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作为飞利浦中国研发及中国研究院主管，范凯斯当然知道，利用好这个机会需要他和自己的同事付出艰苦的努力，这不仅因为竞争，还因为这在科技和创新上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范凯斯和飞利浦的理想是，让健康和医疗两个领域、B2B和B2C两项业务在不远的未来融合，而实现这点的介质就是数据——海量的数据。通过数据的积累和应用，患者和医生的角色都将发生变化，人类的健康水平则将继续提升。

拐点处的突进

过去150年是医生的黄金时代。尽管在有些方面，他们的工作已经重复了几千年：给患者做检查，诊断疾病，开出药方，从而让病人恢复健康。别人延长生命是为了工作，医生却将延长生命变成了自己的工作，这让这个行业显得新颖而崇高。随着科技的渗入，医生的能力变得更加强大也更富效率：过去150年，全球人口的平均寿命几乎翻了一番。还有一个现象比预期寿命的提升更值得关注。1960年时，一个人的真实收入如果和2010年的中国人相同，那么他当时的预期寿命大概是65岁，这比当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多了差不多20年；但2010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接近75岁，女性预期寿命还要更长一点。科学家们相信，正因为技术的出现或者技术以更合理的方式得到更广泛的应用——例如疫苗的发现和抗生素的应用，预期寿命曲线才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现整体的向上移动。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情况又有一些特殊。在分析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轨迹时，刚刚获得2015年诺贝经济学奖的安格斯•迪顿（Angrus Deaton）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独特的拐点上：在这之前，影响中国人预期寿命的最主要因素是传染性疾病，儿童的大量死亡是中国卫生事业面临的主要问题；但在这之后，传染性疾病导致的儿童死亡案例将迅速减少，慢性病和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老年人去世将成为中国在继续提升人口预期寿命时面临的最严峻挑战。

确实，中国正面临着人口的迅速老龄化。通常，老人的得病率是青年人的2~3倍，社保消耗是年轻人的3~5倍，他们还是心脑血管等慢性病最大的患者群体，因而极大增加了医疗体系的负担。中国现有心血管疾病（包括冠心病、脑卒中、心衰、高血压）患者约2.9亿，当所有人都挤进三甲医院的时候，这些代表中国最高医疗水平的机构其实早就已经不堪重负。

“作为个人，没人希望有那么多病人。但作为科学家，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庞大的群体意味着一个巨大的机遇。因为这样的机遇，我们的很多想法才有了实现的可能。”范凯斯说：“我们必须提高医疗体系的运作效率，这不只要求大型医院要大幅提升工作效率，还包括让那些本来不必要去医院的人不去医院。医生和病人的互动，一定可以为我们带来许多改变。”

症结所在

对于健康维护，人们常常会低估医生干预和与患者互动的重要作用。2008年时，由于发现心血管疾病的治疗方法很久没有改变，美国医生考德维尔·埃塞斯廷（Caldwell Esselstyn）决定换一种治疗方式，他要求患者坚持绝对素食，甚至连食用坚果类食物也不允许，以保证病人从饮食中摄入的脂肪保持在总热量的10%以下。奇迹发生了：遵照这一方法的患者竟然实现了惊人的病情逆转，这意味着这些病人的静脉和动脉已经可以自我疏通胆固醇堆积。

问题在于，病人通常没有接受类似治疗的主动性和纪律性，医生必须对病人的情况进行持续追踪，在危险苗头出现时及时干预，两个原因因此阻碍了理想状况的实现：首先，相对于没有止境的医疗需求，医生的数量严重不足；其次，由于信息不对称，患者通常不信任基层医生，大家都希望能在三甲医院看病，这就成为医疗系统创新的痛点所在。

当面临中国庞大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人群时，这一点就更清晰地展现出来了。“现在，这些病人在不同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不知道他们采用怎样的康复计划以及不同阶段的康复情况，因此就没办法进行很多尝试。”范凯斯说：“如果我们能够知道每500人中哪几个人的心脏状况出现了问题，我们是可以对他们进行干预，从而提升医疗系统的运作效率的。”

这显然是一个巨大的资源浪费。原本，在医治这些患者的过程中，中国心血管医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院内诊断和治疗经验，但严重的信息匮乏导致医院无法利用这些经验为病人实施完善的“院后管理”，这些病人出院后的康复情况因此普遍都不理想，很多不必要的病情恶化经常导致本可以避免的并发症甚至死亡，再入院率的居高不下不但让病人更加痛苦，也造成了医疗资源的大量消耗。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导致的死亡已经占到中国总死亡率的85%，所需医疗资源占医疗总支出的70%，医疗体系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跨越医疗和保健之间的鸿沟，让医生能实时了解病人的身体状况信息，从而集中力量做那些能让他们的专业能力得到充分发挥的事情，也要让病人能够获得一种了解自身状况的可靠方式，从而不再因为不必要的担忧而浪费宝贵的公共资源。但要系统性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必须升级现有的医疗和保健体系，从而使它们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重构医患关系

范凯斯和同事的想法是，通过数据，建立一个体系，将三甲医院、社区医院和普通人联系起来。在这个体系中，三甲医院以专业能力负责大病治疗，社区医院通过标准检测跟踪患者状况并处理一般病例，普通人通过可穿戴设备和标准化检测提交身体数据以备诊断。这样，医疗体系中的每个环节都能发挥作用，每个人在保持健康的同时也无需频繁往返医院。

“成功的试点可能会成为重要的里程碑。只要看到潜在好处变成现实，各方就能支持这项事业。”但范凯斯也承认，要建设成功一个好的试点，现有体系的很多方面都必须做出修改，不论是飞利浦公司，还是它供给设备和技术的客户，抑或是每个使用现代医疗的普通人。

5年前，飞利浦开始尝试将设想变成现实。当时，该公司与中国心血管协会商定建立一个跨地区的心血管患者数据库。但是，成功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个安静了百余年的领域不可能一瞬间就被变革的火焰包围。在最终的胜利实现之前，科学家还有太多准备工作要完成。

范凯斯认为，第一阶段最好能有25家医院参与进来，这样飞利浦就能获得足够的数据开展工作，“也许只要一半——也就是12家医院真正参与进来，我们也能获得不小的成绩”。不过，即便降低期望，成功试点的诞生仍非易事。事实上，开放式创新在现实中的推进总是要慢于预期，这一点在关系重大的医疗领域理应更加明显。直到今年，这种情况才迎来转机。

刚刚过去的10月，飞利浦中国研究院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合作，开始探索利用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管理慢性病。双方根据临床实践和相关数据分析，定义出了“院后管理”系统的三大模块：出院准备、居家慢病管理和随访。之后，双方还从临床数据库中挑选了慢性病患者参与到创新中来。在中国的慢性病治疗历史上，这样的创意和尝试都不多见。

医疗行业正在急剧转型，病人需求正从被动治疗和间断性治疗转向主动防治和持续健康管理。此次合作希望构建一个“结果导向型”的医疗模式，既能提高医生效率，又能提高治疗和护理效果，并通过有效的远程手段管理和服务更多病人。从这个角度讲，“心血管慢病管理系统”对提高中国的慢性病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飞利浦和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为高级医护人员、初级医护人员和病人分别设计了客户端。通过这些实时连接的数字终端，医生可以更好地管理院外患者的生活方式、用药情况以及生理体征，并通过调整处方避免病情加重。双方希望能通过这样的尝试让医生和病人建立起长期关系，从而把病人实施慢性病自我管理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是他们重新拥有健康的保证。

不只对医生和患者，这次尝试对飞利浦同样是个挑战，范凯斯必须搭建出一个多学科团队来面对可能遇到的各种障碍。

走到成功的路上

30年前，当范凯斯第一次走进飞利浦位于埃因霍温的照明实验室时，他的上司就指着不远处的一座建筑物讲了第一条“员工守则”。“看见那栋楼了吗？那是公司商务团队的办公区。”上司对他说：“你要记住，绝对不能和那些家伙有接触，我们需要的是独立的研发空间和充分的研发自由。我们只需要想出好的点子并生产出好的设备，然后让他们去卖就好了。”

如今，范凯斯变成了团队领导者，创新文化也在这期间发生了显著变化。范凯斯一直保持着与商业团队的沟通，他所在的飞利浦公司则格外强调多学科协作的价值。“为了保证微创手术的精度，飞利浦最新的射频消融系统同时采用了超声技术、核磁共振技术、导管技术和三维图像重建技术，我们还要引入人体工程学知识来保证器材的可操作性。”范凯斯说：  “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可以减少手术过程对医生直觉的依赖，这就是多学科团队的价值。”

这是一场更显著变化的缩影：现在，飞利浦正在建立一种全新的理念——“有意义的创新”。对于医院和患者来说，这意味着创新要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在的价值，从而令价值链上的每个人都从中受益；对于研发人员而言，这意味着在新产品开发的过程中，他们不能继续闭门造车，必须与不同背景的同事交流思想，和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医院、患者、政府和科学家广泛沟通。在重塑健康的过程中，飞利浦需要这种新的文化，他们面对的挑战太大。

首先，中国医疗行业信息化的进程滞后。确实，美国和欧洲也没有全国性的数据库，但这些地区的每个医疗机构都拥有完善的数据库。而在中国，不仅数据库彼此尚未实现互联，数据甚至还没有真正融入医疗体系：在很多地方，医生仍然偏好手写处方，这是习惯的力量。

此外，生命中存在大量未知的联系，有太多难以控制的变量。而且，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每次变革都必然会引发关于隐私的争论：不但患者会面临病情泄露的风险，医生也很难迅速适应这种变化，那些医术不精的医生将会尴尬地发现，自己在公众面前已经无所隐藏。

飞利浦因此制定了适用于新环境和新技术的隐私政策。新政策下，大数据分析将采集患者的疾病信息和体征信息，但不采集患者的个人信息，后者只在大数据计算完成后才与分析结果进行匹配，以用于指导个体的康复。这样，患者信息不会泄露，大数据计算也能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在医疗健康领域得到应用。

但信息化的推进仍然会是渐进的过程。最近几个月，互联网公司向医疗领域的渗透让范凯斯感受到了一点小小的压力，毕竟前者拥有更雄厚的资金和更强大的数据分析能力。但范凯斯相信，飞利浦不大可能在这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我们做设备有100多年的历史，和专业医疗机构的合作也维持了1个世纪，我们团队中的很多人都有医学背景。通常来说，我们更清楚数据背后的医学含义，这对于这个领域的创新来说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