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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科学》：在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京都议定书》度过了它10周岁的生日。CDM（清洁发展机制）也再一次成为热点话题。不过，对很多人来说，CDM这个名字还相当陌生。

刘德顺：CDM是Clear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的缩写，也是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出台，衍生出的一种温室气体减排机制。

具体说来，CDM就是指发达国家可以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暂时没有减排任务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这样，发达国家以低成本完成了自身的减排任务，发展中国家也在碳排放交易中获得了资金和技术，可以改善自身的能源结构、技术和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某种意义来说，CDM这个市场和期货市场颇为相似，价格也会不断波动。欧盟的行情看涨，中国的CDM也会上涨。

《环球科学》：在这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订的“巴厘岛路线图”中，也重申为了更有效地应对全球变暖，发达国家有义务在技术开放、转让和资金支持等方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具体说来，CDM项目会涉及哪些领域，中国的CDM项目又有什么特点。

刘德顺：从全球范围来讲，CDM包括几个主要部分：

能源工业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这部分占CDM市场的50%以上。能源工业是通过提高能效来达到减排目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则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和地热等，它们在产生能源的工程中，几乎不排放温室气体。

垃圾处理也是CDM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说的垃圾，包括工业和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废物。以前，这些垃圾会通过厌氧发酵释放出甲烷——这种气体的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二十多倍。因此，尽管很多人认为垃圾处理算不上CDM的正规军，但从数目上看，它已经占到了市场的20%。

中国的CDM项目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些“巨无霸”项目为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比如三氟甲烷（HFC23）的分解。三氟甲烷是冷冻剂氟里昂生产过程中的一种完全无用的副产品，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11700倍以上！三氟甲烷分解项目主要集中在制造冷冻液的氟化工行业，目前这一领域中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一氧化二氮（N2O，俗称笑气）领域，中国也还有潜力。一氧化二氮的温室效应相当于二氧化碳的310倍，主要集中于制酸产业。三氟甲烷和一氧化二氮两项，目前已占到我国温室气体减排的36%。

《环球科学》：CDM从正式实施至今已有两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国之一。不过，在CDM项目上，中国曾一度落后于印度、巴西。

刘德顺：CDM项目的发展，需要企业的参与。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后，CDM市场开始运转。那时，由于信息交流不充分、缺少进行市场运作的中介机构、语言障碍和对国际合作规则的不熟悉等，使中国企业在CDM方面相对落后。

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中国各界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推动这个市场的发展。戏剧性的转变出现在2007年6月。在此之前，全国报给国家发改委批准的CDM项目，每个月在三四十个左右，现在已经增加到一百多个。中国的CDM市场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活跃阶段。

截至2007年12月7日，全球经CDMEB（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批准的CDM项目共有864个，年减排量达到了1.855亿吨，其中中国减排量为0.8994亿吨，占48.2％，成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国。

《环球科学》：CDM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能源工业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它对中国能源产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CDM对技术引进和更新有哪些实质性的推动？

刘德顺：CDM将促进中国能源产业技术进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改善环境。在CDM项目审核中有两个重要标准：1.一定要减排；2.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有贡献。比如森林和可再生能源项目，它们一方面达到了减排，一方面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优化能源结构，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而三氟甲烷这样的项目虽然可以换取碳汇，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却没有贡献。因此中国在CDM上设立了三个优先领域：1.能效和节能（占14%）； 2.可再生能源（占31%）；3.甲烷利用（占10.5%），这三个领域的减排总量占到一半以上。对于优先领域CDM项目国家采取低税收政策进行支持，只征收2%的税，而对三氟甲烷和一氧化二氮项目则收60%和30%的高税收。使这部分国家公共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企业都产生益处。

CDM可以很好地促进先进技术的转让。在CDM谈判中，我们用打包的方式增加谈判筹码，来换取技术转让，提速企业技术设备的改进。比如将国内多家燃气电厂需要的技术设备打包与国外企业谈判，将技术进口与设备进口打包。通过设备进口做CDM项目换减排量，技术进口则为今后自主技术的发展做准备，下一步就是利用自己的技术在中国制造。目前中国天然气项目都已经进入到CDM领域。通过CDM可以为中国企业解决10%～15%的投资费用。

《环球科学》：尽管《京都议定书》并没有规定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但最近的巴厘岛大会上，已经有一些国家一再提出希望将“主要发展中国家”纳入到绝对量化的减排指标中，中国也迟早会面临从“自愿减排”到“强制减排”的挑战。这是否会影响中国CDM的发展方向？

刘德顺：《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期是到2012年。因此，目前国际碳交易的合同，一般都是签到2012年，从这个角度来说，2012年是CDM发展的关键拐点。对于中国CDM来说，也进入了倒计时。由于CDM项目的减排量是可累积的，所以早投产，就能早受益。越是临近 2012年，项目的吸引力就会越小。

至于2012年之后的CDM市场如何发展，还要取决于《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的谈判结果。

另外，中国大块头项目的开发，已经差不多了，未来要依靠一些能源项目中的亮点。比如超临界发电技术可以将发电效率提高十几个百分点，在中国这样的燃煤大国，意味着巨大的减排量。还有热电联厂，在城市进行大规模开发过程中，大力开发集中供热技术将比分散小户型供热更为节能，通过发展大型锅炉和集中供暖来达到减排，这方面还刚刚起步，有很大潜力。

核电可能为中国未来CDM发展提供一种新思路。核技术是一种清洁能源，有很强的减排能力，同时它还非常符合CDM的额外性要求，即项目投资必须相对国家政策而言是额外的。就是说核电在商业上比较不具备竞争力，因为它成本高，投资效益低，需要国家扶植。但由于国际政治环境问题，欧盟等发达国家反对核电，核电作为一个筹码，没有被纳入CDM范畴之中。而按照中国的能源战略，未来十几年间核电的发展将增长5倍，核电将在能源结构中占有重要位置。今后中国也不可避免地要面临越来越大的减排量承担压力，一旦中国必须承担减排义务，成为买方，核电可以成为一种商谈条件，一部分成为国内满足减排义务的量，另一部分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去卖。目前这还是设想，为中国CDM的发展提供一种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