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城市联盟应对气候变化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市长能起到比总统还大的作用。

撰文 辛西娅·罗森茨维格（Cynthia Rosenzweig）

翻译 阮南捷

多年来，科学家极力敦促国家元首们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他们认为，这项预防工作需要所有国家通力合作才能有成果。但是，过去15年来关于气候的国际谈判证明，大部分国家都不愿对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做出任何实质性的举措，更不用说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极端气候变化的影响了。既然外交陷入僵局令人沮丧，一些城市的领导者决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为了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他们既采用老办法，也使用新发明。

市长和城市管理者正逐渐取代国家的作用，因为气候变化关乎他们所治理城市的经济、政治前景，他们对气候变化非常敏锐。正如巴伯尔·狄克曼（Bärbel Dieckmann）在2007年担任德国波恩市长时所说的：“城市正在遭受洪灾、饮用水短缺、高温、海岸侵蚀以及臭氧层破坏的伤害。”2009年一项报告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西洋强飓风的数量一直在增加；美国西部的山火规模也在不断扩大。随着气温的持续升高，这些极端事件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世界上多数大都市最初都是在河岸、海岸边建设发展起来的，因此较容易受到强降雨引发的洪灾袭击。

许多城市的领导者都认为，2005年发生在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促使他们觉醒了。虽然灾难预警的时间很长，但他们还是亲眼见到那些陈旧、故障频出的设施和毫无指导意义的计划直接导致伤亡人数剧增。实际上，在卡特里娜飓风登陆后的几个月内，就有两个主要由市长组成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联盟结成。其中一个组织是C40大城市气候变化领导集团（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于2005年10月在伦敦成立。另一个组织是全球气候变化市长峰会（World Mayors Council on Climate Change ，WMCCC），于同年12月在东京成立。到2011年6月，已经有超过190位市长和当地权威人士代表了全球将近3亿人口，签署了一份由WMCCC发起，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

在某些方面，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城市要比国家处在更有利的位置。据保守估计，全球二氧化碳、甲烷、一氧化二氮和氟化气体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中，城市排放所占比例不少于40%。按照国际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的丹尼尔·霍恩伟（Daniel Hoornweg）及其同事在2011年的报告显示，如果考虑到消耗的电力、食物和其他需要燃烧化石燃料的商品，那么城市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占比例应该达到约80%。如果C40的城市组成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口大约是29 000万，将是继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后的第四大温室气体排放者。

城市也在评估它们所面临的最大气候风险，并且开始探索如何解决最紧迫的问题。科学家和工程师通过最可靠的证据来检视已有的规划，评估提出的倡议，以助一臂之力。负有领导责任的人还有很多需要摸索总结的地方——特别是如何协调公共及私人部门的多方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不过很明显的是，城市有能力从源头上减小气候的变化，同时减少任何无法避免的极端气候事件对城市的冲击。

迫在眉睫的四个问题

每个城市中心都面临各自与气候相关的问题。遭到破坏的风险取决于城市自身的特点（比如是否建设在三角洲或冲积平原上）、城市布局（是紧凑、高密度的布局还是无规划的扩张）和其建设的环境（例如当风暴来临时，能提高人流量的人行通道的数量和位置）。城市规划者需要清楚地知道，哪些街区和公共设施最易遭到破坏。

不过，一些城市开始重视以下四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事件：

减少排放。商业和民用建筑消耗了很大一部分能源。能源消耗增长和关注气候变化相结合，正促使许多城市通过提高新建筑或改进老建筑的能源使用效率来降低能耗。例如，纽约市大约75%的碳排放是源于建筑内部消耗的能源。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已经开始着手通过一项计划，以评估市内大型建筑的耗能并促使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消耗和热岛效应，很多城市可以采用更多可再生能源。现在，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市利用风能、太阳能和地热发电提供了该市所需电力的17%。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缺少稳定的能源供给常常是问题的关键。在许多情况下，增加的能源系统通常被用来促进发展，而不是应对气候变化。但是，如果鼓励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也许可以把这两方面统一起来。

一些城市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领先一步。丹佛市平均每人每年的排放量相当于21.5吨二氧化碳，而纽约市民的排放量为10.5吨。纽约市的人口密度更高，冬天不那么冷，而且开车上下班的较少，所以居民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于全美平均水平的1/3。虽然如此，纽约人还不足以骄傲，因为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市民每人每年才排放6.7吨二氧化碳，欧洲甚至还有人均排放量更低的城市。阿姆斯特丹计划，到2025年将碳足迹减小到1990年的40%，该市正利用垃圾发电、供暖，并计划在港口兴建和升级更多的风力发电装置。

保护水资源。大部分气候变化的长期模型都预测，北美西南部、欧洲南部、中东和非洲南部的淡水资源会逐渐减少。按照1983年开始的一项水资源保护计划，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市早已大规模推广使用低量冲水马桶；对把草皮换成本土植物的市民予以补贴，因为它们更适应干旱的气候条件；逐级提高市民用水的成本，用得越多就越贵。城市里也用“灰水”——也就是被污水处理厂处理干净可以被排放到江河，但不能用于饮用的水——而不是用清洁水来灌溉城市绿地。从2002年开始，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就因降雨量持续下降，对城市用水制定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措施。不过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预计，急剧下降的降水量加上不断升高的温度会导致废水温度升高、浓度增加，增加腐蚀下水道的可能性，他们不得不加强巡查和维护工作。

保持运输系统运作。关键的运输设施通常建设在水道附近，因此容易遭到海平面上升或是内陆洪水的破坏。当隧道、坡道和竖井通风口遇上洪水时，就需要用水泵来抽水；残渣需要被清除掉；马达、转子、电阻器和变压器等系统的关键器件需要检修和更新。为了防止被山洪和涨潮淹没，台北地铁的入口进行了加高。酷热的天气也会对设备造成损坏，例如高架电线和钢轨会因高温而造成下陷甚至变形。配备能在高温下高效运作的线路，并保持设备干燥是最基本的要求。

保护公众健康。全球平均气温不断升高会导致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下降，例如空气质量恶化会导致呼吸系统疾病。另外，啮齿类和其他携带病原体的动物会传播多种疾病，这也为公共卫生带来新的问题。也许最明显的影响是越来越频繁和严重的热浪袭击，这已成为美国芝加哥和法国巴黎气候相关事件中最致命的。然而，几乎没有研究显示，公共卫生部门的介入——比如开放中央制冷系统或者提前确定易患病的人群——确实能挽救生命或减少住院的患者数量。一些应对措施可以在多方面发挥作用，例如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可以减少发电量，从而减少城市产生的污染和热量，也就降低了中暑和哮喘的发病率。

当城市管理者对城市所面临的风险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后，他们就需要一套策略来对那些倡议进行优先级别的划分。我和同事希望所有城市都致力于多赢的努力。例如，在屋顶种植绿色植物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减少暴雨后的水流量，还可以起到隔热层的作用，从而降低建筑的能耗，避免城市发电厂产生更多的热量。

互助共赢

许多城市的政府并不具备精确评估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的专业能力，也很难提出全面的应对方案。通过把学者和管理者紧密联系起来，包括城市气候变化研究网络（Urban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Network）在内的不同国际研究组织开始致力于填补这个空白。他们的第一批深度评估覆盖了大约50个城市——包括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印度的德里和尼日利亚的拉各斯。今年发布的评估报告表明，当供电不足或缺少清洁水的时候，严重的洪灾和持续的干旱一样糟糕。这些报告的目的是：为城市所面对的气候变化挑战提供科学的分析，并评价采取什么措施可以将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减至最小。

展望未来，在报告温室气体排放量及减排量、气候变化对城市造成的影响、减少人员伤亡和饥饿等方面，制定通用的标准是有必要的。这些可共享的标准操作流程让不同城市可以衡量自身的规划，跟其他城市进行比较，分享他们的创新方法。

同样重要的是，城市要组织更大的市民团体——特别是那些最贫苦最脆弱的阶层，因为他们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伤害，可能最需要适应性调整。例如厄瓜多尔的首都基多市就开始关注周边的赤贫农民。这些农民以前一直种植土豆和小麦，基多市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农民转变为种植藜麦这样的安第斯本土作物，它们需要的水分更少，并能够更好地防止土壤流失。这些转变可以增加农村和城市地区淡水供应的数量和质量。

卡特里娜飓风来袭后的6年里，一些世界最大的城市为应对气候变化所提出的倡议表明，只要参与者共同努力，就一定可以取得进展——力量正在蓄积，还有许多国家的城市需要一起行动。让我们祈祷现在亡羊补牢还不算太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