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警匪片中常常会有这样的场景：歹徒持枪抵住另一人的前额，一声枪响，屏幕逐渐变黑。研究弹道的法医告诉我们，子弹穿过了大脑的前额叶皮层（prefrontal cortex），这是人的决策中枢。如果某人这一脑区遭受致命创伤，即使能死里逃生，他的性格也会发生巨大的改变。神经学领域最大的奇迹发生在19世纪，一个名叫菲尼亚斯·盖奇（Phineas Gage）的铁路工人被铁棒从前额刺穿头部后，竟然神奇地活了下来，但从此失去了决策能力。吸食可卡因也会造成类似损伤。吸毒造成的机体功能障碍甚至使人在戒毒后随时可能复吸，甚至电子摇滚乐中的重低音就可以使他们回想起吸毒时飘飘欲仙的感觉。

即使某人没有吸毒，头部没有中枪，也可能被大脑额叶的错误决策所误导。在前额叶皮层有个特殊的部位叫腹内侧前额叶皮层（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VMPFC），这个部位很可能就是导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元凶之一。

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是产生“货币幻觉”（经济学家语）的中心部位。人们在购物时，常常会忽视那些明显已经被通货膨胀扭曲的信息，冲动地把心理价位抬高到实际价位之上，这就是货币幻觉。货币幻觉可能使潜在买家相信房价会一直上涨，从而认为房地产是不错的投资选择。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J·席勒（Robert J. Shiller）认为，正是货币幻觉导致的错误逻辑催生了房地产泡沫，“人们大都只记得几年前买房时的房价，却常常忘记了其他商品的价格，错误地认为房价比其他物价涨幅更大，从而夸大房地产的投资潜力”。

几十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货币幻觉是否真实存在，说得更通俗一点，即经济交易中是否存在非理性的影响。著名货币理论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假定，雇主和消费者都是理性的，他们支付工资或者购买商品时会考虑通货膨胀因素。换句话说，他们能准确判断一种商品的真实价值。

科学家都在研究为什么世界经济衰退得如此迅速和剧烈，行为经济学家的研究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主要将人们决策时的心理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脑科学家对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及颅内其他区域进行扫描，检测结果也支持行为经济学家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2009年3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报道，德国波恩大学和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研究者通过大脑扫描仪，观察到人脑部分决策回路有发生货币幻觉的迹象。如果受试者获得一笔金额更大的钱，即使因为物价上涨，多出来的这部分钱并没有带来更大的购买力，腹内侧前额叶皮层部分区域的活动也会异常明显，反映在大脑扫描图上，就是这部分区域被点亮了。

脑部扫描图中前额后方出现的亮点告诉我们，受试者错误判断了货币的价值，也就是出现了货币幻觉。这只是一个例子，一系列日趋复杂的研究还显示，大脑中枢跟恐惧（受脑部杏仁核控制）和贪婪 （受脑部伏隔核控制，该部位或许也是产生性欲的地方）这两种与投资相关的原始动机有关。一项把神经影像跟行为心理学和经济学融合的高科技，为研究个人和整个经济体的运作为什么会误入歧途提供了线索。同时，这些研究还试图解释，尽管金融系统已经实施了常规危机预防措施，为什么还是无法逃脱经济崩溃的悲惨命运。这些研究的部分成果已被奥巴马政府采纳，作为稳定银行业和房地产部门的政策指导。

理性幻觉

现代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中的买方和卖方都是理性经济人（Homo economicus），是典型的自利行为者。“在任何情况下，经典经济学中的行为人都是一个有理性判断能力的机器人，”金融史学家彼得·伯恩斯坦（Peter Bernstein）写道。行为科学却对经典理论持怀疑态度，而且这些怀疑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

理性主义信条的另一个基本假设是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 hypothesis），即关于商品的所有信息都反映在价格中——买卖双方均出价“合理”时，市场会处于平稳状态。这样的平稳状态会一直维持，直到当外部冲击到来（如欧佩克组织突然提高或降低石油价格），才会被打破。一种商品价格上涨，导致别的商品随之上涨，继而出现经济泡沫，然后经济失衡，价格下跌，全面崩溃。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反馈式循环”。传统理论认为，市场内部的动态过程不会导致价格出现反馈式循环。

仔细分析有效市场假说，我们就会知道，现有的市场价格可以反映出泡沫崩裂的危险。这里的市场价格由房地产价格和风险（次级）抵押贷款价格打包而成，被形象地称为“有毒证券”。如果上述说法成立，并且市场是有效的，为什么价格还会暴跌呢？就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即美联储）前任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都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失效感到震惊。格林斯潘一贯支持有效市场理论，在2008年10月，他曾对美国国会的某个委员会说：“我们中的许多人，尤其是我本人，原本认为信用机构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也会保护他们股东的资本，但现实却让我们大吃一惊，实在难以置信。”

动物精神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心理学家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就开始质疑把金融市场参与者看成理性机器人的观点。行为经济学家正是沿着他们的思路，研究到底是哪些心理因素导致了市场泡沫，或者加剧了市场的非均衡状态。鉴于他们的巨大贡献，卡尼曼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很不幸，特韦尔斯基那时已经过世，不然他肯定也会获奖）。他们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提出了货币幻觉和其他心理特点，比如损失1,000美元给我们带来的沮丧程度大于得到1,000美元时的快乐程度。

行为经济学家一致认为，非理性的心理冲动是金融泡沫的形成基础，随之而来的便是严重的经济衰退。该领域权威学者席勒用“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由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提出］对此进行了解释。经济周期，也就是经济活动正常的繁荣和衰退，取决于每天通过日常交易联系在一起的买家和卖家双方的基本信任感。然而，信任的基础并不总是建立在理性评估之上。动物精神，也就是投资一匹马或者一只处于盘整期股票的无畏冲动，会使人们在繁荣时期过分自信并轻易作出决策。当市场掉头向下时，随着焦虑加剧，这种冲动会很快变成恐慌。心血来潮式的决策伴随着认知偏差——比如因货币幻觉而感觉不到通货膨胀的存在——最终将导致错误的投资理念。

我们可以从过去10年里一系列让整个金融系统为之颤抖的事件中找到很多线索，这些线索都证明，冲动和认知偏差对解释全球危机非常重要。在网络公司的鼎盛时期，由于动物精神的驱使，网络公司的股票涨到了一个不可能的高度，所以，仅仅几年内，股价又迅速跌落。后来，随着那些不计后果的贷款机构大肆通过提供可调利率的风险抵押贷款获利（当时利率较低），网络公司又成为了次级借款人。货币幻觉式的现象盛行一时，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借款人根本没有考虑到一旦利率提高会出现什么情况。不幸的是，2006年利率大幅提高，导致市场上出现大规模止赎（foreclosure）和违约。证券化抵押贷款，即银行把成千上万购房者的债权打包成证券再转卖给他人，已经损失了绝大部分价值。银行亲眼看着自己的贷款资本萎缩。作为资本主义血液的信用消失了，全球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拇指法则

行为经济学，以及更着重研究投资行为的相关子学科——行为金融学，已经开始更详细地阐述，如何通过有关货币的心理行为来解释最近的经济危机。货币幻觉只是非理性思维的一个例子。或许是从旧石器时代（Paleolithic）开始，我们的祖先就运用启发式（heuristics，也叫做拇指法则）的方法来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危机来势迅猛，就像一头长毛象气势汹汹地向你冲来，我们没有时间去通过仔细计算和分析来寻找应对策略。但如果我们没有面临危机，启发式则有可能导致认知偏差。

行为经济学家发现很多种偏差，有些直接与泡沫经济学有关。其中一种叫做“确定偏差”（confirmation bias），指人们因过度重视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而产生的认知偏差。在目睹了房价大幅上升后，人们认定房价必定继续上涨。从众行为（herding behavior）导致非常多的人共同持有相同的信念。而“易得性偏差”（availability bias）是指人们在做决策时更依赖最新的信息而产生的偏差。正是考虑到易得性偏差，一些媒体在报道金融危机时都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崩溃”这个词，但并这没有阻止大众对萧条的恐慌。还有一种叫做“后视偏差”（hindsight bias，也叫事后之明偏差），即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才恍然大悟，这充分体现在崩溃之后：投资者、房产业主以及经济学家都承认，当大家积极地为证券价格上涨做贡献时，泡沫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了。

神经经济学（Neuroeconomics）与行为经济学非常相近，该学科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装置以及其他脑成像技术，来研究这些特殊的偏差究竟是学者杜撰的，还是真实存在于人类意识之中的。成像技术已经证实了货币幻觉的存在。但是研究人员还在进一步探索其他相关问题，比如：谈论货币，或者盯着货币看，甚至仅仅想象一下货币，看看这些行为能否刺激大脑内的奖赏或懊悔中枢？

2009年3月，美国认知神经科学学会年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美国密歇根大学安阿伯分校科学家理查德·冈萨雷斯（Richard Gonzalez）的研究生朱莉·L·霍尔（Julie L. Hall）介绍了他们的实验。结果显示，人们冒险赚钱的意愿甚至会受细微情绪暗示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这是对坚定而冷酷的投资者传说（即理性经济人假说）的又一个反证。共有24名自愿者参加了这个实验，男女各占一半。在实验中，他们分别观看了人们在快乐、生气和平静时的照片。在观看了快乐表情照片之后，参加实验的“投资者”的伏隔核（大脑的奖赏中枢）更加活跃，相应地更倾向于投资风险较高的股票，而不是相对安全的债券。

本世纪初的几年里，房地产如火如荼，“快乐表情”随处可见。在一档深夜房地产节目中，投资界名嘴卡尔顿·H·希茨（Carleton H. Sheets）带着快乐的微笑，向缺乏资金、信用或者房地产买卖经验的人鼓吹房市投资。几年后的今天，希茨的推销宣传重点则变成了“止赎后的实际收益”。

行为经济学研究绝非仅仅停留在解释投资者行为方面。实际上，它是为投资和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个框架，以避免出现情绪化或者冲动的投资。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逐渐采纳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早在总统竞选期间，一组权威行为科学家就提供了一系列方法，有效地引导了选民和竞选资助人。由宪法学者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撰写的《轻推一把》（Nudge）得到广泛好评，据称奥巴马也曾读过该书。桑斯坦被任命为信息与监查事务办公室主任，该办公室负责审查美国联邦法规。现在的白宫官员中，有相当多的行为经济学家或者该学科的支持者。

与桑斯坦合著《轻推一把》的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是行为经济学的另一位开拓者。他提出“自由意志家长式”理论，来解释政府法规如何通过轻推一把，就能使人们摆脱拙劣的决策。这实际上是一种叫做“锚定”的启发式，也就是一种建议，即希望将想法转变为行动的人应该如何开始思考。举例来说，如果让每个人在一开始就自动加入到养老金计划中，而不让他们去选择加入与否，就会使他们为退休更多地储蓄。“雇员不做任何事情就会自动加入（养老金计划），但是他们也有选择退出的权利，”塞勒说，“这就可以保证即使心不在焉，年老时也不会遭受贫穷。”这体现了奥巴马的竞选承诺，即从进工厂起就把工人自动纳入到退休金计划中。

和仅仅沿着既定路线轻推一下相比，决策制定要复杂很多。在很多情况下都需要有一个“抉择体系”来帮助人们作出选择。比如购房时，买方需要排除货币幻觉以及类似的干扰信息。“如果所有抵押贷款都是30年期，而且固定利率，选择起来就非常简单，只需要选择利率最低的就行，”塞勒说，“可是现在购房者需要面对可变利率、诱惑利率（是指可调整利率抵押贷款的初期优惠利率）、气球尾款（分期付款中最后一笔较大金额的款项）、提前还款罚金……如果你不是金融学博士，根本无法算清哪家的抵押贷款才是最划算的。”在一个优秀的抉择体系中，购房者不必再面对一大堆看不懂的文件，取而代之的是清晰的图表选项，贷方把住房贷款分成简单的两栏，一栏列出各种费用，另一栏是需要支付的利息。将上述图表做成电子表格，并将不同贷款机构的数据录入其中，就可以轻松比较哪家最合算了。

沿着类似思路，耶鲁大学的席勒提出了一个复杂策略，试图纠正人们在思考“怎样才更划算”时出现的混乱，以此来避免泡沫经济。席勒建议采纳一种新的度量单位，比如智利政府于1967年建立的，此后被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政府效仿的UF单位（unidad de fomento）。UF可以有效预防货币幻觉，能够帮助买卖双方分辨一种价格上涨到底是实实在在的涨价，还是通货膨胀带来的价格虚高。UF其实只是货物和市场中一系列商品的每日价格，用等值的智利消费者价格指数来衡量。“智利是世界上通货膨胀指数化最成功的国家，”席勒说，“房价、抵押贷款、各种租金、赡养费，以及管理层期权奖励，经常用这样的度量通货膨胀单位来表示。”

席勒还积极提倡用新的金融技术作为对付泡沫经济的武器。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推出进一步加速了房地产泡沫，因此，目前政策监管者正在仔细审查那些复杂的金融工具，旨在避免住房抵押贷款证券违约的再次发生。然而，席勒认为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一类旨在抵御风险的金融工具，但将这些工具滥用于投机也会带来信用危机）有助于保证房地产市场上有足够的买家和卖家。金融衍生品是一种金融契约，“源于”某种标的资产，比如一种股票、一种金融指数，甚至一种抵押贷款。

尽管存在滥用的危险，席勒还是把金融衍生品看成是对糟糕经济状况的一种审慎的“对冲”。在房地产市场，业主和贷款机构可以用这些金融工具防止价格下跌，为持续交易提供充足的流动资金。

生物学能否拯救我们？

最终，要解决目前的危机，还需要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投资者行为。一种创造性的构想认为，可以通过将新旧理论结合起来，用于应对目前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安德鲁·洛（Andrew Lo）是麻省理工学院的金融学教授，同时身兼某对冲基金（hedge fund）公司要职。他设计出的一种新理论既接受均衡经济学和市场有效性假说，同时又指出传统的经济学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确反映市场运作。他进行了一次伟大的尝试，把进化理论与传统经济学及行为经济学统一起来，换句话说，洛的方法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以及经济行为模拟相结合的产物。这有助于我们对市场运作提出新见解，并对包括个人和机构在内的金融市场参与者的行为提供更准确的预测。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经济学家就有过类似思想。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托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在1898年提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进化的科学；甚至更早期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生存竞争”思想，对达尔文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自然选择学说假设，在一个特殊的生态环境中，总有某种生物体最适合生存。类似地，适应市场假说（adaptive-market hypothesis）把不同市场中从银行到共同基金（mutual fund）的各个参与者看成是各个“物种”，它们相互竞争以期取得商业成功。适应市场假说还假定，参与者在作出投资（即“竞争”）决策时，有时会用到行为经济学所说的启发式，即凭直觉与经验进行决策，有时也会做出非理性举动，比如出现短期亏损时更加激进。

“心理行为是非常混乱的，这一点让经济学家非常头疼，我称之为‘物理学妒忌’，”洛说，“我们希望也能像物理学那样，用3条简单的自然规律解释总结99%的经济行为。但事实上，经济学家的99条规律仅仅能解释3%的行为。经济是人类独有的事业，应该从竞争、突变和自然选择的广义语境去理解——换言之，也就是进化。”

在进化模型的辅助下，投资者能够适应不同投资决策带来的风险状况。但是洛的理论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在经济不稳定的时期，它能够帮助监管者和投资者觉察到泡沫正在膨胀，或者将要崩溃（见左图）。

适应市场模型可以包含有关市场价格如何变化的信息，就好比人们如何适应一种特殊的生态环境。它能够进一步推测今天的价格是否影响明天的价格，即体现所谓“从众”（行为经济学家语）行为的指标，这个信号对判断泡沫是否来临非常关键。通过这类模型，法规也可以依据市场的转变而“调整”，抵制“系统”风险，而传统风险模型只能使市场毫无保护地暴露在风险之中。洛倡议建立一个资本市场安全委员会，类似于调查航空事故的机构，专门负责收集过去以及将来会造成大规模金融系统风险的数据，作为适应市场模型的重要建模基础。

随着脑科学揭开投资者潜在行为的根源，脑科学家可能还会找到新证据来证明经济人概念是不完善的。理论上来看，理性投资者不会计较是先得到1亿美元，然后损失掉8,000万美元，还是直接得到2,000万美元。对他们而言，这两种情况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但是，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尽管结果一样，但相比获益的喜悦，损失的痛苦能给人（以及其他灵长目动物）以更强烈的心理冲击。这是一个进化的遗传过程，它刺激生物体通过储存来保证食物供给，或者在弱肉强食的竞争中权衡利弊。

而自闭症患者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患有社会交往障碍，因此在他们眼里，获益和损失对内心的影响差不多。实验中自闭症患者对损失和获益的衡量有自己的严格逻辑，虽然看似理性，但这本身就是一种反常行为。“在生物学里，坚持完美经济决策中那些符合逻辑的理性原则是违背人性的，”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行为经济学教授科林·F·卡默勒（Colin F. Camerer）说。神经科学家对人类心理学的深入研究，有望改变我们对整个经济运行方式的基本假设，改变我们对经济活动中个人行为动机的理解，不管他是买房子、买股票，还是一筹莫展地思考现在的一块钱还是不是和过去一样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