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黄禹锡东山再起

10年前，黄禹锡曾站在细胞分子生物学界的巅峰，却被学术造假和伦理丑闻葬送了前途。

遭到科学界放逐后，他能挽回曾经的声誉吗？

撰文 戴维·西拉诺斯基（David Cyranoski） 翻译 张逸夫

韩国秀岩生物技术研究基金会（Sooam Biotech Research Foundation）坐落在首尔西南郊外九老区的一座山坡上。在这个寒冷清净的冬日里，建筑外的萧瑟景象与楼内的忙乱形成了鲜明对比。

大厅一侧的一扇门通往一条响彻着狗吠声的走廊。走廊左侧的笼子里关着各种欢蹦乱跳的名贵犬只。而一条成年杂种狗正在不安地嚎叫，它完全不知道自己只是个“代孕妈妈”，也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孩子是专门为表现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而设计的、极不寻常的克隆狗。

走廊的右边是一扇和墙体一样大的窗户，透过玻璃能看到后面的手术室。里面的黄禹锡穿着蓝色手术服，戴着手术帽和口罩，正在给一只分娩中的母狗做手术。他通过头戴式麦克风跟探访者问好，解释说这是紧急情况：一只幼犬在生产时卡在了宫颈处。他做了道切口，小心地探查狗的子宫，最后取出了一条香肠一样的白色小狗。黄禹锡把小狗擦拭干净，贴到耳边，听它有没有呼吸，然后轻轻地给这只孱弱的小狗按摩。等它醒过来后，他便回去给最后一只小狗接生。几分钟后，他非常自豪地宣布：“我们救活了全部3只克隆狗。”

8年前，几乎没有人能够想象这其乐融融的一幕。黄禹锡曾是享誉世界的克隆专家，因为承认学术造假而从科学成就的巅峰跌落。他在两篇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系的论文中伪造数据，并用不恰当的方式收集实验用人类卵子，犯下重大伦理过失。论文最终被撤回，成为了历史上报道最为广泛，也最令人失望的学术欺诈案。2006年1月，时任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校长的郑云灿（Un-chan Chung），将这次事件称为“整个科学界和韩国无法洗刷的耻辱”。

如果造假的污点无法洗刷，也许那成百上千只克隆动物能够模糊丑闻在人们心中的记忆。在忠实崇拜者的私人支持下，黄禹锡于2006年7月建立了秀岩生物技术研究基金会。从那时起，他克隆了成百上千只动物——其中包括狗、奶牛、猪和丛林狼，用于生产药物、治愈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病、提供移植用器官、拯救濒危物种，以及缓解痛失宠物的主人的悲伤之情。他在许多著名期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与国内和国外的人员进行合作，还从政府部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行政支持。人们很难把如今的黄禹锡与2005年韩国媒体上的照片联系起来——当时的照片中，黄禹锡因为舆论打击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已经精疲力竭。

如今的黄禹锡淡化了他在造假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他仍有一批忠实的支持者。和学界舆论不同，他仍然坚称自己是建立起克隆人类胚胎干细胞系的第一人，甚至还成功取得了一些法律上的认可。

去年12月，黄禹锡邀请记者到秀岩参观，观察他给克隆小狗接生。但他拒绝对造假事件发表评论。他在邮件中说，“也许要再过几十年”，他才会开口。

葬身丑闻

黄禹锡曾是专业的兽医，20世纪90年代因动物克隆在韩国声名鹊起。他的成名也在于结交了一些重要人物。他邀请当时的韩国总统金大中为第一头克隆肉牛起名字，并且允诺克隆牛会为韩国农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增长。

黄禹锡在韩国的名望日益攀升。2004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声称从克隆的人类胚胎中创建出一个胚胎干细胞系。这是许多科研团队多年以来的奋斗方向，黄禹锡从此名扬全球。这一成果，似乎能源源不断地制造出与细胞捐献者遗传上相匹配的各种细胞。

通过这种叫做“治疗性克隆”（therapeutic cloning）的方法，医生有望让衰老的组织和器官重新恢复活力，或者从病患体内取出细胞，用于基础研究或药物筛选。2005年，黄禹锡的研究小组发表第二篇论文，描述了他们制造另外11个干细胞系的过程。论文中的方法似乎十分常规，临床应用也好像近在咫尺。

虽然这时他声名渐盛，危机也即将到来。2004年5月，黄禹锡团队中的一名研究生告知《自然》杂志，她为第一篇论文中的实验捐献了卵子。该声明引起了巨大争议，许多生物伦理学家担心，这名学生是迫于压力而冒险接受了不愉快的捐献手术。

黄禹锡否认这项控诉，学生随后也撤消了声明。但在2005年11月，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浮出水面，黄禹锡承认当时说了谎。有两名学生曾捐献过卵子，黄禹锡甚至还亲自开车送一名学生去诊所做手术，然后让她回到实验室用自己的卵子做干细胞克隆。与论文的描述相矛盾的是，他还为2004年论文中的卵子捐献者提供了酬金，甚至在2005年1月韩国颁布《生物伦理法》、明令禁止细胞买卖之后，仍然继续给捐献者提供补偿。

黄禹锡的声名在不久之后进一步沦陷。2006年1月，首尔大学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宣布，他的两篇人类克隆论文均系假造。委员会发现，2004年报道的名为NT-1的干细胞系并非克隆所得，而很可能是孤雌生殖（parthenogenesis）的产物，即卵子在没有精子的情况下发育而成的胚胎。2005年的论文中，那11个所谓“针对患者构建的”（patient-specific）干细胞系，实际上只是从一家生殖医院拿来的普通胚胎干细胞。两篇论文中的图片和表格均是照着克隆干细胞系伪造的。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总结道：“黄教授的研究团队手中没有任何针对患者构建的干细胞系，也没有任何科学依据显示，他们曾经构建出这样的干细胞系。”

黄禹锡的帝国瞬间崩塌。首尔大学在2006年3月将其革职，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搜查了他的实验室，展开了一项大范围的调查。

黄禹锡承认自己疏于管理实验室，但坚称自己是被论文的联合作者欺骗了。一名联合作者在调查中供认，他在黄禹锡不知情的情况下替换了干细胞。不过，黄禹锡自己也承认曾要求下属伪造数据。于是，一张人人互掐的复杂关系网浮出水面，网中的黄禹锡虽然承认犯下造假的错失，但坚称自己的研究成果是真实的。

在韩国，捏造数据并不违反法律，但故意利用造假论文骗取科研经费却是违法行为。检察厅指控黄禹锡犯有诈骗、侵吞财产、违反《生物伦理法》等罪名，一场为期3年的庭审也接踵而至。2009年，法庭驳回诈骗指控，表示为黄禹锡提供资金的公司是在明知不会获利的前提下捐赠的科研费用。然而，黄禹锡的确违反了《生物伦理法》，并且侵占了政府财产。他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刑期随后被减至18个月，而黄禹锡仍在上诉。然而，即便黄禹锡上诉失败，只要他在缓刑期间不触犯法律，就无需入狱服刑。

另起炉灶

当世人都认为黄禹锡的学术生涯已经终结时，官司缠身的他却用支持者赞助的350万美元建立了秀岩生物技术研究基金会，这个由45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团队，每天能制造约300个奶牛和猪的胚胎，每个月接生约15条克隆小狗。

长久以来，黄禹锡都对犬类克隆充满兴趣。2005年，他报道了世界上第一只克隆犬的成功案例——经首尔大学调查，这是真实的。自2006年以来，秀岩已经克隆了超过400条狗，主要是宠物犬种。大多数主顾来自美国，每次克隆服务大概需要10万美元。秀岩已经开始为首尔的韩国国家警察厅（Korean National Police Agency）提供克隆犬只，希望优秀警犬的克隆体能迅速学会所需技巧，成为出色的侦查犬。

尽管可以通过降低宠物克隆价格、提高克隆数量实现更大的盈利，但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机构，秀岩并不只想成为一家犬类克隆工厂。秀岩的一位研究人员黄寅成说：“宠物克隆只是一个为其他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分支项目。”

现在，秀岩正在克隆一种乳汁中含有人类干扰素蛋白（interferon protein）的奶牛，以及经过基因改造，使其器官适合移植到人类身上的猪。研究人员还将患病小鼠的糖尿病基因转入克隆猪和克隆犬体内，建立新的糖尿病模型。他们也培育了携带阿尔茨海默病基因的转基因犬，能够体现出该疾病的病征。

秀岩的雄心并没有止步于此。2012年3月，他们与俄罗斯的东北联邦大学北方应用生态研究所（Institute of Applied Ecology of the North）开展合作，试图利用从永冻层中挖出来的远古组织克隆一头猛犸象。该计划受到了媒体的热议，但黄寅成表示，这项任务十分艰难，“成功几率十分渺茫”。

秀岩也在拓展克隆物种的范围。目前，他们已经用犬类卵子和代孕犬成功克隆了丛林狼（Canis latrans），并希望在此基础上克隆出非洲最为濒危的肉食动物——非洲野狗（Lycaon pictus）。

在黄禹锡的领导下，研究所发表了40多篇论文，报道成功的克隆案例和改进后的克隆技术。黄禹锡的论文得以在同行评议期刊上发表，表明他已再一次被学界接受。黄寅成说，他遇到的研究人员常常会提起造假事件，其中一些审稿人也对秀岩提交的论文持犹疑态度，但整体说来，他们还是受到了公正的对待。美国康涅狄格大学的克隆和生殖生物学家田秀春（Cindy Tian）为黄禹锡投给《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PLoS ONE）的两篇论文进行了编辑，她表示：“黄禹锡的实验设计十分严谨，也有很好的数据来支持他的结论。”

田秀春博士补充道，“曾经的造假者不太可能在东山再起时犯同样的错误。秀岩的工作会受到各界的密切关注，这要求研究人员时刻都要好好表现”。

在重振名声的过程中，黄禹锡最重要的一个举措，便是在2013年3月与中国深圳的华大基因研究院（BGI）建立合作关系。华大基因是全世界最大的基因测序机构，也是一家多产的学术论文发表机构。双方计划共同研究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s），即影响基因表达的一些染色体修饰。研究不同克隆体之间的性状差异，比如克隆犬的不同毛色，有助于推动表观遗传学的研究。

华大基因研究院的联合创始人杨焕明在观看黄禹锡接生了一窝小狗之后，便被后者的投入精神深深感动了。杨焕明说：“从个人角度来说，我很欣赏他。他工作勤勉，对科学充满了热情。”

黄禹锡也得到了韩国政府的支持。秀岩现在约有一半经费来自政府拨款。据黄寅成说，首尔的邻省京畿道，在3年间为两个奶牛克隆项目提供了30亿韩元（约合280万美元）。2012年和2013年，韩国农村振兴厅（Rural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共捐赠了3.3亿韩元（约合29.7万美元），用于干扰素项目，以及构建代谢疾病的转基因动物模型。

但是，有些科学家仍然心存疑虑。德国马普分子生物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olecular Biomedicine）的干细胞生物学家汉斯· 舍勒 （Hans Schöler）问道，“如果他造过假，你怎么知道他不会再犯呢？”

首尔大学基因组医学研究所所长徐正顺（Jeong-Sun Seo）觉得，那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克隆猛犸象任务，给了他一种“昨日重现”的感觉。“我担心这只是作秀，”徐正顺说。他并不反对黄禹锡获得动物克隆的经费，但他认为，人类克隆是不可逾越的底线：“黄禹锡不了解干细胞研究的趋势，他应该止步于动物克隆技术。”

争议仍在

即便如此，黄禹锡仍想重返人类治疗性克隆领域。不过，这波浪潮的势头可能已经过去了。 2006年发现的“诱导多能干细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缩写为iPS）发展成为了一项更具竞争力的技术。iPS技术利用成体细胞制造干细胞，避开了人类卵子的来源难题，以及破坏胚胎引起的伦理争议。去年，人类终于实现了利用克隆胚胎制造干细胞系，但与当年黄禹锡发表那篇使他后来声名扫地的论文时引起的轰动效应不同，外界的反应相对冷淡。

2007年，韩国卫生部批准秀岩从事人类胚胎研究。不过，研究所曾两次申请对特定病人进行治疗性克隆，但都遭到了驳回。黄寅成表示，卫生部没有对此给出任何解释，但他认为，只要他们继续努力，证明NT-1干细胞系确实来自一个真正的胚胎克隆体，或许官方就会接受他们的申请。

在说服官方机构为NT-1的真实性正名上，黄禹锡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2012年，在没有指明NT-1的来源的情况下，首尔一家法院责令韩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Korean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为该干细胞系注册。疾控中心一开始当场拒绝了该命令，认为实验中使用的卵子是通过不道德的方式有偿获取的。但他们最终还是妥协了，因为这些卵子是在《生物伦理法》颁布之前获得的。

2011年，加拿大为秀岩颁发了NT-1克隆细胞系的专利。黄寅成说，还有6个他认为“最具象征意义的国家”正在审理该专利的申请。

然而，想让科学界认可NT-1干细胞系，仍然是非常困难的事。最初报道NT-1的论文显然是伪造的。而首尔大学的调查认为，NT-1细胞系为孤雌生殖的产物。这一观点得到了哈佛大学干细胞生物学家乔治·戴利（George Daley）的支持。戴利检查了该干细胞系的几千个DNA位点，他发现，NT-1染色体的重组模式，与小鼠的孤雌生殖胚胎惊人地相似，这被戴利认为是“确凿无疑的证据”。

但在2011年，清州市忠北国立大学（Chungbuk National University)的郑玉裴（Eui-Bae Jeung）表示，NT-1确实来自真正的克隆胚胎。郑玉裴比较了NT-1细胞以及最初为克隆NT-1提供细胞核的供体细胞，结果发现，两种细胞的基因在甲基化和表达方式上都很相似。

美国再生医学中心（US Center for Regenerative Medicine）负责人马亨德拉·拉奥（Mahendra Rao）表示，两种分析都有模棱两可之处。他认为戴利的数据更有说服力，但“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评估”。

对NT-1最不利的证据，也许就来自黄禹锡实验室内部。一个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柳永俊（Young-Joon Ryu）透露，2003年，当研究人员正在准备论文时，有若干项测试显示NT-1或许是孤雌生殖的产物。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的报告记录显示，另一位研究人员康成根（Sung Keun Kang）返回实验室，修改了实验结果。

许多干细胞科学家认为，黄禹锡没有把NT-1当做孤雌生殖的产物公诸于众，使他错失了一个良机。“他本可以在孤雌活化领域有所成就，”舍勒说道。

后丑闻时代

人们曾经担心，造假事件的曝光会对全球干细胞研究造成毁灭性影响，致使人们不再支持此类研究。不过，担忧中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一些韩国人甚至认为，韩国政府近年来大幅提高了对干细胞研究的投入，背后的部分原因正是因为丑闻的曝光。首尔大学医院的干细胞科学家金孝贤（HyoSoo Kim）表示，该政策确实和黄禹锡事件不无关系，“政府和一般民众都开始关注干细胞研究了”。

现在，韩国批准通过的干细胞疗法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用脐带血干细胞治疗关节炎（osteoarthritis）便是其中一个例子。该疗法由首尔Medipost生物科技公司研发，于2012年获得批准。

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Organization）的负责人贝恩德·普尔韦尔（Bernd Pulverer）表示，总的说来，该事件并没有降低公众对科学界的信任，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此严重的学术欺诈，为何过了这么长时间才被发现？普尔韦尔说：“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是，科学界把高度的期待和大量资金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这样做十分危险。对黄禹锡来说，利害关系太过重大，他不能失败。”对于整个科研领域，普尔韦尔补充道，“我不敢说有任何根本性的变化”。

然而，对于曾是媒体焦点的黄禹锡来说，事情无疑发生了改变。在秀岩清冷的餐厅里，穿着厚夹克的他正在与几位同事轻声交谈。他愿意和记者问好或握手，却不肯谈论曾经的丑闻。在黄禹锡四周，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如此迁就他——为他实现雄心抱负提供充分的空间，而绝少提及曾经的丑闻。

午饭过后，他悄悄离开餐厅，回到那正在不断繁殖小狗的地方，希望藉此重振往昔的盛名。

本文作者 戴维·西拉诺斯基是《自然》杂志驻中国上海的通讯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