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1819年，英国著名浪漫派诗人雪莱曾这样形容他当时居住的伦敦，“如果地狱是一个城市，它一定很像伦敦，人口众多但烟雾弥漫”。那时的伦敦，品味工业革命的果实不过百年，但“雾都”的称号已经开始让人怀念逝去的岁月和美丽的风光。

当时的中国正值巅峰，马可·波罗笔下以杭州为代表的1200个中国南方极度繁华的城市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而且与伦敦不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古语从未失效，这些城市在自然环境方面的成绩足以令全球很多城市相形见绌。

差不多200年后的今天，我们终于深切地体会到雪莱面对伦敦时的心情。2015年4月底，当我们在德稻学院上海办公室见到李卓智时，他就向我们传递出这种遗憾。不过，他同时传递出的，还有用科学弥补这种遗憾的乐观。德稻学院所在的松江大学城沿河而建，出色的规划让60多平方千米的城市满是自然的痕迹，德稻学院的天台上还有一个空中花园，“自然是基础，环境好了就什么都好了”。

李卓智一直领导着一个关注生态文明建设的智库——德稻环境金融研究院。几个月前，这个机构刚刚和其他几个机构共同编制出三亚市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这是中国第一张针对地级市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因而被外界寄予了极高期望。在围绕这张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进行的对话中，李卓智颇为乐观地描绘着三亚的未来，当然也颇为惋惜地提到那里几近灭绝的黄花梨、不再清澈的三亚河和曾经美丽异常的红树林，他说那都是他对海南的最初印记。

在长江以南、尤其是海南岛附近的海岸线上，人们常常可以见到呈点状零散分布的红树林。由于比陆生植物更能适应高盐度的水环境，红树林在陆地与海洋交界处逐渐成为一种特殊的生态系统。一系列研究可以印证它们的价值：生长在红树林中的珊瑚抵御白化病的能力比礁石上生长的珊瑚更强，而适应了环境变化的珊瑚能更好地应对极端高温；同时，在红树林靠近大陆一侧与之毗邻而居的木麻黄，能在大风来临时让陆地上的财产损失降低很多。

不过，在海南大力开发国际旅游岛的过程中，首先被开发人员除掉的就是红树林与木麻黄，无论是三亚的亚龙湾，还是万宁的石梅湾或者是东寨港红树林自然保护区，这两种植物的生存环境都遭受了严重的破坏。随后，排放的废水污染了环境，建设的需要抢薄了沙滩，前者让生长缓慢的珊瑚深陷险境，后者让闻名遐迩的景观价值大打折扣。结果，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因为环境优美闻名遐迩的海南竟然也开始面临严峻的环保挑战，这太不可思议了。

如果问题千头万绪，那就要将目光投向数据，这成为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初衷。“没有终极手段就无法实现终极目标，规模化的可持续发展之所以很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可以持续跟踪的自然资源资本核算体系，社会的其他资本就没有办法与自然资源资本互动。”李卓智说：“一旦市场不能参与进来，再有社会价值的事业也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对于这张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李卓智有很多期待。他希望能通过这张表为中国几十个旅游城市找到核算其生态价值从而系统性提升城市吸引力的途径，之后再通过PPP（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公私合营）模式让这些城市以成本可控的方式达到目的，“这可以激发社会的创新热情”，李卓智相信，创新可以在商业推动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但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绝非易事，其中涉及到的理论、技术、科学、管理难题比比皆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学术界围绕这一主题收获的理论成果固然丰硕，但实际的进展仍然缓慢。在中国，应该如何推进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这张表对中国各个城市又意味着什么？带着这一问题，《环球科学》对德稻集团董事长李卓智先生进行了专访。

《环球科学》：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已经为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努力了很多年，并且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我们国家也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因为这有助于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和追责。但站在科学角度，我们想知道为什么要编制这张表格？

李卓智：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和金融领域的资产负债表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很多人认为，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为了全面衡量一个地区自然资源的情况，从而全面反映经济发展和生产生活造成的资源消耗。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我们认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可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在短期，我们追求的是另外两个目标的实现。

首先，我们希望能够通过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找到我们在一个地方建设生态文明时必须优先解决的问题，并且找到这些问题的发展趋势和解决入口。例如，我们在三亚就希望找到哪些自然资源正面临着相对严重的退化风险，找到退化的原因然后扭转这些退化。因为三亚是一个旅游城市，自然资源的退化会对这里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举个例子，三亚的旅游最依赖的其实是水，治水因此是当务之急。这些年来，三亚河的污染严重影响了三亚的城市形象，但几十次针对这条河的治理收到的成效都不大，因为我们对污染的成因并没有形成科学的认识。我们看到沿河丢弃的垃圾和随处排放的生活污水，这肯定是三亚河污染的重要成因；但我们的研究还发现了更多细节，例如三亚的淡水养鱼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三亚河的富营养化。这些问题不从源头上解决，河流就很难恢复自净能力。

我们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想让大家发现那些价值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到的自然资源，然后通过接下来的行动保护和恢复这些自然资源并让它促进当地的发展，这些行动可能是行政上的，也可能是商业上的，当然也可能是政策上的。只有将这些措施落实到位，一个地区才更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三亚，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例如，三亚的红树林和珊瑚礁虽然都出现了退化的迹象，但它们的恢复并不是不可实现的，三亚有这样的生态基础，但前提是三亚必须意识到这些自然资源在未来的价值。我们经常会注意到，自然资源的价值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迅速增加，同样的珊瑚礁放在澳大利亚或者夏威夷与放在今天的三亚，所代表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其中的道理就在于此。

除此之外，因为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三亚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育种基地。在全国培育的7 000个农作物品种中，70%经过三亚南繁基地培育；农业上大面积推广的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品种中，80%是通过三亚南繁加代选育而成的。因此，三亚政府在制定土地利用决策时，需要强调三亚南繁的生态服务价值，而我们的研究可以为接下来的决策提供科学建议。

所以，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不是研究的终点，也不是惟一的目的。我们是想通过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为随后的决策提供科学建议，从而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加美好。

《环球科学》：让家园变得更美好是一个远大的目标，你们选择的起点是三亚。对很多中国人而言，三亚其实是一个非常令人向往的地方，那么，从你和你的团队的观察来看，今天的三亚在自然资产账户上的表现如何？

李卓智：我应该是最早到三亚的那批内地人之一。早在海南刚刚开始开发的时候，我就到了海南。我还记得那时的三亚,河流清澈见底，环抱古树随处可见，再加上绵长的海岸线和海天一色带来的壮阔，三亚那时候的环境确实可以和全世界所有最美丽的自然风光相提并论。

根据我们的核算，三亚自然资源资产价值总量大约在2 180亿到3 150亿元间，这大约是三亚市2013年GDP总额的5.8~8.5倍。而且，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最近这些年来一直快速上升，尽管某些生态系统服务的数量和质量有所下降，但生态系统服务的稀缺性弥补了这一遗憾，这对三亚开展旅游业非常有利。可以说，三亚的自然资源依然非常丰富也非常独特。

但问题是，今天的三亚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也面临着严重的环境危机。很多古树因为过度的需求被砍伐，三亚河的污染引起了全国的关注，那里最著名的自然资源——不论是红树林、珊瑚礁和沙滩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三亚国家级珊瑚礁自然保护区有85平方千米，但珊瑚覆盖率非常低，大部分珊瑚处于“亚健康”状态,局部海域的珊瑚已经面临衰退。珊瑚的退化又影响了螺类、贝类、鱼类，还使岛礁岸线失去防护，甚至海岸线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与以往相比，三亚确实变得更加现代化，但自然资源的损失让我们在硬件建设上取得的成绩大打折扣。我们的估算表明，三亚每5年时间损失的自然资源就相当于这个地区至少1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去年，三亚市政府决定为那里的海岸线补沙22万立方米；也是去年，三亚决定用3年时间“退果还林”2.2万亩；今年，三亚市政府又制定了系统性的方法希望可以治理污染严重的三亚河。政策力度这么大，也说明环境的自净能力已经严重衰退。

经过这些年的宣传，大家已经认识到自然资源对我们的价值。因此，这次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时，我们获得了国内外很多专家和机构的支持，他们都义务参加了这个项目的全过程。大家都意识到，三亚的环境确实存在问题，但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得到解决，而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有助于科学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说，虽然在科学和技术上，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有挑战，但看到大家热情高涨，我们觉得有信心应对这些挑战。 

《环球科学》：我们知道，这次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还是按照分类统计的方式进行的，这也是目前全球通行的做法。可是，这就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我们衡量的是一个系统的价值，而不是这个系统各组成部分的价值，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将不同种类的核算整合在一起以综合衡量自然资源的价值？

李卓智：你说的很对，这确实是这个项目的遗憾之一。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够综合评价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但至少在当前，这个要求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当前做这项工作不能求全。要实现刚才你提及的那种目标，我们有太多理论问题需要解决，确权、标准化、存量和流量之间的衔接等等很多现实障碍都需要跨越。但相对于紧迫的需求，我们确实没有足够时间和空间去解决这些问题。因此，我们只能渐进性地推进这项工作。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都知道应该将森林资源、林地、森林的服务结合起来考察森林的价值，但这就要面临双重计算和统计口径的协调。例如，红树林价值的核算是应该并入森林系统还是应该并入海洋系统，无论那种做法都有依据但都有不足；又如，究竟应该以何种尺度作为标准计算土壤中碳的变化，农业系统看的是土壤表面以下20厘米的情况，但其他研究机构认为衡量土壤表面以下1米甚至两米中碳的变化才具有足够的参考价值。类似的问题可以说随处可见，因此要从科学角度协调所有机构的工作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而且，即便是在分类整理情况下，我们也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首先，很多最新的技术没有在这项研究中得到应用，我们因此没有对三亚的矿产资源和近海资源进行充分的了解，而这些都是自然资源中最重要的部分；其次，即便利用先进技术了解到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的信息，我们在短时间内也没有办法将这些信息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结合起来，因为我们还没有找到系统性的方法；最后，我们也还没有找到好的方法来衡量自然资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原始森林和次生林的价值肯定不一样，但怎么衡量这种不同还是一个问题。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力争将国外关于自然资源资产核算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国内，并从应用这些理论成果的过程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自然资源资产核算方式。尽管我们很努力地想多做一些工作，但我们还是感觉到，我们只是在非常浅的层次上触及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对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都没有进行详细的思考、周密的论证和详细的阐释。当然，也正是这些不足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意义重大但任重道远。

同时，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次的三亚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把国内这个领域的研究人员集中起来，让这个团队有机会迅速成长并相互促进。在这之前，我们缺少类似的机制和国家级的重大项目支撑这样的研究。在这方面，我想我们这次确实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环球科学》：所以，你认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不仅是统计和数学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跨学科的科学问题，它需要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共同尝试才能最终取得成功，是这样吗？

李卓智：对。这个问题之所以很困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必须弄清楚我们统计的内容是什么：究竟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还是自然资源提供的服务的价值。这就好像，我们究竟是用一片森林能提供的木材衡量其价值，还是要用这片森林对当地气候的改进来衡量其价值。

最开始，科学家们认为前一种方式更正确，而且这种方式下的自然资源价值也相对比较容易衡量。但大家随后很快发现，后一种更符合我们对自然资源进行统计时的诉求，因为我们需要自然资源是需要它为我们提供服务，不同的森林在不同地区发挥的作用大相径庭，将它们的价值抽象化成实物资产肯定是不那么准确的。同时，雾霾和水污染等问题的出现也使大家意识到，这是生态系统的服务能力出现了问题，而不是自然资源本身的价值出现了问题。

现在，国际上越来越倾向于将两种不同的价值结合起来进行统计。这是最理想的情况，但也确实增加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难度，因为它需要生态学家了解经济思想，也需要经济学家了解生态规律。在当今这个分工极度细化的时代，满足这个条件绝非易事。

例如，经济学家不会用一只母鸡生出的蛋的价格衡量这只母鸡的价格，因为这中间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概念——折现率，经济资源的价值都是按照折现率计算未来现金流的现值来衡量的，生态学家因此必须去了解经济学的思想。同时，即便按照5%这样一个非常低的折现率衡量，30年后收益的现值也基本等于0。但我们知道，很多自然资源提供服务的时间都可以远远超过30年，这又需要经济学家根据这些特点重新设计计量经济模型。

再举一个更重要的案例，森林和绿地能吸收二氧化碳并释放出氧气，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光合作用对人类社会发展和地球生态平衡的价值，但从经济角度来核算这个价值就很困难。以前，我们都是用工业氧气价格衡量光合作用生成的氧气，这个价格大概是400元一吨；同时，我们用碳交易所中通过交易机制形成的碳汇价格来衡量二氧化碳的价值，这个价格现在大概是每吨60元左右。这样一来，好像我们就可以衡量森林通过光合作用贡献的价值了。

但其实，我们错了。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是由这些资源的稀缺性决定的。那么，除了在拉萨等高纬度地区或者某些极端情况下之外，我们现在缺少氧气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而且，不管是森林还是绿地，它们通过光合作用生成的氧气并没有富集在氧气瓶中，这个价格因此是不能用工业制氧成本衡量的。但这样一来，我们的核算工作就又会陷入困境之中。

正是这个特点，决定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需要多个学科的专家围绕它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和论证。但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现实情况刚好与此相反：很多学科的人彼此割裂，没有配合就很难取得突破，没有合作就很难理清头绪，没有交流就很难激发灵感。

在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问题上，我们不能对国外的理论突破寄予过高的期望，因为各个国家的数据基础和现实国情不同，很多在国外取得成功的方法和体系可能都没有办法复制到中国，就更别提以此为基础提供政策建议了。所以，我们必须探索编制中国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方法。在当前这个环保意识集体觉醒的时代，做这件事情的意义真的非常重大。

但长期以来，我们对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战略意义一直没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国家在这个领域的投入长期不足。我们对具体工程项目的资助一直多于对科学探索的支持，这在当今社会是个巨大的问题，因为它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建立一个庞大的高素质团队推进相关工作。当然，我们现在看到了转机，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探索编制中国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将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上升为国家意愿终于让很多研究人员看到了希望。

《环球科学》：看到希望很重要。你之前也提到，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不是这项研究的终点，我们最终还是要想办法去改变现实、改善世界。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样去改变现实？

李卓智：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不能社会化的事情没有意义，不能商业化的项目不可持续。所以，我相信，解决环境问题、提升自然资源价值最终还是要依靠商业的力量。我们回首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历程，中国的人力资本、制造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中，只有自然资本的积累严重滞后。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自然资本是一切活动的基础，丢掉它之后的生活质量肯定高不了。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其他资本的力量去改变自然资本羸弱的现实呢？

前不久，国家领导人在几次公开讲话中都向社会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对我而言，PPP就是利用公共财政力量打造青山绿水的绝佳方式，因为这符合公共财政的定位而且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只要有了资金的支持，我们就会看到技术进步和人类的智慧怎样让这片土地慢慢发生改变。

我们通过这次的研究就发现，三亚可以重点利用社会资本和市场机制投资的自然资本是海洋、城市湿地和农业生态系统，可以重点利用公共资金投资的自然资本是森林、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生物多样性及自然保护区保护、饮用水水源地保护，自然资本与GDP协同增长效率高的经济部门是旅游业、房地产业和热带高效农业，这就是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总之，我们必须想办法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智慧和激情在环保领域表现出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先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绝大多数旅游城市，之后适合中国大多地区的自然资源核算方法，最后从中找到治理途径。从我们之前进行的调研来看，三亚的经验在中国确实具有很大的复制空间，丽江、舟山、咸阳等几十个人口众多但自然资源还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旅游城市，都会从我们未来围绕三亚开展的工作以及由此积累的经验中受益。

这当然是个漫长的过程，其中需要很多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他们需要贡献智慧、热情和力量。对于我和德稻环境金融研究院来说，只要人们能重新看到美丽的三亚和美丽的中国，并且能在看到这些美好时回忆起我们做过的贡献，我就已经非常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