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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人的抗争:遏制热带病

admin  发表于 2017年11月27日

马里的邦贾加拉悬崖(Bandiagara Escarpment)是“背包客”眼中最负盛名的旅游景点之一,在该地区东边不远处,是布基纳法索的北部小镇孔布里(Koumbri)。5年前,布基纳法索卫生部在这里发起了一场大规模“战役”,帮助小镇居民抵抗寄生虫病。当时只有8岁的阿布巴卡·加纳姆(Aboubacar Ganame)告诉卫生部工作人员,他一直感到非常疲倦,身体不适,还尿血。但服用了几粒药丸后,加纳姆感觉好多了,又踢起了足球,重新投入学习,成绩也比以前更好。

布基纳法索卫生部的这个项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共有200多万名儿童得到了及时治疗,该项目也因此成为发展中国家抗击疾病的经典范例。在全球范围内,因为缺乏简单的医疗措施,全球每天有10亿民众的日常生活受到疾病困扰,以至于无法上学,或不能正常工作。

在富裕国家,人们通常认为热带病只有三种: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很多基金机构也根据这三种疾病的情况为贫穷国家提供援助。然而,热带病远不止这三种,一系列“被忽略的热带病”(neglected tropical diseases,NTD)产生的影响其实更为广泛。这些疾病一般不致命,却会导致严重贫血、营养不良、智力与认知发育迟缓、失明等症状,让人痛苦不堪。更可怕的是,它们还可能致使患者的四肢、生殖器、皮肤出现严重畸形,使人们更容易感染HIV,让妇女在怀孕期间遭受多种并发症的折磨。“被忽略的热带病”就像恶魔一般压制着贫穷国家的人民,使他们在贫穷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孩子不能完全发育,成年人也无法胜任本能胜任的工作。

 “被忽略的热带病”并非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据我估计,即便在发达国家,也有数百万民众患有这类疾病,猪囊虫病(cysticercosis)、美洲锥虫病(Chagas disease)、弓蛔虫病(toxocariasis)、滴虫病(trichomoniasis)等在大城市的发病率都不低。

这些疾病已困扰人类数千年之久。在《圣经》(Bible)、《犹太法典》(Talmud)、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古埃及的纸草文书等很多古老文献中,历史学家已发现了关于热带病的准确描述。不过,人们今天对待热带病的方式已发生新的变化:捐赠者、制药厂商、欠发达国家的卫生部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公私合作机构不再单打独斗,而是相互协作,以更系统的方式抗击热带病。过去5年来,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总部位于迪拜的可持续发展基金组织列格坦(Legatum)以及多国政府都为此投入了巨额资金,一些国际制药巨头也捐赠了治疗热带病急需的药物。但是,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

 

致贫的疾病

对于热带病在全球的肆虐范围和严重程度,你可能会感到难以置信。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东南亚及拉丁美洲,几乎所有贫穷人口都患有一种或多种热带病,这些疾病可能持续几年、几十年,甚至伴随人的一生。在所有热带病中,对人类伤害最大的是7种常见疾病。

这7种热带病中,有3种都由驻扎在人体肠道内的寄生虫导致——最常见的是蛔虫(roundworm),它会导致蛔虫病 (ascariasis),全球患病人数达到8亿;其次是鞭虫(whipworm),能引起鞭虫病(trichuriasis),全球有6亿人患病。这两种寄生虫会截取营养物质,阻滞儿童身体发育。对人体影响更大的是钩虫(hookworm),感染这种寄生虫的人数同样高达6亿。钩虫长约1厘米,附着于小肠内吮吸血液,就像存在于人体内的蚂蟥(leech)。在人体内呆上数月或数年后,它们会导致严重的缺铁性贫血和蛋白质营养不良(protein malnutrition)。对于患有慢性钩虫性贫血的儿童,皮肤会呈现出病态的蜡黄色,学习时也会感到非常吃力。在钩虫感染者中,孕妇人数超过4,000万,她们极易患上疟疾,生孩子时可能过量失血,新生儿出生时的重量也轻于正常母亲生下的孩子。

血吸虫病(Schistosomiasis)也是一种常见热带病,致病原是血吸虫(schisto-some),它们生存在人体肠道或膀胱静脉中。目前,全球的血吸虫病患者约有两亿,超过90%的患者都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的居民,在巴西和其他国家只分布有少数病例。雌性血吸虫会排出带有小刺的虫卵,侵入并破坏肠道、肝脏、膀胱、肾脏等器官(具体会破坏哪种器官,视不同物种而定),因此每天约有1亿学龄儿童和年轻人的尿液或粪便中含有血液。器官受损会引发炎症反应,导致疼痛、营养不良、发育受阻、贫血等诸多症状。在女性中,血吸虫还会将虫卵排放到子宫颈和阴道里,当她们性交时,会产生剧烈疼痛,感染HIV的风险也是平时的3倍(参见《环球科学》2008年第7期《寻找血吸虫疫苗》)。

另外两种重要热带病是淋巴丝虫病(lymphatic filariasis,LF)和盘尾丝虫病(onchocerciasis)。在淋巴丝虫病中,病原体存在于人体四肢、胸腺和男性生殖器里,在亚洲、非洲和海地,约有1.2亿该病患者,主要症状是象皮肿(elephantiasis)——一种严重的皮肤畸形。男性患者往往因此无法工作,而女性患者的命运更为悲惨:找不到合适的配偶,或可能被丈夫抛弃。盘尾丝虫病则会引起严重瘙痒和慢性皮肤病,在中年人中还可能导致失明。该病患者约有3,000万~4,000万,绝大部分是非洲居民,少数患者生活在美洲和也门。

第七种常见热带病是沙眼(trachoma,也叫颗粒性角膜炎),不过病原体并非寄生虫,而是一种微生物——衣原体(Chlamydia)。沙眼是导致失明的首要感染性因素,目前全球患者人数为6,000万~8,000万。

在一系列政策性文章中,我和同事分析了上述7种热带病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通过测量因伤残导致的健康寿命年(healthy life years,无病残的健康寿命年限)损失,我们发现热带病对全球人类健康的危害程度,几乎等同于艾滋病或疟疾。由于会对儿童的教育与发育、妇女妊娠、农民的劳动力造成毁灭性破坏,因此热带病一直是导致贫穷的主要原因。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霍伊特·布利克利(Hoyt Bleakley)在一项研究中发现,如果在童年时期感染钩虫,一个人此后的赚钱能力将下降40%。印度科学家K·D·拉迈亚(K. D. Ramaiah)等人认为,患淋巴丝虫病会使工人劳动力下降,由此导致的损失每年超过8亿美元。科学家对盘尾丝虫病和沙眼的相关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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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抗病

好消息是,热带病可以治愈,甚至能预防,而且过程简单,花费不多(参见前两页表格)。实际上,对于很多热带病,一粒药丸就足以治疗了。现在,可用于治疗热带病的药物都很安全,它们要么由跨国制药公司免费提供,要么价格低廉,每片药的售价不会超过10美分。

20世纪初,美国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发起了一项大规模药品捐赠活动,根除了美国南部的寄生虫病。加勒比海地区也在这一时期实施了类似的举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几位热带病医学专家在其他地区也开展了一些针对寄生虫感染的研究,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的父亲弗兰克·霍金(Frank Hawking)便是其中之一。1967年,他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记录了他用“食用盐加乙胺嗪”(diethylcarbamazine)治疗淋巴丝虫病的效果。1988年,美国默克公司率先创立了公私合作的模式,大规模治疗盘尾丝虫病。如今,公私合作模式已得到普遍推广,每年数千万人因此受益。

通过推行廉价的治疗手段,由世界卫生组织、欠发达国家卫生部门和一些跨国制药公司组建的合作组织,已在11个非洲国家根除或控制了盘尾丝虫病。在这些国家,盘尾丝虫病曾经导致极高的失明率,使农民失去劳动力,以至于很多耕地被废弃。得益于合作组织的努力,很多农民现已重新回到了他们熟悉的耕地上。类似的医疗计划已在十几个国家消灭了曾一度猖獗的淋巴丝虫病,在8个非洲国家将血吸虫病的患病率降低到原来的20%。如果以严格的财务程序来衡量,这些医疗计划的内部回报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指项目投资实际可望达到的报酬率)高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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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难题

尽管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要想为全球10亿甚至更多的热带病患者提供帮助,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世界卫生组织估计,现有医疗计划的受益者在所有肠道感染和血吸虫病患者中所占比例还不到10%。

更好的组织、更先进的医学技术,是解决这场战斗的关键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和其他机构研究了同时使用多种热带病药物的可行性,准备把这些药物“打包”提供给患者,每年仅需50美分。很多非洲国家已开始尝试,把各种治疗单一热带病的方法,融合成一种治疗手段。这类“打包治疗”的方式不仅可以降低成本,减轻人体内健康组织受到的压力,医生还能继续加入其他药物或治疗方式,比如推广抗疟疾蚊帐、添加维生素A等营养物质、为儿童免疫接种等。

在很大程度上,“打包治疗”热带病的方式已取得了成功,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社区药品管理员来说,工作量无疑会大幅增加,他们既要监测耐药性产生的蛛丝马迹,也得注意特定区域的抗热带病药物是否缺货。

控制热带病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过去几年,美国和英国政府为支持“打包治疗”热带病的计划,已投入了4亿多美元。但据相关机构预测,要在56个重灾国家控制热带病,未来5~7年的资金缺口高达20亿~30亿美元。2006年,为了让热带病医疗计划得到更多的资金投入,一些大型公私合作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全球热带病治疗网络(Global Network for NTDs),由美国沙宾疫苗研究院(Sabin Vaccine Institute)负责主持,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在各地区的办事处展开紧密合作。该网络得到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与其他私人捐赠者的资助,它通过宣传、政策、后勤方面的努力,协助热带病治疗计划的实施。

沙宾疫苗研究院也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的产品研发合作平台,用来研制能预防钩虫感染和血吸虫病的新型疫苗。目前,钩虫疫苗已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由于一种广泛用于治疗钩虫病的药物屡屡失效(说明钩虫已对这种药物产生了耐药性),很多人都期盼着新疫苗上市。沙宾疫苗研究院正与巴西的一些研发机构和政府进行合作,因为在美洲,巴西的寄生虫病患者是最多的。最初,热带病是在奴隶交易的过程中,由非洲西部的奴隶带到美洲大陆的,如今奴隶制已经消失,热带病却留了下来。

既然抗击热带病的效果如此明显,花费如此低廉,为什么我们还要花这么长的时间,用系统的方法来对付它们呢?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在联合国2000年发布的、为持续消灭贫穷的“千年发展目标”中,“被忽略的热带病”属于“其他疾病”的行列,而“其他疾病”往往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另外,热带病一般只会削弱人们的劳动力,不会致命,导致发达国家在捐赠物资时,主要是为了帮助贫穷国家对付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致命性疾病。在其他一些发展计划中,人们并未把热带病看作疾病,在他们看来,这不过是卫生条件差、缺乏洁净饮用水和贫穷导致的一些症状,因而更愿意把援助重点放在这些“根本性问题”上。上述措施和计划都是值得肯定的,但现实是,提供抗热带病药物,是迅速改善穷人健康、教育和生存状况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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