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在我上任之初，卡利市乃至整个哥伦比亚的人都错误地认为，对于暴力我们无能为力，因为哥伦比亚人“天生暴脾气”。还有一些怀疑论者认为，除非整个社会经济出现重大改观，例如失业率降低、教育水平提高，否则暴力犯罪绝不会减少。不过最后，我和我领导下的政府证明，他们是错的。

我们建立了一套数据库，以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总结归纳了显著影响凶杀案发生率的诸多社会因素，包括一些颇为微妙的人类行为，例如在特定地区携带枪支的欲望和在特定日子里饮酒的倾向。新的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会以详尽细致的信息为基础，而非政治需要。

这套方案奏效了。1994年，卡利市拥有近180万人口，凶杀案发案率是每10万人124例；我们找到了引发凶杀案的主要原因，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仅仅3年后，这个数字下降到了每10万人86例。靠着同样的办法，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Bogotá）的凶杀案发案率在9年内出现了更明显的下降。2011年年末，我再次当选为卡利市长，尽管我已阔别市长办公室近18年，但同样的措施再次降低了命案率。现在，让我来告诉你们，大数据和科学分析如何帮助我们解决顽固的社会问题。  

追溯暴力之源

在第一个任期之初，我采取了流行病学调查中很常见的一个办法：在地图上标出每个案例发生的地点。我在办公室的墙上挂了一幅卡利市的大地图，然后用不同颜色的大头针标出每一起杀人、故意伤害、交通事故、入室盗窃或其他暴力案件的案发地点。一位记者看到了这张地图，随后一个大标题出现在本地报纸的头条上：“格雷罗市长试图利用针灸整治暴力犯罪”。

显然，即使是头脑灵活的记者，也觉得以统计学角度看待凶杀案过于古怪。然而对我来说，这样的做法顺理成章：既然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能找到生理疾病的原因，那么这种方法也能发现社会疾病的源头。

统计学方法至关重要，因为哥伦比亚的暴力史源远流长，已经给人们造成了许多错误的印象。著名的“暴力时期”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在那之后的10多年里，两个主要政治党派的残酷斗争断送了至少20万条生命。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游击队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人们习惯以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在我当市长的那些年，邻居之间的争执或者交通事故中的摩擦常常演变成凶杀案件。1991年，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麦德林（Medellín）的凶杀案发案率是每10万人380例，而在同一时期，智利的发案率只有每10万人2.9例。

调查之初，我采用了世界卫生组织对暴力的定义：蓄意使用力量造成伤害或死亡。这一定义不包括意外事故、精神暴力或政治暴力。

尽管媒体总是把暴力归咎于内战，但事实上，在1991年的哥伦比亚，游击战造成的伤亡只占所有暴力事件的36%，而且主要发生在边远地区。我原本认为在其他64%的案件里，主要的肇事者是毒品贩子，但实际上，我们在卡利市仔细调查了每起死亡事件的涉事者、地点和时间，结果发现凶杀案的嫌犯和受害者主要是年轻无业男性，他们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生活在城市中较贫穷区域，而且常常参与帮会火并。我们还发现，将近80%的凶杀案都使用了枪械。我们看到2/3的凶杀案发生在周末，于是决定统计受害者血液中的酒精水平。结果发现，超过半数的受害者都喝得醉醺醺的。这些事实告诉我们，凶杀案的发生主要与社会问题有关，而非毒品相关的暴力案件。

毒品交易的确会影响凶杀案的发案率，但不是大部分案件的直接原因。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毒品交易对社会的破坏性犹如HIV之于人体：HIV攻击人体的免疫系统，让你更容易染上其他疾病。与此类似，毒品贩子攻击警察、司法系统和政治体系——也就是社会的免疫系统，这些机构的力量削弱了，那么暴力犯罪的风险也就相应升高。比如说，在所有的凶杀案中，警察能找到嫌犯的只占总数的6%，而进入司法系统审判程序的案例则更少。 还有，儿童经常遭受暴力和虐待，媒体上也充斥着暴力内容。整个社会戾气弥漫，再加上经济上的不平等和羸弱的公共安全系统，在酒精的刺激下，吵闹的邻居或到期的债务很容易导致流血冲突。  

控制风险因素

我们的目标是找到那些能够直接加以控制的风险因素。因为大部分凶杀案都牵涉到枪械和酒精，所以在1993年11月，我开始修改相关的法律。

在我的国家，枪械由哥伦比亚政府军制造和销售，所以当我提出禁止民众携带武器时，立即遭到了军方的反对。但他们也同意在某些特定日期禁止人们在公共场所携带武器；我们根据数据得出了一些高风险日期，在这些日子，人们通常会狂喝滥饮，例如除夕和母亲节（这一点很古怪），以及恰好是周五的发薪日（在哥伦比亚，发薪日通常是每个月的15日或30日）。

我还出台了限制措施，禁止凌晨两点以后在公共场所卖酒——我们称之为“半干法”（semidry law）。夜店业主坚决反对这项政策，于是我提出了一个条件：我们划出3个月的试行时间，如果暴力凶杀和故意伤害类案件的发生率没有下降，那么我就撤销这个法案。然而仅仅过了两周，各大医院就报告称，与暴力相关的急诊数量大幅下降，于是我们就不用考虑废止法案了。任期内，我一直努力推行“半干法”。

流行病学的研究方法还需要评估干预措施是否有效。我们几个月后发现，同时限制售酒和持枪，凶杀案比二者均不限制时下降了35%；如果只限制持枪，凶杀案下降的幅度是14%。

其他干预措施包括增加检察官人数，让更多警察上街巡逻并为他们配备更好的装备，例如监控摄像机、车辆和无线电。司法人员的工作非常辛苦，所以我们增加了对他们的支持力度，例如利用私人资助帮助警员购置自有房屋、为司法系统工作人员配备电脑并提供相应的培训。我们预防犯罪的力量增强了，更多的嫌犯被送上了法庭。

我们还创建了两处“正义之家”——在卡利郊区罪案泛滥的社区，我们设立了两处办案点，将所有执法机构集中在一起24小时办公。以前这些机构只在市区提供服务，而且只在工作时间办公。这项举措特别有效地减少了家庭暴力的发生，因为一旦法医为受害人验伤完毕，其他部门就会立即开始调查，这样便降低了妇女迫于丈夫的压力而退缩的概率。我还启动了DESEPAZ项目，试图为贫困地区男性提供更多受教育机会、更多消遣娱乐、更高的收入和更广阔的人脉——这个项目旨在通过提升社区凝聚力让周边地区恢复安全。作为这个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在几个社区开办了“青年之家”，人们可以在此举办派对、参加文化或体育活动。社会工作者还会培训那些参与黑帮活动的年轻人，教他们做一些小生意。市政府甚至花钱支持了一个商业计划，让这些年轻人生产用于铺设街道的鹅卵石。  

罪案气象台

我们很早就发现，各个环节、各个部门使用的数据有时候并不一致。比如说，1992年，我第一次召开安全委员会会议时便清楚地发现，警方和法院对“凶杀”的定义并不相同，这为我们寻找案发原因带来了不少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决定每周召开一次安全会议，参会人员包括警方、法院和其他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巴耶大学预防暴力与促进社会共存发展研究所（CISALVA）的研究人员，负责公共安全的内阁成员和市统计局人员。每周他们需要向我和警方指挥官汇报信息，在我的任期内，我们每周举行一次安全委员会会议。在这个过程中，数据慢慢“融合”起来。安全会议演变成了“罪案气象台”，有时候甚至被称作“社会气象台”。CISALVA一直致力于研究如何预防暴力犯罪，他们每周记录“气象台”的数据，整整坚持了22年——据我所知，这是哥伦比亚所有城市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可靠的暴力犯罪数据记录。

根据改进后的数据，我们分析各种风险因素，在1993年年底开始实行各项干预措施，在1994年12月我的市长任期结束之前，我们一直在推广这些举措，我的继任者也继续推行了下去。卡利市的凶杀案发案率从1994年的每10万人124例下降到1995年的112例，1996年的100例，而到了1997年，每10万人只有86例。很难说这样的成果到底有多少直接来自我们的干预措施，因为全国都在加大打击毒品交易卡特尔（cartel，指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在划分市场、规定商品产量、确定商品价格等一个或几个方面达成协议而形成的垄断性联合组织）的力度。但对卡利和波哥大的评估表明，我们采取的流行病学手段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我相信这个结论一定程度上属实，因为在我的继任者卸任后，接下来的那位市长并未坚持我们那些不受欢迎的措施，例如限制售酒，于是凶杀案发案率再次上升了。

波哥大是哥伦比亚最大的城市，根据这座城市的经验，我们相信基于数据的干预措施的确卓有成效。1995年1月，安塔纳斯·莫茨库斯（Antanas Mockus）任波哥大市长，他采取了我们的措施并加以改进。他最重要的干预措施是将警局的预算增加10倍，进一步向警察传授暴力犯罪相关知识，建立临时拘留中心收容轻罪犯人，在政府中增设专门负责预防犯罪的副手职位。此外，他还采取了一些社会性的干预措施，包括修缮残破的公共活动空间、将健康和教育方面的拨款增至原来的3倍。

莫茨库斯也采取了限制售酒的“半干法”，并进行了枪支管制，和在卡利市一样，这两项措施很快起效。在波哥大，这些流行病学方法在三届市长任期内得到了严格执行，前后共9年，从1995年到2003年。在这段时间里，这座城市的凶杀案发案率从每10万人59例降低到25例。和卡利市的情形一样，这样的改善可能部分来自国家层面的社会进步。  

20年后的新政

在哥伦比亚，市长不能连续当选（而且我也有其他计划）。离开市长办公室后，我致力于宣传“城市暴力能够得到控制”的理念，并继续深入研究如何达成这一目标。我前往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泛美卫生组织工作，为建立美洲防暴力联盟而奔走呐喊，同时我还为卡利市、麦德林市和波哥大市争取到了美洲开发银行遏制暴力的专项贷款。3年后，我回到卡利市并协助建立了VallenPaz组织，这个组织致力于为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偏远地区提供有利可图的项目，以取代参加游击队和非法种植毒品带来的经济收益。

不过多年以后，我发现政治这东西不是沾惹一次就能“终生免疫”的，于是我再次参加了卡利市的市长竞选。

2012年1月1日，我回到办公室时，发现这座城市已经变了。卡利市的人口从1994年的180万人增加到了240万人。新增人口大部分是移民，主要来自哥伦比亚的太平洋沿岸及其附近的偏远地区。多年来市政府的统治名存实亡，还有一位市长直接被罢黜，市民的集体自尊心几近于无，失业率从1994年的6.9%激增到了2013年的13%。虽然哥伦比亚的毒品交易卡特尔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烟消云散，但相关人员却分散成了更小的团伙，相对独立地活跃在国内各大城市，尤其是麦德林和卡利。毒品交易依然存在，新型犯罪也崭露头角，黑帮向当地商户勒索小额“保护费”，还为争夺毒品交易地盘大打出手。

好消息是，哥伦比亚的警察已经变得专业而可靠了。全国的凶杀案发案率从1991年的每10万人79例下降到了2011年的36例，但卡利的发案率仍在80例左右，与此同时，波哥大的数据是22例，而麦德林是70例。

上任以后，我立即恢复了每周一次的安全委员会会议。很快我们就从数据分析中看到，与1992－1994年的那段时期相比，争吵、酒后斗殴之类个人冲突引发的凶杀案比例有所下降，但有组织犯罪引发的命案——那些有预谋、使用了机枪之类复杂武器的案子——在2012年的占比高达67%。数据表明，有组织犯罪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而且我们发现，与我上一次就任时相比，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了。

我们向哥伦比亚中央政府报告了这些数据，并建议调集罪案调查员、警察和公诉人组成专门的小组以打击黑帮。我统领下的市政府也展开了一项庞大的社会投资计划，覆盖11个区的80万人口，这些市民中有26%的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另有6.5%的人属于极度贫困。

这个计划名为“包容与机会的国度”（Territories of Inclusion and Opportunities），至今仍在发挥作用。该计划采用地理学方法对抗贫穷，专门针对贫困地区，鼓励当地居民发挥主要作用。地方及国家政府官员则努力帮助居民提高收入，扩展学校课程，促进文化体育活动，改善住房、医疗设施及公共教育。我们还向公众传授养育孩子的技巧，教导他们和平地解决冲突。

以上措施多管齐下，再加上国家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我们的干预再次减少了暴力。卡利市的凶杀案发案率从2012年的每10万人83例下降到了2014年的62例。而且这样的趋势仍在延续，2015年第一季度，卡利市的凶杀案数量达到了12年来的同期最低水平。

警方与社区共同努力，预防犯罪。卡利市的第六区就是个好例子，这个区共有21.2万人口，其中大部分处于中等收入阶层。我们在这个区域大力实施了警方与社区双管齐下的干预措施，短短一年内，这里的凶杀案发案率下降了44%，从2013年的每10万人160例下降到了2014年的89例。

在哥伦比亚的其他城市和美洲其他地区，以流行病学方法来减少犯罪的尝试也卓有成效。在这套方案里，“罪案气象台”——也就是我们的常规安全委员会——至关重要。现在，美洲发展银行、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等机构向各个城市和国家推荐这一方法，如果想为预防暴力的项目寻求财务支持，最好先建立类似的“气象台”。今天，美洲已经建立了4个国家级的“罪案气象台”，城市级的更是不计其数，它们分布在26个国家里，定期举行会议。

发表在《国际伤害控制和安全促进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jury Control and Safety Promotion）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罪案气象台”系统投入使用3年后，哥伦比亚22个城市的凶杀案发案率出现了显著下降。不过，直接比较各国城市情况的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有些困难，因为各国对罪案的定义有所区别，搜集信息的标准也不尽相同。为了改善这一局面，美洲发展银行正在支持一个项目，试图标准化整个美洲的暴力统计数据。  

根除暴力 任重道远

利用流行病学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看似简单直接，但实际并非如此。我要说的第一点是，要采取这种方法，需要很强的政治意愿，因为这套策略通常需要执政者做一些他们原本不愿做的事，例如做出一些必要但不受欢迎的决定：关闭酒吧、禁止携带武器。公开罪案数据可能也会让执政者感到不适，但这一点很关键——正如经济学家应该公布失业率和国内生产总值，因为这些数据对经济策略的制定至关重要。现在，一些非营利组织（如“今日波哥大”、“今日卡利”）会定期公布哥伦比亚各大城市的社会问题相关数据，包括暴力、教育等方面。这些信息让政府官员和市长对社区的责任变得更加透明。

我要说的第二点是，面对社会问题，没有什么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通用解决办法，因为各个城市、国家的风险因素各不相同，政府官员要以“气象台”提供的数据为据，制定具体方案。

这个过程还需要毅力和耐心。某些风险因素能够迅速得到控制——例如禁止携带武器、限制酒吧开放时间——但另一些措施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起效，例如扩展警局和司法系统的服务范围。至于矫正社会不平等、建立健康的儿童教育体系这些措施，则不光需要时间和耐心，还需要海量资源。

城市暴力是社会的倒退，因为它主要影响穷人，而对抗犯罪会消耗很大一部分公共开支，这些钱本可用于消除贫穷。因此，预防暴力是我们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