。由于没有获得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特批给IEM的豁免权，其他预测市场只能使用互联网上的虚拟货币。在爱尔兰，由于不存在类似的法律，同一家公司开设的两个市场，TradeSports和Intrade，均可使用真实货币进行交易，来预测体育赛事、选举或其他事件。例如，在Intrade上买卖的一种契约规定，如果美国或以色列在3月31日以前对伊朗发动空中打击，契约持有者将获得一笔收益。另一种则规定，如果美国经济在2008年期间陷入衰退，契约持有者也将得到收益。

市场在美国社会中所享有的地位，再加上互联网所带来的变革，产生了各种新型信息共享方式，这些都意味着预测市场作为新颖的决策工具，将在政府和私营机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对于这类市场提供的答案，人们热情高涨，有时甚至近乎疯狂。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教授罗宾·汉逊（Robin Hanson）主张，如果预测市场上的交易情况显示，推行某种政策会促进经济增长并降低失业率，那么决策官员就应当通过法令采纳此项政策，比如减息或推动公共工程项目等。汉逊推想，交易者们所共同拥有的信息，要比一个经济学专家组（或其他专家组）作出的分析更加高明。他甚至提出一种以决策市场为基础的施政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富塔奇”（futarchy）。

这种乌托邦式的倾向导致决策市场的倡导者们走得太远太快。几年前，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DARPA）出台了一个名为“政策分析市场”的项目，允许投资者们针对各种地缘政治事件（诸如谋杀、战争以及基地组织下一次恐怖袭击等）进行交易，汉逊是该项目的顾问之一。这个市场与Intrade市场上的“伊朗契约”颇为相似。设想一下，如果有某项契约规定，一旦发生恐怖袭击该契约即有收益，那么当契约价格走高之时，美国国土安全部或许就可以把威胁等级从黄色提升到红色了。

这套理论或许是这样推想的。不过，“恐怖袭击市场”的概念令华盛顿的许多人敬而远之，这个市场很快就寿终正寝了，甚至连DARPA局长约翰·波因德克斯特（John Poindexter）也被迫辞职。有意思的是，在他辞职前，TradeSports还推出了一个以他被炒魷鱼的可能性为交易对象的市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芭芭拉·波克塞（Barbara Boxer）听说了政策分析市场的闹剧后怒斥道：“这实在太让人恶心了。”

但并非每个人都有这种反感情绪。有些人声称，预测市场高效的情报收集机制说不定有助于避开迫在眉睫的危机。沃尔菲斯及同事埃里克·兹策维茨（Eric Zitzewitz）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推测：2003年初，一项关于尼日尔是否向萨达姆出售了铀的契约，在预测市场的交易价格极低；从实际掌握的情报来看，尼日尔也从未出售过铀——市场与情报意见不谋而合，从而否定了小布什政府向伊拉克开战的一项重要依据。

媒体上关于政策分析市场的争论最终断送了这个项目。不过DARPA的这一项目也算是给公众上了一课，加深了他们对预测市场的了解和认识。IEM代理主任乔伊斯·伯格（Joyce Berg）感叹说：“说老实话，如果不是DARPA，民众也不会对此感兴趣。”

旨在协助政府或公司内部制定决策的各种新型市场有如雨后春笋。艾奥瓦大学则再次充当了领头羊，关于流行性感冒是否爆发的预测市场就是一例。在一场始于2004年9月中旬、持续了约7个月的流感流行期间，IEM的一个分市场向艾奥瓦州的62名医疗保健专家出售流感期货契约，以预测流感期内每周流感活跃情况。该市场以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制定的流感流行等级为准，分为无活动、偶尔发生、局部流行、地区流行与大范围流行五个级别。如果针对1月份第3周的一项契约准确地预测了流感的蔓延程度，那么此契约将有1美元的收益。这个市场最终大获成功，在CDC发布有关流感活动的官方报告之前2~4周，它就准确预测了流感的爆发、高峰及结束。

艾奥瓦大学卡佛医学院的医生兼教授菲利普·M·波尔格林曾协助管理过IEM市场，他说：“预测市场永远也不会取代传统的监测系统，但它或许能作为一个高效且相对廉价的信息源，对现有疾病监测系统加以补充。”最近IEM又与Pro-MED邮件项目（一个旨在预测与H5N1禽流感病毒相关事件的电子疫情报告系统）合作推出了一个市场。

这类市场展现出的预测能力吸引了诸如惠普、谷歌、微软等大公司，它们建立起一些内部市场，允许员工们进行交易，而对象就是公司完成季度销售指标或如期发布一款新软件的可能性。交易者们在这些市场上的预测通常比公司内部的预测准确，与其他各种预测市场上的情况可谓如出一辙。

由于交易人数过少有可能导致预测失准，惠普公司还对预测市场的运作机制作出改进，使它对较小的人群同样有效。惠普公司在启动市场前，先调查参与者的知识水平以及风险意识，再根据这些因素对参与者作出的预测进行修正。惠普实验室系统研究中心主任伯纳多·哈伯曼（Bernardo Huberman）说：“我们的机制可以从一个非常小的人群中提炼出群体智慧。”经过提炼的结果比单靠市场获得的结果准确，也比群体中最有知识的人作出的预测要好。

人们对预测市场的兴趣与日俱增，不禁让人回想起20世纪初，那时民意调查尚未问世，但人们对选举结果的打赌却随处可见。报纸不断报导某位候选人的获胜概率，这些预测的先见之明常常令人大跌眼镜。从这层意义上说，预测市场让人们回到了过去。沃顿商学院的沃尔菲斯说：“我的长期预测是，2020年的报纸看起来会和1920年的报纸差不多。”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就可以说，群体智慧已经发展到了足以跟最博学的专家一较高低的水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