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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治乳腺癌

admin  发表于 2017年11月25日

在所有癌症中,对女性伤害最大的是乳腺癌。在北美,乳腺癌的致死率仅次于肺癌;在中国,乳腺癌的发病率居各种癌症之首,并且以3%的年均增长率不断攀升。让医生们感到欣慰的是,过去10年里,乳腺癌患者的存活率大幅提升,“第二大癌症杀手”的头衔将不再属于乳腺癌。

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状况得以改善,部分原因是现代女性更加重视乳房健康,疾病诊断更为及时。更重要的是,生物、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让科学家能深入了解乳腺癌的发病机制,为医生提供了多种针对性治疗手段——开发特异性药物,定向攻击肿瘤细胞上的某些分子,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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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第一种采用分子靶向技术(molecular-targeting therapeutic approach)进行治疗的实体肿瘤,就是乳腺癌。1998年,曲妥珠单抗(trastuzumab,即赫赛汀,Herceptin)获准上市,专门用于攻击乳腺癌细胞上的一种蛋白质HER2(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在曲妥珠单抗出现之前,对任何患者来说,肿瘤细胞上HER2过多都是一个坏消息,因为它会促进肿瘤疯狂生长。但现在,医生已拥有更多的“武器”,可以有效抑制HER2的活性(参见《环球科学》2006年第6期《抗癌先锋》一文),乳腺癌也成为治疗效果最好的肿瘤之一。

未来10年,分子靶向技术必将发挥重要的抗癌作用:很多药物都已处于动物实验或临床试验阶段,利用这些药物,我们可以对付更多的恶性分子,避免癌症发生、阻止肿瘤恶化。随着传统治疗和护理技术的改进,新一代药物让医生拥有更多的方法对付肿瘤,也让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乳腺癌并非由单一病因引起。

 

抗击乳腺癌

靶向技术治疗乳腺癌的前景的确令人激动,但现有技术也对乳腺癌的治疗做出了很大贡献。以改良后的筛查技术为例,利用这项技术,医生能及早发现并确诊乳腺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在乳腺癌早期,根治的可能性很高。最近几年,一些先进的医学影像技术先后出现,比如数码乳房X线摄影术(digital mammography)、超声技术、磁共振成像(MRI)等。有乳腺癌家族病史,或携带有致癌基因(如突变的BRCA基因)的高危女性,每年应接受一次MRI乳腺检查。如有异常,医生则可利用超声技术对患者进行跟踪观察。

过去20年,外科手术切除肿瘤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对于较小的乳房肿瘤,医生选用的手术方法由以前的根治切除术,变为可保留乳房的切除手术(译者注:选用乳腺癌根治切除术意味着,除了完整切除肿瘤,还必须切除肿瘤周围的大范围组织,无法保留乳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聚焦更精准的放射线治疗,对心、肺等正常组织的伤害也更轻微。这些改变减少了手术对人体的损伤,但治疗效果并未受到影响。

除了检测技术和局部治疗手段得到改进,新药物的开发、药物输送技术的进步和副作用的控制,让全身治疗或者辅助治疗技术越来越成熟。全身治疗的目的,是彻底除去未被手术移除或放疗杀死的肿瘤细胞。有些肿瘤即使很小,局限在身体某处,它们也可能转移到其他部位,甚至引发难以检测到的新肿瘤。通过杀死这些“看不见”的肿瘤,辅助化疗能延长患者的无瘤生存期和总体生存时间。

辅助化疗还能延长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命。上世纪70年代,我们和其他研究小组开展跨学科合作,以治疗局部晚期乳腺癌(locally advanced breast cancer,在此阶段,肿瘤已侵袭到周围组织)。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往往很晚才能确诊,单用手术已无法治愈。治疗这些患者时,我们一般先进行术前化疗,直至肿瘤体积缩小到可以切除时,再实施手术,最后进行术后化疗和放疗。30年来,专业的医生、护士和其他保健专家密切配合,大大提高了局部晚期乳腺癌患者的治愈率。即便癌细胞已转移到其他器官,我们也能利用新的疗法,延长乳腺癌患者的寿命,并通过辅助疗法来改善她们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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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分泌疗法也是抗击乳腺癌的有效方法,尤其对于依赖雌激素或孕激素的患者。19世纪80年代,医生发现,如果晚期乳腺癌患者还未绝经,摘除她们的卵巢后,肿瘤就会缩小。1966年,科学家在多种组织中发现了激素受体(结合特定激素的蛋白质分子),其中就包括乳腺。后来的研究显示,大部分癌变乳腺(75%以上)都具有雌激素或孕激素受体,或两者均有。这些受体立即成为科学家的研究对象。

1977年,抗雌激素药物他莫昔芬(tamoxifen)在美国获准上市,用于治疗绝经后的晚期乳腺癌患者。该药物与雌激素受体结合后,会阻止雌激素与受体结合。在治疗局部乳腺癌患者(携带有雌激素或孕激素受体),或为乳腺癌高危女性做预防性治疗时,他莫昔芬都表现出了良好的抗癌效果。新一代抗雌激素药物能抑制芳香化酶(aromatase)的活性,直接减少人体内天然雌激素的生成。在治疗绝经后乳腺癌患者时,这类药物比他莫昔芬更有效。

在某种意义上,雌激素和孕激素受体是第一批被药物直接攻击的“靶标分子”。最近10年,科学家还发现了一种新的靶标分子。不论在正常组织,还是肿瘤组织中,类固醇性激素受体都能加速细胞增殖,或者促进细胞生长,因此阻止这类受体传递细胞生长信号,能有效减缓肿瘤体积增大。另外,该受体结构或者功能发生变化,也可能促使肿瘤恶化。

自发现性激素受体以来,我们在癌症研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某些基因发生突变后,就成为癌基因,使正常细胞转变成肿瘤细胞。从根本上说,乳腺癌和其他癌症一样,都属于基因疾病。DNA序列发生很小的改变,就可能导致某个保护性基因功能丧失,或激活某些致癌基因。有时,致癌突变甚至是整个基因序列的缺失或重复。

根据肿瘤细胞内过度活化或活性被抑制的基因类型,以及这些基因编码的蛋白在产量和功能上的改变,我们可以给肿瘤分类。在不同肿瘤内,基因受损情况多种多样,这就解释了乳腺癌患者的病症为什么各不相同:有些患者的肿瘤转移能力有限,而有些肿瘤很快就会侵袭到远处组织。充分了解肿瘤的分子特征,科学家就可能“切断”癌症的发病过程,开发出更多的药物,抑制与癌症有关的特殊分子的功能。曲妥珠单抗和其他以HER2为作用目标的药物的成功,充分说明利用分子靶向技术治疗乳腺癌,具有很大的潜力。

 

乳腺癌细胞的致命弱点

HER2的发现过程颇具戏剧性。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科学家首次在大鼠神经系统的肿瘤中,发现了编码HER2的突变基因,并将该基因命名为癌基因Neu。不久,科学家又发现,Neu其实就是病毒Erbb基因在哺乳动物中的“翻版”,因此Neu又被称为Erbb2。分析Erbb2编码的蛋白时,科学家再有惊人发现:Erbb2编码的蛋白和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细胞膜上的一种蛋白)密切相关。当科学家最终分离出人类的Erbb2基因时,便将它命名为人类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

在肿瘤生长过程中,所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与特定分子结合时,这些受体就被激活,引发一系列分子反应,向细胞传递增殖信号。发现HER2基因不久后,科学家就注意到,HER2基因广泛存在于乳腺癌细胞,数量越多,越难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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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证实,增加HER2基因的数量,可使正常细胞转化为癌细胞。由于在20%的乳腺肿瘤中,HER2的数量都过多,它便成了药物开发者的研究对象。上世纪80年代,美国基因泰克公司(Genentech)的科学家制造出了能与HER2受体结合、阻止受体活化的药物——曲妥珠单抗(一种抗体)。临床试验发现,曲妥珠单抗可以延长早期乳腺癌患者和转移性乳腺癌患者的生命。

曲妥珠单抗的成功,促进了类似抗体药物的研发。帕妥珠单抗(pertuzumab)就是此类药物,它与曲妥珠单抗会分别结合到HER2上的不同位置。帕妥珠单抗的独特之处在于,能阻止HER2与其他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如EGFR和HER3)发生相互作用,削弱细胞增殖信号。患者长时间使用曲妥珠单抗,某些肿瘤细胞会产生耐药性,但帕妥珠单抗仍能抑制这些肿瘤细胞上的HER2的活性。我们在研究中证实,同时使用曲妥珠单抗与帕妥珠单抗,能大幅提高含有过多HER2的乳腺癌细胞的死亡率。

阻断HER2受体的另一种方法,是把强力毒素连接到抗体上,利用抗体与受体结合的特性,将毒素转运到肿瘤细胞内部。当携带毒素的抗体被细胞吞掉,毒素就与抗体分离,将肿瘤细胞杀死。“毒素-抗体”药物已经成功治愈了一些癌症,如急性髓性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目前,针对转移性乳腺癌的临床试验,正在验证“曲妥珠单抗-毒素”疗法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在向细胞传递增殖信号时,表皮生长因子受体处于细胞内的那一部分,必须先被酪氨酸激酶修饰、激活。在此过程中,酪氨酸激酶其实充当了生长刺激因子的角色,直接抑制酪氨酸激酶的活性,也能阻止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传递增殖信号。因此,很多制药公司都在开发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拉帕替尼(商品名Tykerb)就是一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在实验室中疗效显著,能使过度生成HER2的乳腺癌细胞停止生长,甚至引发细胞凋亡。

联合使用抗体药物(如曲妥珠单抗)与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拉帕替尼),能提高靶向疗法的有效性。同时使用两种药物时,乳腺癌细胞的生长会受到更强的抑制,死亡率也有明显提高。即便是对曲妥珠单抗具有耐药性的乳腺癌细胞,拉帕替尼仍能有效引发细胞凋亡。

最近一项大型临床试验中,参与试验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已对曲妥珠单抗产生了耐药性,她们的癌细胞也生成了大量的HER2。研究人员同时使用拉帕替尼和抗癌药物卡培他滨为患者治疗,结果发现,病情恶化速度仅有单用卡培他滨时的一半。2007年,美国食品及药品管理局(FDA)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批准“拉帕替尼-卡培他滨联合疗法”可用于治疗转移性乳腺癌。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进行临床试验,以确定拉帕替尼作为辅助治疗药物的适用范围。其他几种以HER2和EGFR为作用目标的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也处于试验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该寻找多种方法来干扰肿瘤的生长,因为长期使用单一疗法,癌细胞很可能产生耐受性,就像曲妥珠单抗的“遭遇”一样。癌细胞为什么能对抗曲妥珠单抗?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但在相关研究的指导下,我们将设计出更有效的药物联用方案,或开发出新一代药物,治疗HER2过多的乳腺癌患者。

在细胞培养和动物实验中,我们实验室发现,癌细胞可以利用多种机制对抗曲妥珠单抗,比如增加生长因子受体的数量——这些受体的类型多种多样,既有表皮生长因子受体,也有I型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体等。癌细胞还可能除去或抑制抑癌基因PTEN的活性。正常情况下,PTEN能阻断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相关的细胞存活通路,但PTEN缺失或失活后,PI3K相关的生存通路就允许癌细胞继续生存。我们还观察到,有些癌细胞放弃了HER2受体的细胞外部分,以至于曲妥珠单抗无法与HER2受体结合,也就不能产生抗癌效果。〔译者注:细胞表面的受体一般包括细胞外部分(负责结合对应分子)和细胞内部分(负责传导信号)。〕

由上可知,无论是对付HER2过多的肿瘤,还是未发生HER2突变的肿瘤,我们都得寻找更多的分子靶标,这也是当前研究的首要任务。

 

升级抗癌疗法

目前,I型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受体,以及能激活它的I型和II型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有望成为新的分子靶标。在血液中,如果I型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1)的浓度过高,乳腺癌很可能接踵而至。很多研究证实,IGF-1受体与多种癌症的发生、恶化有关。IGF-1受体激活的细胞信号通路调控着多种细胞活动:细胞生长、迁移和防止细胞凋亡,通路中的信号能帮助肿瘤细胞逃脱化疗和放疗的杀伤作用。动物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在放疗和化疗过程中,抑制IGF-1受体的活性,就能提高肿瘤细胞的凋亡率。

上述研究让科学家感到欣喜,他们不仅打算从IGF-1受体下手,开发直接治疗乳腺癌的药物,还想找到防止肿瘤细胞产生耐药性的方法。IGF-1受体和其他生长因子受体(雌激素受体、HER2等)间的相互作用,是乳腺癌细胞生长和存活的关键机制;不同细胞信号通路间的联系,则是肿瘤细胞产生耐药性的基础。

我们研究小组的结果显示,如果用药物阻断IGF-1受体,原本具有耐药性的肿瘤细胞就会恢复对曲妥珠单抗的敏感性,而IGF-1和HER2间的相互作用也会遭到破坏。利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来抑制IGF-1受体的活性,也能达到类似效果。另外,对于具有曲妥珠单抗耐受性的肿瘤细胞,帕妥珠单抗能阻断它们的IGF-1信号通路,这说明,帕妥珠单抗阻止肿瘤细胞生长的原因,不仅在于它抑制了表皮生长因子(EGFR/HER2)的活性,可能还阻断了IGF-1受体。

上述受体组成了一个高度复杂的细胞信号通路体系,影响着多种细胞功能,比如促使细胞的分裂,或在DNA受损时,让细胞免于死亡。科学家希望从这些信号通路中,寻找一些频繁突变或失控的关键基因。PI3K基因是其中一例。它编码的蛋白质可以修饰另一个名为AKT的蛋白质,而AKT又会作用于一个叫做mTOR的蛋白质复合体。在正常细胞的重要生理过程中,PI3K/AKT/mTOR信号通路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但在肿瘤细胞中,这条通路却病理性地过度活化,延长了肿瘤细胞的生存时间。所有细胞都具有这条信号通路,因此抑制通路活性的药物,在扰乱肿瘤细胞功能的同时,还会殃及正常细胞——这正是此类药物面临的最大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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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mTOR抑制剂进入临床试验。研究显示,联合使用mTOR抑制剂雷帕霉素和IGF-1受体阻断剂,比单独使用mTOR抑制剂的疗效更好。

另一个颇具前景的抗癌疗法是,联合使用抗癌和抗肿瘤微环境因子的药物。癌细胞会分泌很多生长因子,以吸引血管内皮细胞,生成新的血管为自己提供养分(这个过程叫做血管新生)。在这些生长因子中,最重要的是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VEGF),如果它的数量过多,会加速肿瘤恶化,提高乳腺癌的致死率。在小鼠实验中,研究人员发现,抑制VEGF就能缩小肿瘤。

2004年,基因泰克公司的贝伐单抗(又称阿瓦斯丁,Avastin)获准上市,它的作用目标正是VEGF。近来,很多临床试验显示,单独使用贝伐单抗,对转移性乳腺癌的疗效很有限,而联合使用卡培他滨,则可改善疗效。另一项研究表明,在治疗不含HER2的转移性乳腺癌患者时,联合使用紫杉醇和贝伐单抗,能有效延缓病情恶化,效果比单独使用紫杉醇更好。基于上述结果,贝伐单抗获准用于治疗乳腺癌患者。还有一些VEGF抑制剂也处于研发阶段,美国辉瑞公司的舒尼替尼(sunitinib)就是其中一种。

与此同时,生物学家还在继续寻找新的肿瘤分子靶标,为抗癌新药的开发指出方向。今年年初,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堀家慎一(Terumi Kohwi-Shigematsu)及其同事,宣布了一个重大发现:一个名为SATB1的基因可以调控1,000多个和乳腺癌转移相关的基因。堀家慎一认为,SATB1基因编码的蛋白是乳腺癌转移的充分必要条件,这个基因是理想的分子靶标。她带领的研究小组已经在研究SATB1的抑制剂,希望能在数年后进行临床试验。检测肿瘤中是否有过度活化的SATB1的技术,不久后就能投入使用。

在很大程度上,乳腺癌分子靶向疗法和个性化医疗的进步,得益于分析工具的持续发展。先进的分析工具可以对患者的肿瘤进行详细的检测:是否含有过多的HER2、SATB1以及其他能作为药物靶标的蛋白质。遗传检测能从整体上,确定一个肿瘤的基因活性水平——医生由此可以判断出治疗难度。还有一些已经或即将获得上市批准的检测手段,可以帮助医生了解患者的身体情况,确定患者是否携带有特殊的遗传变异,以至于摄取、利用药物的速度比正常人慢很多。对于他莫昔芬这样的药物,如果人体吸收速度太慢,它的疗效就会大打折扣,因为必须被人体吸收,经过转换后,他莫昔芬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临床试验,来验证药物联用方案的有效性。在美国,一项由50个国家参与的大型临床试验已开始招募受试者。这项试验将检验帕妥珠单抗和曲妥珠单抗在单独、联合使用,以及与其他传统疗法混用的情况下,对乳腺癌的治疗效果。

如此大规模的试验,说明乳腺癌研究已聚集了大量的研究资源,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大量的科学研究和公众关注度的提升,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和其他癌症相比(如肺癌和脑癌),乳腺癌研究在过去10年取得的进展令人瞩目。现在,临床医生已能详细了解患者肿瘤的分子特征,拥有更多的药物来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也得到明显提高。未来十年,我们的进展必将更加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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