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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情报：一座“科学富矿”

撰文 杰夫·布鲁姆菲尔（Geoff Brumfiel） 翻译 郭凯声

要说谁对地球的监控最密切，莫过于军方的情侦部门。在地球上空3.6万千米处，美国空军的同步侦察卫星时刻注意着弹道导弹产生的热流，而在较低轨道上，还有众多其他侦察卫星在巡逻，有的可从太空中发现地面上的一支步枪，有的负责搜寻军用装备或军事设施。再往下，则是飞机和无人机往来于冲突地区上空，搜集各种情报，而地震仪则监听地下核试验引发的大地颤动。即便在大洋最深处也有军用潜艇在静悄悄地游弋，窥测着外国对手的动静。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军事监控网络所收集到的数据都是高度保密的。但有时，科学家也有机会接触到此类情报，而他们看待这些数据的角度，与军方将领截然不同。跟踪导弹的卫星同样能探测到流星那明亮灼热的尾迹，伊拉克的航拍照片则让考古学家得以追溯远古运河。连最不起眼的气象卫星，它收集的海洋降雨资料对于解读地球的能量循环也很有价值。

冷战结束后，部分机密资料逐渐外泄到科学界——尤其是在美国。2000年后，情报外流受到遏制，但有迹象表明，眼下这种现象又开始卷土重来，还有更多卓有成效的情报合作行动也将开展。

不久前，由一批接受过安全调查的科学家组成的一个名为“美狄亚”（MEDEA）的团体，与美国情侦部门重新建立起联系，以商讨利用军方环境情报来研究气候变化的问题。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与美国空军今年10月敲定的一项协议，将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天文学家敞开保密情报的大门，使他们得以看到有关进入大气层的流星的资料。这些资料的部分细节必须进行模糊处理以保护国家机密，但研究人员仍表示这个情报宝藏具有极大的科研价值。MEDEA成员、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海洋学家约翰·奥库特（John Orcutt）称：“我认为现在这些情报的用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

美国“军民”合作史

1942年，美国曼哈顿工程的上马为当代军民科学合作定下了基调。当时最杰出的一批物理学精英被动员起来，参与原子弹研制，他们与美国军方密切合作多年。此后，美国政府就一直在借助外围科学家来加强国防力量：它在若干所大学附近设立了一些实验室，还召集了一群狂放不羁的独立科学家（即科学顾问组织JASONs），为潜艇侦测、核武器等技术问题提供意见。

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门还与其他科学家开展了一些投机性的合作。上世纪50年代，随着核潜艇战的登场，美国海军动用了大量资源来测绘海底地图，以加深对海床的了解。JASONs的长期成员、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球科学家雷蒙德·简洛兹（Raymond Jeanloz）说，海军那次测绘的范围还包括中洋脊，正是对这里进行测绘时，海军的某些发现为板块构造学说提供了线索。用于监视核试验的地震台网也绘出了地震图。美国国家安全档案馆的历史学家杰弗里·里奇尔森（Jeffrey Richelson）透露，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国防部曾屡次与政府行政部门分享卫星图像，以应对洪水、森林大火等自然灾害。

但军方仍会封锁敏感资料。1967年，美国阿拉斯加的预警雷达发现了脉冲星（pulsar），即一种不断发射射电脉冲的旋转恒星，而天文学家在几个月后才获得这一发现。得到上述观测结果的那位军官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都对自己的发现守口如瓶，直到2007年，相关观测结果被撤销保密限制后才公之于众。 

冷战结束后，保密限制有所松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天文学家与美国空军空间司令部达成一项临时协议，根据此协议，他们可以请求军方提供导弹预警卫星所收集的关于特定流星的资料。大约同一时期，美国田纳西州民主党参议员阿尔·戈尔（Al Gore）也开始过问，情侦部门可以为气候学家提供哪些资料。戈尔对环境问题很感兴趣，同时又是国会情报与军事小组委员会成员。他致信时任中情局局长的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敦促他邀请一批安全调查合格的科学家，看看军方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情报。1993年，戈尔就任美国副总统后，这些科学家聚集起来，打出了MEDEA的旗号（Measurements of Earth Data for Environmental Analysis，地球环境分析数据测量组织）。  

“只要有正当理由，我几乎可以要求查看任何资料，” MEDEA成员、纽约州米尔布鲁克市Cary生态系统研究所所长威廉·施勒辛格（William Schlesinger）说。他曾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侦察图像，寻找气候变化对撒哈拉地区沙漠化的影响。

在促使侦察卫星系统拍摄北极、南极以及美国大陆具有重要环境意义的区域上，MEDEA的努力收到了成效。1995年，MEDEA还成功游说有关方面公布早期的照相侦察卫星Corona、Argon及Lanyard拍摄的图像——从1960年到1972年，这些卫星拍摄了86万多张地球照片。MEDEA游说成功后，考古学家争相参与照片分析，仔细搜寻照片上隐藏的道路及其他古代地标，哈佛大学的考古学家詹森·乌尔（Jason Ur）便利用这些照片，绘制出了古代亚述诸王统治期间挖掘的庞大运河的地图。

上世纪末，由于戈尔和MEDEA的努力，美国和俄罗斯陆续对科学家公开了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通过卫星、潜艇和其他手段收集的有关北极海冰的数据。科学家利用这些数据，还原出了民间监测开始前的数十年间，北极冰层逐渐变薄的过程。“没有这些早期的保密资料，我们可能一点头绪都摸不着，” 美国科学院院长拉尔夫·赛瑟罗恩（Ralph Cicerone）指出。

重建数据共享平台

2000年前后，MEDEA突然停止运作，到2009年，美国空军提供的非正式流星资料也不见踪影了。原因何在，无人知晓。但遭遇这类挫折，是与情侦部门合作必须付出的代价。诚如施勒辛格所言，研究人员根本搞不清楚情侦部门这个“由一小撮人作决定的神秘世界的幕后状况”。

美国科学家联盟“政府机密项目”（ Project on Government Secrecy）的负责人史蒂文·阿弗特古德（Steven Aftergood）曾花数十年时间调查美国情侦部门，他认为，那些负责美国防务的人永远也不会把资料分享当作要事。即使资料已经解密，情侦部门可能也不愿意随便披露，亦懒得动用资源来把它转换成科学家可以利用的格式。“没有任何部门会自动披露并分享其信息，”阿弗特古德说。他指出，要想说服情侦部门共享资料，政治压力——例如戈尔所施加的那种压力——是很关键的。

目前，一些新的合作逐步达成。2008年，对气候变化日渐担忧的美国国会委员会不动声色地重新召集MEDEA团队，以考量军界和情侦界能否提供环境数据。MEDEA的结论是，虽然侦察卫星不如专用仪器那般给力，但它们可以收集某些民用卫星收集不到的气象资料，尤其是考虑到近年来经费短缺及发射失利（例如在2009年，NASA的“轨道碳天文台”最终夭折）等问题时更是如此。

也是在2009年，MEDEA说服美国情报部门，开放了一些对环境研究有重要意义的区域图像（到2009年，美国卫星已经对这些地区进行了10多年的拍摄）。现在，这些图像保存于全球基准资料库（Global Fiducials Library），可通过美国地质调查局查阅。据奥库特说，这些资料“千金难买”，因为每隔几周，美国情报部门就要收集一次，频率和持续时间均超过民用科研卫星。

NASA近地天体观测项目组的负责人林德利·约翰逊（Lindley Johnson）认为，奥巴马在2010年宣布的空间政策明确支持数据分享，这可能有助于他从美国空军那里拿到一些资料。约翰逊指出，新政策允许天文学家查阅导弹预警卫星提供的所有流星的资料（而不仅仅是他们已经知道的那些），这样科学家就有机会深入了解近地天体的轨道范围。

新的合作项目究竟能产出多少科学成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目前，新近开放的南北极图像资料库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要让科学界知道有这样一个项目的存在，”美国地质调查局民用项目委员会的执行总监布鲁斯·莫尔尼亚（Bruce Molnia）说。而那些有资格接触全部保密资料的MEDEA成员，至少在目前只是利用这些资料来应对政府部门提出的问题，而没能去做他们自己想做的基础研究。

赛瑟罗恩还希望美国军方拿出更多的资料用于共享。军事监控所得的所有数据，现在几乎都可以保存下来。“作为科学家，我们不愿意看到这些观测结果放在那里无人问津，地球在变化，无论何时何地，你都只有一次机会观测到当时的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