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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国在减缓气候变化上的无所作为，人们自下而上地提出了一系列计划，来适应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

撰文：奥利弗·赫弗南（Olive Heffernan） 翻译：刘荣

当超强飓风“桑迪”（Superstorm Sandy）在2012年10月底袭击美国海岸时，它把数百万纽约市民吹回了19世纪。由于洪水侵袭了供电系统，曼哈顿南部陷入一片黑暗。因地铁停运，曼哈顿岛的许多居民外出只能依靠步行，还有部分地区的供水被细菌和其他污染物所污染。

作为有记录以来最强劲的大西洋飓风，“桑迪”仅在美国东北沿岸就造成了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个昂贵的代价提醒我们，就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面对极端天气时也难以做出万全的准备。最近的某些自然灾害至少可以部分归因于人类活动，包括2003年的欧洲热浪以及2000年的英国洪水。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说法，随着气候变暖，风暴、洪水和干旱发生的频率会越来越高而且强度也将逐渐增大。如果各国现在就难以应付了，那么如何面对一个更热更严酷的未来？

仅仅十年前，“适应气候变化”这个提法在气候领域里还是一个贬义词。用来影射某些国家一如往常地先发展经济后治理环境的策略。现在，温室气体排放量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加，而多哈气候会议仍未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的减排量作出规定。如此严峻的现实迫使气候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开始探索合适的办法，以便安然渡过某些注定要发生的气候变化。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政治地理学家乔恩·巴奈特（Jon Barnett）认为：“随着大多数国家放慢了减排温室气体的步伐，主题已经转向如何适应气候变化了。”

过去的适应措施主要倾向于硬件防护，比如加固海堤和建设拦海大坝。然而，随着人们对适应气候变化的认识逐渐深入，观念也随之改变。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环境和经济地理学家尼尔·阿杰尔（Neil Adger）表示：“适应气候变化要因人而异，还要因地制宜。”面对不断上升的海平面，孟加拉国的居民通过提高吊脚楼的桩脚就能躲过洪水，而阿拉斯加和马尔代夫的某些居民则需要搬迁。

由当地居民来决定如何使居住地更具适应性，这种情况越来越多，而且这样可以增加成功的几率。美国智库机构兰德公司的决策研究员罗伯特·伦帕特（Robert Lempert）表示：“单一的自上而下的适应措施，比如集中大量财力在工程和基建项目上，是没有效果的。”

可怕的洪水

孟加拉国地处低洼的河口三角洲，经常受到来自孟加拉湾的风暴威胁。1991年4月29日，袭击该国东南部的热带气旋造成严重洪灾，使大约138 000人丧生，死者主要是儿童和老年妇女。1970年的热带气旋造成了50多万人死亡。

不断上升的海平面给孟加拉国带来了威胁，这种威胁来自热带气旋，也来自含盐地下水，含盐地下水的水位上升会破坏地下水层并使农作物死亡。IPCC的预测显示，海平面上升一米（预计100年内能够达到）就会淹没该国20%的土地，并使14%的人口流离失所。

孟加拉国对此的反应是赶紧修建并加固13 000千米长的河堤网络、种植耐盐作物以及贮藏淡水。其中一个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资助的项目，教导18 000户沿海聚居地的家庭种植红树、果树并且挖掘水渠来搜集淡水。这个项目旨在提供淡水，并让居民获得经济收入的同时抵御洪水和土壤侵蚀。2005年，孟加拉国成为第一批完成国家级气候变化适应项目的国家之一，该国随后还建立了一个气候变化信托基金，用以资助地区性的、小规模气候变化适应及缓冲项目。

伦敦环境与发展国际研究所气候变化组的资深研究员、孟加拉籍科学家萨里木尔·胡克（Saleemul Huq）认为，尽管孟加拉国人均收入属于全球最贫困国家行列，但该国已经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其他国家的榜样。他说：“过去数年中，孟加拉人民对气候变化的认识水平飞速提升，可能比其他国家都高。”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孟加拉国很难将经济发展与气候适应工作分开，这是可以肯定的。孟加拉国有1.25亿美元的气候基金来自海外，尚不清楚其中有多少用于经济发展援助。

似乎在各个方面，孟加拉国都能赶上气候变化的脚步。然而，美国斯坦福大学气候与健康影响专家克里斯蒂·埃比（Kristie Ebi）表示：“面对当前的气候变化，适应措施还是有不足。”

尽管如此，许多专家还是认为孟加拉国取得了非凡的成绩。胡克表示：“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在气候变化面前，这个世界上最脆弱国家的公民进行一次集体行动，气候变化甚至使人们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差异。”

当孟加拉国集中精力吸引民众参与许多小规模项目时，澳大利亚墨尔本则是通过向大型工程项目投资来阻止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十年来，澳大利亚南部正经历着百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2007年，实施供水限制时，激怒了成千上万的农民，随后，维多利亚州宣布将向一个新的海水淡化工厂，和一条从北部输水到该地区的管道铺设项目投资29亿美元。批评者认为，工程超出预算并且为时已晚，海水淡化项目需要数十年才能收回投资，并且侵占了用于地区适应措施的资源。

研究过该项目的巴奈特表示,这明显不是个好的适应措施，总体上反而削弱了该地区对应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由于海水淡化工厂耗资巨大，维多利亚州当局立刻停止了资助其他适应措施项目，比如收集降水；循环使用洗浴和清洗餐具产生的污水，这些措施更加便宜且更有效率。

维多利亚州前水务部长（任期至2007年年中）约翰·  斯维茨（John Thwaites）认为，墨尔本已经采取了多重措施，包括保留并收集降水。相对于海水淡化，政府本来也倾向于其他措施，但空前的水荒使得政府决定建造海水淡化工厂。

英国则采取了不同方案来对付自身的水问题。2000年秋，英国遭遇了自1766年有记录以来最强的降雨，毁灭性洪水使得汉布尔顿（Hambledon）的村庄淹没在水中长达6周，造成了超过10亿英镑的损失。2012年年初，长期的干旱致使英国一些地方实行了供水限制，但春天和夏天却是100年来最为潮湿的。气候预测显示，本世纪将面临更多的干旱和洪水，但各种气候模型在灾害的程度和发生时间上并没有取得一致。

由于提供的预报不确切，英国的供水公司正采取一种更有弹性的方法来进行决策，包括关于建造储水设施、提取地下水以及其他水务相关计划。英国雷丁大学专门研究气候的沃克研究所负责人奈杰尔·阿内尔（Nigel Arnell）表示，与其坚持单一策略，在一根绳上吊死，不如在新数据的基础上不间断修正应对策略。

然而，生活在小岛上的居民，没有考量多种选项以及重估对策的余力。对于马尔代夫、基里巴斯和卡特里特的居民，当上升的海平面渗入了他们的饮用水源，淹没了他们的家园时，无路可退的他们，只能背井离乡成为气候难民。

小岛国能从美国阿拉斯加的小村庄纽托克（Newtok）那里得到宝贵的经验。纽托克已经启动了搬迁的进程。这个村庄位于白令海边，宁格里克河岸，处于海平面以下的土地正以大约每年22米的速度遭到侵蚀。村民选择将新家建在15千米外的内尔森岛上。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司法移民项目主任罗宾·布隆恩（Robin Bronen）认为，村民们正在学习建筑技能来修建坚固的新房子，在将来这会给他们更多的工作机会，他们把困难转变成了机会。该项目与社区协作，把迁移当做阿拉斯加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方式。

布隆恩表示，纽托克的经验可以作为“气候移民”的样本。他说：“因为整个过程都是当地居民自己做出的决定。”

炎热通常被认为没有洪水危险，然而气候变化带来的某些最为严重的后果，正是炎热天气造成的。在2003年欧洲热浪期间，温度达到了自1500年以来的最高点，法国有些地方有7天都达到了最高的40℃。仅该国就有近15,000人死亡。一个研究地中海地区的气候模型发现，到本世纪末，热浪的发生频率将从3～5个夏天发生一次，增加到每个夏天发生2～3次，而且持续时间的长度将是以前的2～5倍。

2003年的炎热灾害之后，法国建立了一个热浪预警系统，是现在全欧洲12个中的一个。在法国，当未来5天的天气预报预测气温会连续三天超过临界值时，就会触发警报。此外，科学家还将分析死亡数据、医院收治病人数和饮用水消耗量。该系统能够处理公众预警，动员人员去探访危险人群、呼叫救护，并且在家看护从医院回来的病人。2006年，与2003年相似的热浪袭来，使预警系统面临考验：尽管这套系统降低了死亡率和发病率，仍有上千人死亡，部分原因是有很多人没有收到警报以及对建议没有留心。

埃比认为城市能够做得更好。他表示，如果人们获得预警且被告知如何保护自己，“因炎热死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然而，英国布莱顿健康保护局的地区负责人格雷汉姆·贝克勒尔（Graham Bickler）表示，最为危险的人群——比如老人、病人和穷人——经常没发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所以，挑战之一就是甄别并且与那些群体沟通。埃比表示，在1995年，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热浪中，许多死亡的人都是居住在贫民区的65岁以上老人，那里经常用木板封死窗户以防非法闯入。他们一直用来降温的风扇起到了反作用，进一步把他们的房屋变成了对流恒温烤箱。埃比认为，他们应该通过冷饮、冷食、洗冷水澡以及前往有空调设施的公共场所来躲避热浪。

预警系统

跟斯里兰卡一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对气候变化特别脆弱，不过他们从国际捐赠者那里获得了资助小规模适应措施的资金。莫桑比克就是最受威胁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有2 700千米的海岸线，且全国2 400万人口中超过一半生活在贫困之中。

从1965年到1998年，莫桑比克经历了12次大洪水、9次严重干旱和4次强气旋等自然灾害。莫桑比克处于河流下游，有1 000多千米的上游河道在别的国家，使其在洪灾时得不到警告。莫桑比克气象学家、世界气象组织在瑞士日内瓦的全球气候服务框架办公室主任菲利佩·卢西奥（Filipe Lúcio）表示：“莫桑比克每年都有气候相关的问题。”

2000年，莫桑比克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洪灾，造成了700人死亡和3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是该国年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卢西奥表示：“这次事件没有完全预测到。”降水会高于平均值的警告来得太晚，而且没有传达出来袭洪水的等级。此后，该国改用了一种颜色分级系统来指明预报事件的提前期，招募当地人来记录、监控冰雹及降水的程度，使他们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警报的级别。

这个系统成功地降低了危险。2007年，一次与2000年规模相当的洪灾只造成了29人死亡。展望未来，莫桑比克政府启动了一项关于气候变化对国家影响的研究课题，同时正致力于长期的适应战略计划。然而，执行这些计划的努力可能受到资金缺乏和官僚作风的阻碍。莫桑比克国家预算只有50亿美元，而且半数来自于海外援助，使得甚至是教育和医疗这样的关键领域，都缺乏资金。自2011年11月起，莫桑比克从海外气候基金收到了3 000万美元，而且气候弹性试点项目（Pilot Program on Climate Resilience）也承诺付给莫桑比克8 600万美元，资助范围从改善道路到提升国家的气象服务，但专家认为这些钱并不够。

这样的场景在全球各地重复上演。2011年，发展中国家只收到大约9.6亿美元用于气候适应相关工作，而联合国发展规划署2007年的一份报告估计，到2015年，发展中国家需要每年860亿美元来适应气候变化。

南非开普敦前大主教德斯穆德·图图（Desmund Tutu）认为，巨大的资金缺口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日渐加深。在联合国的报告中，他警告：“我们正滑向世界范围的‘气候适应种族隔离’”。

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大家面临的挑战都是说服人们在一切不可挽回之前立即行动。巴奈特认为：“适应措施很大程度上是一件改变社会进程，让更少的人处于危险之中的工作，这当然不会轻而易举，但这意味着，解决方法将由人类决定，而不是大自然。”

本文作者：奥利弗·赫弗南是一名自由撰稿人，《自然·气候变化》前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