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目前，非洲大量的人口已经成为严重负担，但是当地高生育率的现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未来，持续暴增的人口甚至会引来全球性的问题。提高和保障非洲当地女性的教育和权利，或许能很好抑制当地恐怖的生育率。

而在非洲，每名妇女平均生育4.7名子女，人口的增长速度比世界上其他地区快了将近3倍。这里快速增长的人口使人们对非洲的未来忧心忡忡。非洲54国中，大部分国家的生育率（即一名妇女在一生中所生育的子女人数）居高不下。非洲人自古以来就十分强调大家族的价值，将它视为地位的体现，大家族也能创造劳动力、抵消幼儿较高的死亡率。但现在，婴儿存活率更高，人口也随之暴增。目前，非洲共有近12亿人口，其中儿童及青少年的人数占到了半数以上，这个比例所蓄积起来的力量十分强劲，足以带动长达数年的扩张，它的速度甚至可能会超越人类历史的认知极限。据人口学家现有预测，截至本世纪末，非洲的居住人口将会达到现阶段的3到4倍。

多年以来，预测结果都认为2100年的非洲人口将达20亿左右。预测模型通常假定，非洲的生育率将会出现迅速下滑，这种下滑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可实际上，非洲的生育率的下滑十分缓慢，而且时断时续。在目前的情况下，联合国给出的预测结果为30亿至61亿——这一数字简直令人惊愕，就连奥地利的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这样的机构所给出的保守估计，也认为到时非洲人口将达26亿。联合国近年来一直不断上调对2100年世界人口的中线预测数，这个数字从2004年时预测的91亿，逐渐升至当前的112亿。其中超出最初预计的那部分人口几乎全部来自非洲。

人口急速增长，威胁着非洲的发展与稳定。有很多非洲国家都不具备充足的土壤、丰富的淡水或者运转顺畅的政府机构。这些地方对生存物资与工作岗位的争夺，会引发遍及整个地区的冲突，并会向全世界的粮食、淡水及自然资源施加显著的压力，一旦有大量非洲人开始成批离开这里的话，事情就更麻烦了，而眼下这是正在发生的事。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多达37%的年青人口希望迁往其他国家，因为本地工作岗位十分匮乏。

非洲需要找出新的办法延缓人口增长，维护社会的和平安定，促进经济发展，保护环境的可持续性。在这一点上，全世界也需要给非洲以支持。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间，曾有多家国际基金组织及援助机构督促非洲政府“拿出行动”，控制不断加速的人口增长。所谓的“行动”，通常就是投入资源，推行与其他卫生保健服务脱节的生育计划，宣扬家庭规模“越小越好”。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沉默却突然降临。很多人认为，控制人口是一种数典忘祖，会引发政治非议的行为。来自国际社会的捐赠者们也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一般性医疗的改革上，包括抗击艾滋病及其他致死性疾病等。

非洲必须重新唤起自己的危机意识，世界其他地区也需要克服自身对人口问题的恐惧，迅速启动多方协作的措施，拉低人口增长率。无论在非洲还是其他任何人口增速有碍可持续性发展的地区，都需要快速行动起来。研究表明，除了确保妇女能够获得有效的避孕用品，了解如何使用以外，还有一些做法也很有意义：让未成年与成年女性接受教育，使女性拥有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及法律地位。虽然已有少数国家采取了以上部分措施，但是，只有政府更加主动地为当地女性提供教育、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机会，才会使这些措施更加有效更加可靠。

人口大爆发

有很多调查结果都证实，非洲的前景已经趋于黯淡。尽管这块大陆在经济与民主上取得了发展与进步，但是，现阶段这里预期寿命短、发展速度慢、贫困率高、营养不良人口比例也很高。与全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当地农作物的产量也是最低的。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过度放牧助推了沙漠扩张，游牧人群已经开始侵占务农人群的地界了，这两个群体的人口都还在不断增长。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两国就曾为尼罗河的河水资源大动干戈，而在历史上这条大河可以为11个国家提供充足的水源。2010年的一份分析结果发现，全世界“水资源无保障”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中，4个全在非洲。

日益稀缺的资源所引发的争夺，也在助长国内冲突与恐怖主义。2014年7月，在肯尼亚境内的拉穆岛上，有80人死于争夺肥沃土壤的纠纷。有些学者认为，尼日利亚之所以会出现极度残忍的伊斯兰教军事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部分是由牧民与农民为了争夺萨赫勒地区日益干旱的灌木丛而引发的冲突所致。而且，当地青少年很难找到谋生的出路，这也在无形中推动了整个中非地区的武装斗争。“如果能有更多的工作岗位，尤其是能把农业做好，很多问题及冲突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尼日利亚的政府顾问贝基·阿达—当顿（Becky Adda-Dontoh）在提到尼日利亚中东部地区的管辖问题时，这样说到。在这里，博科圣地恶行猖獗。

和平基金会（Fund for Peace）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他们将苏丹、南苏丹、索马里和中非共和国这四个非洲国家列为世界上政权基础最薄弱、领土治理能力最差、也是无力维持最低安全保障的国家。单是2015年，就有上百名非洲人在试图逃往欧洲的途中坠海身亡。

不妨试想，非洲人口达到了20亿，会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60亿就更不用提了。在这个问题上，历史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几乎为零。亚洲人口早在2007年就超过了40亿，但那里的可用土地面积要比非洲多出一半，经济发展的平均水平也要比非洲高出很多。然而，尽管资本如此雄厚，亚洲大地上仍有大片地区面临农田肥力枯竭、地下水位下降、食物供应难以保障、空气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

将来，非洲还会出现巨大的变化，大型城市将逐步涌现。这块大陆正在快速城市化，大部分百姓都离开了农田，住进了贫民窟，勉强维持着他们的住所和生计。非洲城市地区目前的居住人口接近5亿；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时，这一数字将会超过13亿。法国发展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的人口学家让－皮埃尔·冈冈（Jean-Pierre Guengant）和美国人口咨询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的人口学家约翰·梅（John May）预测，非洲最大的几座城市将在2050年时发生人口爆炸。届时，尼日利亚拉各斯的居民人数将从2010年的1 100万增加至4 000万；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的居民人数将从2010年的840万增长至3 100万。2005年上映的电影《不朽的园丁》（The Constant Gardener）中就有类似的一幕：镜头从肯尼亚内罗毕的基贝拉区上空向下一扫而过——那里是当地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50万到100万人（没有人知道确切的数字到底是多少）。基贝拉区内用波纹金属板搭成的屋顶伸向四面八方，几乎一直触到地平线的尽头。根据现有预测，到本世纪中叶，数百个类似规模的社区将会遍布非洲。

这块人口过剩、冲突不断、城市遍地开花的大陆，令非洲各国的首脑们担忧着它的未来——然而，此前他们还大多乐于看到人口不断增长。2012年，埃塞俄比亚和卢旺达两国的时任总理开始呼吁大家需要更加努力，扩大计划生育推行的地区，从而“减少贫困与饥饿、保护自然资源、适应气候变化及环境恶化的后果”。肯尼亚出生的穆西比·坎优罗（Musimbi Kanyoro）是世界妇女基金会（Global Fund for Women）的会长，她也在不久前呼吁非洲找出“背靠非洲自身的文化背景，在尊重人权的基础上，提高人格尊严，加强经济发展，同时延缓人口增长”的办法。

现在，推行计划生育又重新获得了人们的重视。非洲仅有29%的已婚育龄妇女懂得使用现代的避孕方法。而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一比例远超50%。调查还显示，非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受孕都属于意外；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年龄在15岁到49岁之间，性生活活跃但并不想要孩子的妇女中，有58%都没使用现代的避孕方法。

几年前，我采访过一个名叫吉娜本（Djenaba）的小姑娘，她向我证实，在马里，每10名妇女中仅有一人采取避孕措施。她生活在非常偏远的村庄，她才刚满17岁，却已经是两名孩子的母亲。当我第一次问她一共想要生上几个孩子时，她低垂着双眼，向我说：“能生几个就生几个。”但在聊了半个小时之后，她却直视着我，双眼泛起一层水光，告诉我说，她很希望自己可以服用避孕药物，从一次又一次的妊娠和分娩中暂时解脱一下，甚至在不久之后彻底摆脱这种生活。

任何通往社会繁荣的过渡阶段，都需要生育率显著下降。但是这“只有在避孕覆盖范围显著超出当前水平，到2050年能覆盖60%的人群时才有可能实现，”冈冈和梅在2013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我们意识到，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很大。”

初步成功

城市化进程本身就会降低一个家庭的人口数量。在城市里抚养子女的成本更高，父母也很难靠子女来增加收入。在决定家庭的理想人数上，父母也更有可能抛弃陈腐的传统观点，转而选择计划生育，接受现代社会的观念。不过这不是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幸好，已有部分非洲国家使生育率大幅下降，有一定的经验可以传授了。这些经验中，最重要的是，在推行计划生育的同时，也应赋予妇女掌控自己人生及家庭的权力，这种全方位的做法将会使社会受益良多。

在阿拉伯北部、南非及其周边多国，生育率已经降到了3或者3以下，逐渐接近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生育率。然而在非洲东部、中部、西部这三块面积广阔的地区中，生育率却还是在4到7之间，有的甚至超过了7。

那些成就斐然的国家，早从数年之前就开始付诸努力了。非洲有6个面积很小的岛国，家庭人口数量非常低。在非洲历史上，生育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是位于马达加斯加岛东部的毛里求斯。仅用了20年的时间，该国的平均生育率就从20世纪60年代的6点多降到了后来的2.3。现在，毛里求斯的生育率只有1.5左右，与欧洲和日本相似。其中，最大的一次降幅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当时该国的经济并未出现大的发展。但是，无论男女，毛里求斯人的教育水平都相对较高。60年代初，该国政府克服了来自社会各界（包括天主教徒和穆斯林教徒在内的不同人群）的反对意见，成功地推行了生育计划。不到20年的时间里，有八成的育龄妇女都开始采用避孕措施。

1957年，突尼斯首任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也采取行动，使妇女的法律地位及生殖健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个以穆斯林教徒为主的国家里，这一切实在难以想像。布尔吉巴保障了妇女的所有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和卸除面纱权。他许诺女孩应该达到与男孩同等水平的小学出勤率，明令禁止一夫多妻，提高最低结婚年龄，让女性也拥有提出离婚的权利。他令避孕行为合法化，也为生育子女较多的妇女提供流产补助。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时，已有流动计生诊所在突尼斯全国各地提供口服避孕药。

布尔吉巴并不是什么民主信徒。在1975年，他牢牢把控的国民大会（National Assembly）将他选为终身总统。当他在1987年遭到废黜后，所幸当初改革的社会制度依然得以保存。这一系列的改革使突尼斯的生育率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从7降到了21世纪初的2，虽然在此之后又有些轻微的反弹，但并没有改变总体趋势。还有一些别的例子，但这些政府推动降低生育率的过程没那么明显、时间也更靠近现在，比如肯尼亚、加纳和南非。

毛里求斯和突尼斯的案例为世人提供了充足的经验：减少家庭人口的关键，在于持续改善妇女的生活质量，包括提供与男性同等的工作机会和法律保障。而且要注意的是，单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能有效地压低生育率。

全方位行动

非洲其他国家该如何复制这些国家的成功？首先应该认识到，决定生育多少名子女的权利，是属于妇女以及夫妻两人的。有平等权利的妇女更容易对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怀孕，想生几个孩子有判断力，这会使小规模的家庭更为常见。

保障中学教育尤其能够加速这种进程。教育会让未成年及年轻的女性获得关于营养、医药和疫苗接种等方面的知识。此外，教育还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带来更多机会（包括经济、社会、国民、政治和艺术等各个方面）。教育能够鼓励年轻人主动避孕和控制家庭人口数量，去了解世界，了解自己，了解掌控自身命运的可能性。据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pplied Systems Analysis）统计，没有受过教育的非洲妇女，平均每人生育5.4名子女，完成小学教育的非洲妇女，平均每人生育4.3名子女。而在完成中学教育后，这个数字会一下子降到了2.7。至于那些继续接受了大学教育的，生育率则是2.2。

年轻男性的受教育水平同样与生育率息息相关。无论男女，凡是完成全面性别教育课程的年轻人，更有可能推迟性行为发生时间，从而降低早孕和意外怀孕的概率。至少对非洲南部和东部地区而言，艾滋病的肆虐也促进了性教育的普及，但是，具体的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在非洲的另一些地方，性教育依然缺位。

然而，如果计划生育得不到政府和社会的全面支持，仍会抵消掉女性受教育水平提高及性教育带来的积极影响。就算是拥有硕士学位的妇女，也没法在自己家制造避孕用品。

非洲国家的领导人也逐渐意识到情况紧迫。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Yoweri Museveni）多年以来一直反对计划生育，但在2014年7月，出于推广计划生育措施的需要，他也聚集非洲各国主办了一场大会。肯尼亚和乌干达政府出资运营健康券计划，津巴布韦发放妇幼保健补贴，这些项目都鼓励低收入的百姓及夫妇前往诊所咨询。在离开诊所时，许多人都会学会了一种避孕的方法，能够预防意外怀孕，也学会了拉开有计划怀孕的时间间隔。在马拉维，有一个实验性计划，专为在校女生及其父母或监护人提供现金补贴，从而提高当地学校的出勤率，促进受教育的水平，推迟性行为与结婚年龄，降低少女怀孕的比例。

埃塞俄比亚政府最近雇用了38 000名保健推广员，这些配备了健康资料与物资的推广员需要走访各地的农村做宣传。他们计划前往的地方人口众多，占了整个埃塞俄比亚的80%左右。他们骑着美国捐献的自行车，前往偏远的村庄，为当地妇女提供计划生育知识和避孕用品。如果受访者的丈夫表示支持，也可以一同参与。在最近的3年中，该国生育率已经从4.8降到了4.1。肯尼亚和加纳也有很多地方的生育率出现了明显下降，其中包括金沙萨等大型城市。

但是，在一些地方，政权一旦发生交接，原有的很多政策都得不到保障，对生育管理的问题就更不上心。非洲各国的总统多为男性，他们似乎认为，人多力量大，女性也不该奢求与男性平权。“如果非洲各国总统愿意出现在计生诊所里，会极大地推动这项工作的发展，”梅说，“也会很有效地改变大众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可惜，他们总是喜欢去接种疫苗的诊所。”

改变男性的态度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中男性家庭成员。遗憾的是，当地的主流策略是在暗中帮助女性开展计划生育（比如打避孕针），因为许多男性认为，生儿育女的决定，完全是他一个人决定的事情。男性期望的子女人数，也往往比女性所期望的多上1到3名。由于实际怀孕、分娩和养育工作大都由女性完成，这样的结果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男女两性对事物看法上的差异，有时会以丑陋不堪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一名妇女对避孕用品表现出兴趣或者已经开始使用，她的伴侣甚至会凌虐她。在2011年一次大会上，尼日利亚发表的研究结果表明，有30%的已婚或离异妇女举报过伴侣的暴力行为——无论是性暴力、肢体暴力还是情感暴力。使用避孕品以及接受过初级教育的妇女，要比不使用者或从没上过学的妇女更有可能遭受虐待。就连卢旺达这类全力关注妇女权益的国家，也有31%的妇女在2010年举报，称自己经受了丈夫或伴侣的暴力迫害。

对于年仅26岁的法丽达·那鲁布嘎（Faridah Nalubega）而言，暴力行为并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据PAI（美国一家计划生育倡导组织）报道，她本打算要两到三个孩子，大部分的开销，也能通过她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售卖炸鱼来负担。但最后她一共生了6个孩。当时她对PAI说，丈夫禁止她使用避孕药物，当地的计生诊所也没有在她前去咨询时，提供适合的替代避孕法。

在非洲，人们的态度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在我游历非洲时，采访过的男性中也有人表示怀念曾经人口更少、森林更多的日子，有时候他们也会支持计划生育，试图延缓人口暴增和森林减少的趋势。他们有人也表现出对女性的尊重，将其视为工作上的同伴。“市议会里有女性议员，她们看待事物的视角非常新鲜，能够拿出我们完全想不到的点子，”坦桑尼亚的一名男议员告诉我说，“现在我们可不想失去她们。”他的这番言论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这样一个真相：在一定程度上，生育率可以通过社会学家口中所谓的“观念变化”（曾经被视为激进甚至大逆不道的观念逐渐开始为世人所接纳）实现下降。就拿坦桑比亚来说，该国正在拟定一份宪法草案，允许女性在财产所有权、继承权及其他法定方面的权利拥有与男性平等的地位。

在政府部门中，女性也开始强势出现在高层的职位上。如今，卢旺达拥有一位专门负责性别工作的部长，国会议员中女性的比例也达到了世界之最（将近2/3）。在2012至2014年间，乔伊斯·班达 （Joyce Banda） 曾担任马拉维的女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 （Ellen Johnson Sirleaf）是利比里亚的现任总统，她也是一位女性。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曾出任尼日利亚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她是尼日利亚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外交部长和第一位女财政部长。如今，非洲联盟委员会（African Union Commission）会长的位置上，也坐着来自南非的恩科萨扎纳·德拉米尼·祖马女士（Nkosazana Dlamini Zuma）。当女孩子们看到妇女能够身居要职时，她们对自己的人生选择也会发生改变。

不用施压也能推动

尼日尔位于非洲西部，这个国家的经历亲自向我们证实了，如果政府全力参与降低人口增长的策略，整个计划的运行将会非常高效。该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每名妇女平均生育7.5名子女，自1950年开始人口普查以来，这个数字就基本没有减少过。女性受访者和男性受访者均表示，他们理想中的家庭人数甚至比这还高。

人口学家觉得解释这背后的原因有点难，这么高的数字很有可能是因为各种不同因素的影响综合决定的。这些因素包括：宗教信仰、幼儿死亡率偏高、需要依靠子女耕种贫瘠的农田、认为家庭人口能反映社会地位（尤其在男性而言）以及女性地位低下（当地的婚姻常为一夫多妻制，妇女在婚姻中的价值要靠子女来彰显）。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的人口学家约翰·卡斯特林（John Casterline）指出，在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生育子女的工作通常是由数名妇女分担，因此，一对父母很容易就能做出再要一个孩子的决定。马马杜·坦贾（Mamadou Tandja）是尼日尔的前总统，于2010年卸任，他曾伸出双臂表示自己国家的国土辽阔（面积超过美国得克萨斯州），向游客传达出，尼日尔尚有大片空间，足以容纳更多的人口。

冈冈曾在非洲西部及其他地区工作过，他表示，一套全方面的策略需要政府大力投入，以及社区和资金的参与。然而政府通常无力兑现承诺。2012年，英国伦敦举办过一次国际性大会，会上加纳卫生部的一名高级官员向听众许诺，加纳国民健康保险计划将会报销个人在计划生育方面的开销。三年过后，加纳政府仍在考虑该如何使这套报销方案落地。冈冈说，大部分政府官员在落实政策上都“是一场灾难”。“不管是来自政府还是民间，你总得有一定的力量来推动这事，但是在非洲，很缺乏这种推动力。”

在那些对人口控制怀有畏惧感的人群中，“推动”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字眼。冈冈希望能够加快政府的动作，围绕放缓人口增长问题，勇敢地发起官民对话。现在，他们都需要一种颇为“禅意”的方法来控制人口。不用直接寻求最终的结果，而是创造适合的条件，让人口降低的行为自然发生，从而放缓人口的增长率。

文化、态度都在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往往还很快，从突尼斯与毛里求斯两国生育率下降这一点上，就能很好地说明问题。遗憾的是，我并不知道马里的吉娜本在计划生育上的愿望是否实现了，她对我说的那一番话，也无异是一种提醒：最好通过努力改善全体女性的权益，确保社会提供的保障到位，从而预防意外怀孕，不能强制要求，也不能施以高压。

这是一条合乎道德又切实可行的道路，它为非洲的发展标明了方向。这条路会让非洲各国放缓乃至最终终止人口增长，就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无论是非洲，还是世界其他地方，只有这样以良性的方式控制人口，才能够繁荣发展，与自然环境和睦共处。

我们并不需要人口学方面的理由才为妇女赋权。在很多时候，眼界提升、能够掌控自己人生的妇女也会更晚生育，甚至更少生育。就算人口问题并不重要，如果非洲的每一名女性（未成年和成年的）都能健康成长，接受教育，自由追逐自己的梦想，放心拒绝不愿意接受的追求，只与自己选择的对象在自己选择的时间生育子女，非洲的未来一定会变得更好，世界的未来也一定会变得更好。

待到本世纪末，非洲的人口可能会达到几十亿，也有可能会保持在与现阶段相差不远的水平（12亿左右），这两个迥异的数据会为非洲将来的发展带来截然不同的结局，也会对非洲人民面对极端挑战后的恢复力，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