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在气候问题上，我坚信科学”

采访 迈克尔·D·莱蒙尼克（Michael D. Lemonick）

翻译 冉隆华

理查德·A·穆勒从不满足于传统科学知识。20世纪80年代，他的导师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提出了在当时很令人吃惊的观点——一颗巨大的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地球，致使恐龙灭绝。当时穆勒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他青出于蓝，更指出太阳的一颗昏暗伴星把陨石引向地球，穆勒把它称为“复仇女神”。20世纪90年代，穆勒推测，因为地球轨道位置发生周期性变化而与陨石碎片碰撞引发了冰川期。

最近，穆勒认为，前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堆砌了大量半真半假的陈述，而且他断言，全球气温上升测量存在严重缺陷。他坚持认为，许多气候变化警告者都在蒙骗公众。虽然他认为气候变化确实存在，具有潜在危险，其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人类，但是他指责气候学家无视外行批评，这些外行包括博客Watts Up with That?的博主、气象学家安东尼·瓦特（Anthony Watts）和博客Climate Audit的博主、统计学家史蒂夫·麦金太尔（Steve McIntyre）。穆勒与几位同事一道启动了伯克利地球表面温度（Berkeley Earth Surface Temperature，BEST）项目，旨在纠正他所发现的现有全球变暖测量中的错误。

穆勒的气候观点使他成为怀疑论者和新当选的共和党众议员的宠儿，这些议员邀请穆勒在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说明他的初步结果。然而，令怀疑论者们感到意外的是，该委员会领导和穆勒于3月31日声明，至少到目前为止，BEST项目证实了大家一直在讲的观点——地球的变暖与气候模型的预测相吻合。

上述证词立即使穆勒在一些怀疑论者眼中从英雄变成坏蛋，令环保主义者欣喜。网站Grist宣称：“科学狠狠地教训了众议院的气候怀疑论者。”穆勒不久就会结题，如果最终结果像预计那样证实了初期结果，他可能在怀疑论者面前永久失宠。听证会结束不久，穆勒接受《科学美国人》杂志采访时明确表示，这对他没有丝毫影响。

《科学美国人》：你是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是什么让你对气候变化课题感兴趣？

穆勒：我对天文学、地球历史和地质学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米兰科维奇理论把冰川期和天文学因素联系在一起。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关系都不是科学家关心的东西——这是占星术，是吧？人们相信未来气数都在星宿中。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该领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关注。我在这个领域花了10年心血，最终成果都体现在《冰川期与天文成因》（Ice  Ages  and  Astronomical  Causes，斯普林格出版社，2000年）这部专业书籍中。该书内容详实、技术性强、数学计算繁多。如果我要描述这个主题，当然一半问题都与全球变暖相关。于是，为回答那些问题，我研究全球变暖问题。我开发的所有工具和学到的所有方法都是为了这一新领域。

我为什么要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个领域？因为我认识到，许多公共讨论忽视了科学，这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人建议，即使贫困国家也应当花费大量财力去应对全球变暖问题。这也正在影响美国的主要能源政策。然而，科学似乎没有找到解决之道。所以这一切提醒我，也许物理学家可以解决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

BEST项目进展怎么样？

一个同事要我关注瓦特提出的一些问题。瓦特指出，许多温度记录站的位置不理想，它们靠近建筑物和热源。我还单独了解了史蒂夫·麦金太尔（Steve McIntyre）在加拿大所做的工作，他研究“曲棍球杆”数据（1999年的图形数据显示，全球温度大约稳定了1 000年，然后在20世纪急剧上升，就像曲棍球杆的杆头）。

我重新评估了温度曲棍球杆图形所依据的论文，感到非常失望。我认为，该文不足以支持曲棍球杆图形。

其实，几年后麦金太尔宣布，曲棍球杆图形事实上是错误的。科学家对主要成分的计算存在一个严重漏洞。因此，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高兴。

还有其他问题。有三个主要小组在分析温度时，问题就开始显露出来。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只采用了小部分可用的温度站的记录？我们对此进行了研究，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统计分析方法确实适合少量温度记录站，并且连续记录时间越长，他们的方法效果越好。于是他们选择有这样记录的温度站。

这就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当你选择长期、连续记录的温度站时，是否存在固有偏差？有这样的可能性，你选择一个有100年左右历史的记录站，起初，它可能处在农村，后来就处于城市之中，这可能使它提供异常的变暖数据。例如，我们在东京的许多记录站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人们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

上述三个小组宣称，那不是问题。或许他们是对的。我们发现，要用现代计算机对它们进行评估和确定很难，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系统，该系统可以利用所有数据以另一种方式处理已知问题，例如城市热岛问题。它未必是更好的方式，但一定是另一种方式。

这就是科学家做事的方式。我们不能总是宣称我们的方法比以前的好，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事，看能否得出同样的答案。如果得到的答案不同，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不同？然后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用不同的方式做事，对于气候变化这样的领域是真正有益的。

主流的温度分析小组也这样认为吗？

我们接触了从事这项工作的其他小组，我敢说，他们普遍赞同“用另一种方式做事情大有裨益”这个观点。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吉姆·韩森（Jim Hansen）就很认可我们的努力，因为他相信，对于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我们小组将要得出的答案会与他们已经得出的相一致。这非常好——只有做了细致研究的人才有这样的信心。

一些气候学家认为，安东尼·瓦特是气候变化否定者，而不仅仅是怀疑者；他指责你在最后结果出来之前就公布结果。你为何这样做?

在结果通过同行评议之前，不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同事）进行披露，这种观念在科学界是刚出现的。它与媒体关注有关。我认为这不是好事情。

现在，当我这样的人被要求在国会作证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困难。我不是自愿作证。我差点拒绝作证。我与同事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大都说：“看，这是政府。这很重要。对于你所了解的情况，如果你不向他们提供真实建议、真实想法，那么他们将不考虑科学现状就通过立法。”

鉴于你对诸如瓦特和麦金太尔等批评者说了一些溢美之词，你是否认为，邀请你作证是因为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主席拉尔夫·M·霍尔（Ralph M. Hall）认为你会抨击主流共识呢？

在我作证之前，许多知名报纸的新闻已经宣称我有偏见，说我是走过场。我不知道他们从何而知。好吧，我可以猜猜。我认为他们预测，当主流共识出现时，我就要说一些话，去怀疑它。

我甚至不想去猜测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的动机。在国会作证后，我有一种感觉，大多数国会议员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如果说他们有不同于你称为主流的观点，那是因为怀疑论者合理合法提出了一些实际问题，却没有得到肯定回答。

我不在乎我是在和共和党员还是民主党员讲话，科学没有党派之分。我相信，我的庇护所就是始终坚信科学。我绝没有走过场。我讲一件事情或者另一件事情没有任何政治理由。我坚持科学。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所长。如果我说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那是好事，那促进了讨论。

您还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在美国做任何减排行动都不会有用，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燃煤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如此迅速。

事实上，如果我们减少排放，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排放持续增长，我们的减排行动不会取得任何实际效果。有希望的出路在于美国能做个减排的榜样，让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仿效。

你认为自己是气候变化怀疑者吗？

绝不是——从这个词的使用方式看，我不是。我认为自己在按每位科学家都会用的方式表示应有的怀疑。遗憾的是，在使用“怀疑者”这个词时，人们会把它和“否定者”这个词混淆。现在有气候变化否定者。我不会点出他们的名字，但人们知道他们是谁。这些人不注重科学，而只是选择一些错误的数据，然后说这里没有如何如何。

我与瓦特和麦金太尔等人一样持怀疑态度，在我看来，这些人通过提出一些合理问题、做大量分内分外的工作而对社会有很大贡献——这也是科学进程的一部分。

但你肯定批评过被称为气候变化“鼓吹者”的人，对吗？

我曾经说过，这话也曾被人引用：戈尔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都是夸大其词之人。这些人如此深切关注全球变暖的危险，以致他们也选择性地采用数据。他们也没有真正关注科学，这并不奇怪：他们不是科学家。

那不是科学。就科学而言，你必须考虑所有数据，并得出正确权衡的结果。我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非常深切地关注，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些实际工作，提醒美国公众必须了解的事情。但他们不是科学家，他们觉得自己不必展示相反的数据，没有必要展示不和谐的数据。而一般公众认为，戈尔是科学家。危险在于，你这样夸张，人们最终会发现你夸大其词，并作出反应。

反应如何？

这些日子气候变化在美国越来越受冷落，我有一种感觉，其部分原因在于公众对此前的夸张作出了反应。公众是陪审团，要听取双方的声音。在人们听到如此不同结果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迷惑。现在，我认为公众处于迷惑状态，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合理的怀疑论者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有道理的。

你认为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要的气候科学仲裁者——是合法机构吗？

IPCC中包含一些非常合理的科学研究。问题在于，那些被IPCC严重夸大的问题正好是受到公众普遍关注的。因此，在人们说IPCC仍然基本正确的时候，公众对IPCC的关注不在温度测量和计算机模型，而是它夸大其词之处，比如喜马拉雅山融化。

你在3月向国会提供的结果是“初步”的，仅仅利用了1%～2%的数据。全部数据处理之后，你会不会再去国会作证呢？

如果请我去国会作证，我就有问题要请教了。我几乎肯定国会将请我作证。因此，我们该怎么办？嘿，科学界，给我建议吧。当国家请求你用最佳的知识状态应对世界气候变化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

迈克尔·D·莱蒙尼克是非营利、无党派气候科学和新闻组织——气候中心（Climate Central）的资深科学作家。理查德·A·穆勒从不满足于传统科学知识。20世纪80年代，他的导师路易斯·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提出了在当时很令人吃惊的观点——一颗巨大的彗星或小行星撞击地球，致使恐龙灭绝。当时穆勒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物理学家，他青出于蓝，更指出太阳的一颗昏暗伴星把陨石引向地球，穆勒把它称为“复仇女神”。20世纪90年代，穆勒推测，因为地球轨道位置发生周期性变化而与陨石碎片碰撞引发了冰川期。

最近，穆勒认为，前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堆砌了大量半真半假的陈述，而且他断言，全球气温上升测量存在严重缺陷。他坚持认为，许多气候变化警告者都在蒙骗公众。虽然他认为气候变化确实存在，具有潜在危险，其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人类，但是他指责气候学家无视外行批评，这些外行包括博客Watts Up with That?的博主、气象学家安东尼·瓦特（Anthony Watts）和博客Climate Audit的博主、统计学家史蒂夫·麦金太尔（Steve McIntyre）。穆勒与几位同事一道启动了伯克利地球表面温度（Berkeley Earth Surface Temperature，BEST）项目，旨在纠正他所发现的现有全球变暖测量中的错误。

穆勒的气候观点使他成为怀疑论者和新当选的共和党众议员的宠儿，这些议员邀请穆勒在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说明他的初步结果。然而，令怀疑论者们感到意外的是，该委员会领导和穆勒于3月31日声明，至少到目前为止，BEST项目证实了大家一直在讲的观点——地球的变暖与气候模型的预测相吻合。

上述证词立即使穆勒在一些怀疑论者眼中从英雄变成坏蛋，令环保主义者欣喜。网站Grist宣称：“科学狠狠地教训了众议院的气候怀疑论者。”穆勒不久就会结题，如果最终结果像预计那样证实了初期结果，他可能在怀疑论者面前永久失宠。听证会结束不久，穆勒接受《科学美国人》杂志采访时明确表示，这对他没有丝毫影响。

《科学美国人》：你是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是什么让你对气候变化课题感兴趣？

穆勒：我对天文学、地球历史和地质学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兴趣。米兰科维奇理论把冰川期和天文学因素联系在一起。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关系都不是科学家关心的东西——这是占星术，是吧？人们相信未来气数都在星宿中。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该领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关注。我在这个领域花了10年心血，最终成果都体现在《冰川期与天文成因》（Ice  Ages  and  Astronomical  Causes，斯普林格出版社，2000年）这部专业书籍中。该书内容详实、技术性强、数学计算繁多。如果我要描述这个主题，当然一半问题都与全球变暖相关。于是，为回答那些问题，我研究全球变暖问题。我开发的所有工具和学到的所有方法都是为了这一新领域。

我为什么要认真严肃地对待这个领域？因为我认识到，许多公共讨论忽视了科学，这是非常重要的。有许多人建议，即使贫困国家也应当花费大量财力去应对全球变暖问题。这也正在影响美国的主要能源政策。然而，科学似乎没有找到解决之道。所以这一切提醒我，也许物理学家可以解决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

BEST项目进展怎么样？

一个同事要我关注瓦特提出的一些问题。瓦特指出，许多温度记录站的位置不理想，它们靠近建筑物和热源。我还单独了解了史蒂夫·麦金太尔（Steve McIntyre）在加拿大所做的工作，他研究“曲棍球杆”数据（1999年的图形数据显示，全球温度大约稳定了1 000年，然后在20世纪急剧上升，就像曲棍球杆的杆头）。

我重新评估了温度曲棍球杆图形所依据的论文，感到非常失望。我认为，该文不足以支持曲棍球杆图形。

其实，几年后麦金太尔宣布，曲棍球杆图形事实上是错误的。科学家对主要成分的计算存在一个严重漏洞。因此，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非常高兴。

还有其他问题。有三个主要小组在分析温度时，问题就开始显露出来。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他们只采用了小部分可用的温度站的记录？我们对此进行了研究，意识到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的统计分析方法确实适合少量温度记录站，并且连续记录时间越长，他们的方法效果越好。于是他们选择有这样记录的温度站。

这就提出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当你选择长期、连续记录的温度站时，是否存在固有偏差？有这样的可能性，你选择一个有100年左右历史的记录站，起初，它可能处在农村，后来就处于城市之中，这可能使它提供异常的变暖数据。例如，我们在东京的许多记录站就看到了这种情况，人们称之为城市热岛效应。

上述三个小组宣称，那不是问题。或许他们是对的。我们发现，要用现代计算机对它们进行评估和确定很难，我们可以设计一个系统，该系统可以利用所有数据以另一种方式处理已知问题，例如城市热岛问题。它未必是更好的方式，但一定是另一种方式。

这就是科学家做事的方式。我们不能总是宣称我们的方法比以前的好，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做事，看能否得出同样的答案。如果得到的答案不同，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会不同？然后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用不同的方式做事，对于气候变化这样的领域是真正有益的。

主流的温度分析小组也这样认为吗？

我们接触了从事这项工作的其他小组，我敢说，他们普遍赞同“用另一种方式做事情大有裨益”这个观点。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戈达德空间研究所的吉姆·韩森（Jim Hansen）就很认可我们的努力，因为他相信，对于他正在研究的课题，我们小组将要得出的答案会与他们已经得出的相一致。这非常好——只有做了细致研究的人才有这样的信心。

一些气候学家认为，安东尼·瓦特是气候变化否定者，而不仅仅是怀疑者；他指责你在最后结果出来之前就公布结果。你为何这样做?

在结果通过同行评议之前，不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同事）进行披露，这种观念在科学界是刚出现的。它与媒体关注有关。我认为这不是好事情。

现在，当我这样的人被要求在国会作证时，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困难。我不是自愿作证。我差点拒绝作证。我与同事们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大都说：“看，这是政府。这很重要。对于你所了解的情况，如果你不向他们提供真实建议、真实想法，那么他们将不考虑科学现状就通过立法。”

鉴于你对诸如瓦特和麦金太尔等批评者说了一些溢美之词，你是否认为，邀请你作证是因为科学、空间和技术委员会主席拉尔夫·M·霍尔（Ralph M. Hall）认为你会抨击主流共识呢？

在我作证之前，许多知名报纸的新闻已经宣称我有偏见，说我是走过场。我不知道他们从何而知。好吧，我可以猜猜。我认为他们预测，当主流共识出现时，我就要说一些话，去怀疑它。

我甚至不想去猜测委员会共和党主席的动机。在国会作证后，我有一种感觉，大多数国会议员严肃认真、深思熟虑，如果说他们有不同于你称为主流的观点，那是因为怀疑论者合理合法提出了一些实际问题，却没有得到肯定回答。

我不在乎我是在和共和党员还是民主党员讲话，科学没有党派之分。我相信，我的庇护所就是始终坚信科学。我绝没有走过场。我讲一件事情或者另一件事情没有任何政治理由。我坚持科学。我认为这就是我的所长。如果我说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那是好事，那促进了讨论。

您还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在美国做任何减排行动都不会有用，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燃煤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如此迅速。

事实上，如果我们减少排放，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排放持续增长，我们的减排行动不会取得任何实际效果。有希望的出路在于美国能做个减排的榜样，让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仿效。

你认为自己是气候变化怀疑者吗？

绝不是——从这个词的使用方式看，我不是。我认为自己在按每位科学家都会用的方式表示应有的怀疑。遗憾的是，在使用“怀疑者”这个词时，人们会把它和“否定者”这个词混淆。现在有气候变化否定者。我不会点出他们的名字，但人们知道他们是谁。这些人不注重科学，而只是选择一些错误的数据，然后说这里没有如何如何。

我与瓦特和麦金太尔等人一样持怀疑态度，在我看来，这些人通过提出一些合理问题、做大量分内分外的工作而对社会有很大贡献——这也是科学进程的一部分。

但你肯定批评过被称为气候变化“鼓吹者”的人，对吗？

我曾经说过，这话也曾被人引用：戈尔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L·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都是夸大其词之人。这些人如此深切关注全球变暖的危险，以致他们也选择性地采用数据。他们也没有真正关注科学，这并不奇怪：他们不是科学家。

那不是科学。就科学而言，你必须考虑所有数据，并得出正确权衡的结果。我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非常深切地关注，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些实际工作，提醒美国公众必须了解的事情。但他们不是科学家，他们觉得自己不必展示相反的数据，没有必要展示不和谐的数据。而一般公众认为，戈尔是科学家。危险在于，你这样夸张，人们最终会发现你夸大其词，并作出反应。

反应如何？

这些日子气候变化在美国越来越受冷落，我有一种感觉，其部分原因在于公众对此前的夸张作出了反应。公众是陪审团，要听取双方的声音。在人们听到如此不同结果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迷惑。现在，我认为公众处于迷惑状态，因为他们已经了解到，合理的怀疑论者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有道理的。

你认为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主要的气候科学仲裁者——是合法机构吗？

IPCC中包含一些非常合理的科学研究。问题在于，那些被IPCC严重夸大的问题正好是受到公众普遍关注的。因此，在人们说IPCC仍然基本正确的时候，公众对IPCC的关注不在温度测量和计算机模型，而是它夸大其词之处，比如喜马拉雅山融化。

你在3月向国会提供的结果是“初步”的，仅仅利用了1%～2%的数据。全部数据处理之后，你会不会再去国会作证呢？

如果请我去国会作证，我就有问题要请教了。我几乎肯定国会将请我作证。因此，我们该怎么办？嘿，科学界，给我建议吧。当国家请求你用最佳的知识状态应对世界气候变化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

迈克尔·D·莱蒙尼克是非营利、无党派气候科学和新闻组织——气候中心（Climate Central）的资深科学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