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在印度尼西亚的拉贾安帕特群岛，当地原住民正在努力保护这个世界上物种最丰富的珊瑚礁，还有他们的捕鱼生计。

撰文：布伦丹·伯雷尔（Brendan Borrell） 翻译：赵瑾

很快，他就有了发现。在灯笼照亮的海水中，灰色的鲭鱼群不断地改变着形状，忽隐忽现。门坦桑赶着鱼群来到一个石灰岩峭壁的开口处，红褐色的岩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浅浅的围栏。20多只鱼被围了起来，在水里乱蹦乱跳，闪闪发光，水面立即就像炸开了锅一样。门坦桑拿着一个三角渔网，趟入了齐踝的海水中，将受困的鲭鱼一网一网地舀入独木舟中。船上的鲭鱼，不断地撞击着船壁，嘴巴一张一合。

只有极少数的外来者（据门坦桑所知只有五个），目睹过这种看似残忍的捕鱼方法。灯光似乎能够扰乱鲭鱼的方向感。一些村民利用这种方法，大量捕捞鲭鱼。但是门坦桑却只取所需。他解释说：“我想为其他人树立一个榜样。过度捕捞已经导致鱼类产卵区内的鱼苗枯竭了。”

过去两年间，他所在的渔村已经开始禁止渔民在北部的一个区域内捕鱼，当地教会也劝导渔民不要在周六捕鱼，以便某些种类的鲭鱼（比如，一种被当地渔民称为lema的鱼）能够有繁殖的机会。这些措施都是当地渔民为了更好地管理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做出的努力。环保人士已经有了切身体会——任何强加在当地土著民身上的环保法规，如果得不到当地人的支持，只会被无视或推翻。环保人士吸取此前的失败教训，在拉贾安帕特的数百个岛屿、珊瑚礁和红树林中，通过让门坦桑这样的当地人发挥领导作用，设计环保项目，监控资源利用，从而将环保法规落到实处。

环保人士招募门坦桑和其他当地土著参与环境保护，是为了确保不因保护“珊瑚三角区”（Coral Triangle，一个从印尼巴厘岛延伸到所罗门群岛和菲律宾的三角区域）的物种多样性，而损害那些以当地自然资源为生的渔民的利益。多年以来，环保人士在设立自然保护区时，并没有考虑到这对保护区周边人群的影响。所以，在拉贾安帕特及邻近的鸟头半岛（Bird's Head peninsula）新设立的大型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s，MPA），就成了一个关键的实验性案例。随着当地土著参与度的提高，他们对于保护区法规也更加支持了。但是，这样的安排也使保护区内的居民，与那些曾从区内资源获利的区外居民产生了摩擦。

这个实验之所以备受关注，是因为在1992年签署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中，多国共同承诺，2020年之前对全世界10%的海洋区域进行保护，而这无疑会对许多渔业社群造成影响。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与印度尼西亚的巴布亚州立大学（State University of Papua）合作，对鸟头半岛保护区内的村庄进行监测（这个监测项目将持续到2014年或更长），以分析保护区的设立对于当地村民的健康、经济、教育和文化的影响。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社会科学部主任迈克尔·B·马夏（Michael B. Mascia）就提出：“保护区往往更重视对当地鱼类的保护，而忽略了当地渔民的利益，这是在各个保护区造成冲突的症结所在，但我们对此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和研究。”

在环保组织发表的科学论文和宣传材料中，保护区的正面社会效益被视作理所当然。然而，如果此次实验显示保护区对当地土著的生活有负面影响，或当地土著不接受保护区条规，环保组织就必须尽快制订更妥善的策略，保障海洋健康及渔民的食物供给。虽然我们还没有鸟头半岛完整的研究数据，但一些正发生在那里的事还是能为我们带来一些启示。这个大型研究项目的启动，标志着新时代海洋保护所肩负的新使命。

渔场变战场

20世纪90年代末，马夏还是美国杜克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当时陆地上的环境保护比海洋保护要领先得多。例如，当时哥斯达黎加已经将26%的领土设为保护区，但纳入保护区的领海却少于1%。马夏具有生物学和环境政策学的双学位，他认为应该对更广大的海域进行保护，以维持海洋的生物多样性，挽救10亿人赖以生存的渔业。他也不想看到环保人士和政府重蹈陆地保护区的覆辙：将当地土著赶出保护区，或限制他们取用自然资源。这种由上至下的环保措施，伤害的是世界上最贫穷的一群人。与此同时，另一种由当地民众自主管理资源的新方法，却在印度木材生产和南美用水权的环保运动中取得了成功。这说明，只有以人为本，环保法规和环保意识才能够在当地“生根”。

要将陆地环境保护的成功经验应用到海洋保护中来，并非易事。我们很容易对森林进行分区监测，但像金枪鱼、鲭鱼这样的经济鱼类，却不会一直停留在一个地区，它们会经常进行长途迁徙。与世隔绝、划着独木舟，以原始方法捕鱼的渔民，往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拥有精良捕鱼装备的外来者，大肆掠夺他们的资源。

各个保护区采取的环保策略不尽相同，但通常都包括对该地区的出入进行限制，并对人们的活动进行划区管理，比如禁渔区，甚至禁足区——正如马夏所说，这些措施规定的是，人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另外，各个保护区环保法规的制订者、执行者以及受益者也各不相同。正是这些不同点让马夏意识到，海洋保护法规对各个社群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目前，他驻扎在拉贾安帕特地区，希望能在那里找到问题的答案。

上世纪90年代末，马夏对当时加勒比海地区的42个保护区进行调查，发现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保护区允许渔民为生计捕鱼（subsistence fishing），而且当地人也很少参与保护区的管理。在一项全球范围内展开的最新研究中，他发现在海洋保护区建立后，区域内的渔民食物保障（food security）水平大多保持稳定或有所提高——这似乎是个好迹象。然而，在进一步调查之后，他意识到，在一些渔民获得资源掌控权的同时，另一些渔民却在失去对资源的掌控。研究报告中所称的“食物保障水平提高”，其实是一种假象，因为他们的采访对象是那部分获得渔权的渔民。

由于得到了上述并不令人满意的调查结果，马夏开始对拉贾安帕特地区的复杂状况有了更多了解。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有1,320多种鱼类、540多种珊瑚（大约占全球珊瑚种数的70%），却没有一个保护区是妥善到位的。这里所处的西巴布亚省政治状况复杂，多个土著部落聚居于此，当地一触即发的分裂主义运动也受到印尼军方的密切关注。

与此同时，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马克·埃德曼（Mark Erdmann）还注意到，岛上的渔民正面临着来自保护区外的威胁。拉贾安帕特海岸地区的原住民大约有4,000至5,000人，被称为“玛雅”（Ma'ya）部落。他们曾因号称“斩头者”（headhunter，原始部落中割取敌人首级作为战利品的人）而让人畏惧，如今却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以前，他们尊重各个部落的领地和捕鱼场所，并通过季节性休渔（当地人称“sasi”），保护本地渔业资源。但是，随着陆地部落向海岸地区迁移，以及装备精良的外来渔民的加入，当地的渔业一下子成了“强者为王，赢家通吃”的局面。

特别是那些来自苏拉威西（Sulawesi）的渔民，更是因为极具破坏性的捕鱼方式而臭名昭著。他们雇用当地的土著来做那些危险的苦活，还与警察和军方串通一气，对当地渔业资源进行大肆掠夺。他们在珊瑚礁投放氰化物，使石斑鱼和苏眉鱼失去知觉，再将它们活着运到香港的热带鱼贸易市场，而这两种鱼都是生长缓慢的鱼类。为了捕捉敏捷的乌尾冬鱼，他们肆无忌惮地向水中扔炸药。他们还使用拖网捕鱼。卡利托口村57岁的教会领袖、参与海湾地区环保执法任务的特洛菲纳斯·戴罗姆（Trofinus Dailom）感叹说：“以前我们还能够捉到跟人身体一样宽的鲹鱼（jack fish），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他们开始用拖网捕鱼后，就很难再看到那么大的鲹鱼了。”

现在，拉贾安帕特水域已俨然成了充满火药味的战场，当地土著的首领们表示，他们决不会在入侵者面前动摇。

保护区试水

埃德曼是美国人，但他已经在印尼断断续续居住了20年。2004年，他与玛雅丽碧湾（即门坦桑居住的峡湾地区）的土著社群会面，讨论如何帮助他们重获当地资源的控制权。他愿意为这些社群提供设立保护区所需的指导、培训和资金，但条件是他们必须自主管理。2006年12月，在环保组织的帮助下，拉贾安帕特的土著首领们宣布，他们同意在该地区设立4个保护区，一位叫布拉姆·格拉姆（Bram Goram）的热心居民还主动承担起玛雅丽碧湾保护区的管理事务。格拉姆利用自己对该海域的了解，进一步推广休渔措施（sasi）。例如，出于对祖先的敬畏，他们将古代墓园或某些自然景观设为禁区，并且将闯入这些区域的行为称作“mon”，相信会因此带来疾病或厄运。格拉姆将休渔区和禁区两个现有的概念结合起来，提出一个“sasimon”的新概念，并向周边居民介绍新设立的禁渔区。同时，他还组织了一支巡逻队，在该水域纠察违规行为。

然而，在这些措施执行后的头两年，当地居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法定权利，来阻止外来者掠夺他们的渔业资源。直到2009年3月15日，才有了实质性的改变，因为那一天，原住民们显示出了愿意为资源而战的决心。当天，一艘商业渔船和几艘小渔船在玛雅丽碧湾旁停靠，在那里大肆捕捞。当格拉姆的巡逻队与这些渔船对峙时，对方拿出了地方渔业办公室发放的捕捞许可证。这把格拉姆气坏了，他要求政府取消此类捕鱼许可。欣喜地是，政府应允了格拉姆的要求，并且中止对外发放玛雅丽碧湾的捕鱼许可。事后，格拉姆骄傲地说：“我们终于争取到了保护自己渔业资源的权利。”目前，该海湾大约有29%的区域属于禁渔区，其中包括玛雅丽碧湾大约40%的红树林和珊瑚礁。鸟头半岛地区的其他保护区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各自的海洋保护活动。

对于马夏来说，这些发生在拉贾安帕特地区的变化，无疑为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研究保护区对当地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影响。目前正在进行的环保实验，也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案例。一些社会学家已经开始对当地的渔业社群进行小规模的研究，但是马夏还是希望能够开展像陆地上那样的大型研究项目。阿伦·阿伽瓦（Arun Agawal）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他对分布于16个国家的9,000多个森林样区进行了研究，发现让当地居民自己来保护森林，能够提升森林的再生效率。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格拉姆的巡逻队很可能也有助于当地渔业资源的恢复。2009年，马夏与合作伙伴、也在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工作的海伦·福克斯（Helen Fox）一起与阿伽瓦会面，决定在“珊瑚三角区”开展一个监测项目。

2010年底，马夏的研究团队开始对玛雅丽碧湾、极乐鸟湾（Cenderawasih Bay）以及其他4个保护区内外的102个村庄中的2,433个家庭，进行基线调研（baseline survey）。他们会询问个体渔民的捕鱼频率，或者他们是否拥有DVD播放机或发电机（以了解他们的经济状况）。第一年的研究数据显示，在玛雅丽碧湾，大约只有12%的家庭会经常面临食物短缺的情况，极乐鸟湾则有21%的家庭时常面临饥饿威胁，而且极乐鸟湾的居民更多地从非海洋类食物摄取蛋白质。各个社群对海洋资源依赖程度的不同，肯定会影响到各个保护区能否成功，但现在还很难预计这种影响的具体方式。例如，对海洋资源依赖性越强的社群，越倾向于保护海洋资源，以免受到外来者的掠夺，但他们自己也更容易过度捕捞。马夏的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对玛雅丽碧湾和极乐鸟湾的多项后继调查，目前他们正在等待这些数据的分析结果，以了解近两年内保护区对当地的影响。

由于各个保护区的海洋资源、文化背景，以及环保组织的参与度各不相同，所以上述调查的目的主要是了解保护区能给当地居民带来什么好处（例如是否能保障食物供应或改善经济）。对2010年与2012年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还有助于解答一些具有争议性的问题，比如，沿海的农民是否也能从海洋保护区的设立中获益。在研究团队对以上问题下结论之前，他们必须对所有的保护区进行全面调查。例如，玛雅丽碧湾由于被陆地围绕，可以较容易地限制外来捕捞船。而其他由大片开放海域和分散岛屿组成的保护区则较难管理，保护区带给这些居民的好处也许十分有限。

马夏还希望建立一个拉贾安帕特地区和鸟头半岛海域民间习俗与捕鱼技术的数据库，帮助他分析保护区的法规框架与当地民间规则的契合度。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帮助当地社群和政策制订者更好地管理资源，同时也有助于马夏找出，哪些人真正从保护区受益。其他的环保组织似乎也对他的研究结果翘首以盼。2011年，国际保护生物学协会（Society for Conservation Biology）因为马夏在“社会科学知识的发展和应用”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授予他“新进环保人士奖”（Early Career Conservationist Award）。

全球推广

了解海洋保护区的社会影响，对于它们在全球的进一步推广十分关键。目前，全球大约有6 000多个海洋保护区。从2006年，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夏威夷的西北部划定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以来，海洋保护区的范围日益扩增。对此环保主义者感到欢欣鼓舞，但马夏却感到不安。2010年4月，英国打破了美国保持的纪录，在印度洋的查戈斯群岛设立了54.5万平方千米的禁渔区。1967年从那里被迫迁出的原住民，一直都在为重回故土而不断抗争。在那里设立海洋保护区，从来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对于马夏来说，在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冲突之前，根本就不应该在那里划定海洋保护区。

一些国家为了快速达成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许诺，在偏远海域划定大面积海洋保护区，这其实根本达不到实际的成效。实际上，保护区的面积越小，越可能让当地以捕鱼为生的渔民受益；而渔民在捍卫自己资源的同时，也可以确保保护区的长期持续性。在美国马萨诸塞或阿拉斯加海岸，工业化捕鱼给当地海洋环境带来一系列挑战，虽然与印尼海域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拉贾安帕特地区的经验也有可借鉴之处。其中一个经验就是：在渔民、环保人士和政府之间加强沟通和对话，有助于保护区的建立，从而保护当地的生物多样性。

人们能否从生物多样性中获益呢？初步结果显示，玛雅丽碧湾的环保活动提高了当地渔业社群的生活水平。举例来说，当地人曾在村落周边大肆捕鱼，造成附近水域资源匮乏。在村庄周围设立一个小的保护区后，这一状况就大大改善了。格拉姆告诉我们：“仅仅经过两年的生态保育，我们就又能在码头周围看到许多大鱼了。”鱼群在保护区得以繁衍，再慢慢地游入邻近的捕鱼区。这一决策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村庄的首领们积极参与到当地资源的管理和对村民的教育中。

一个有雾的早晨，我看到一个瘦削的村民划着一只满载香蕉的独木舟，将格拉姆拉到一边，向他报告一群可疑的外来者藏在一个隐蔽的海湾中。这位村民还建议，在那里也设立一个禁渔区，并且表示希望能在附近增设一个监测岗哨。

格拉姆告诉他：“我们也正有此意呢。”这个村民向他表示感谢，并说道：“有些人总是想在这里搞破坏。”

总体来说，在拉贾安帕特的4个海洋保护区中，克菲奥（Kofiau）、米苏岛（Misool）和丹皮尔（Dampier）这3个保护区已经将外来渔民的捕捞量从此前的99%，降至90%[根据保护国际的克里斯·哈法德 （Crissy Huffard）提供的数据]。在玛雅丽碧湾，当地渔民的捕捞量接近总渔获的60%，而在保护区外，这个比例则只有14%。与其他保护区相比，玛雅丽碧湾的巡逻队逮到的非法渔民也最多。

虽然环保人士非常希望证明，保育活动正在帮助恢复海洋生态，以及当地社群的发展，但他们目前并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而且他们也无法预测新的影响因素（例如，政策的改变）是否会破环这些进程。在拉贾安帕特，非土著渔民肯定会不满越来越严格的监管措施，而保护区外的土著村落也很可能会抱怨遭到了忽略。我在探访期间，就看到了一起令人担忧的事故：去年年底，一名警察在巡逻期间意外走火，枪杀了一名用炸药捕鱼的渔民，当地警察也因此中止了对保护区巡逻队的协助。

资金则是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目前，拉贾安帕特地区所获的资金，都是通过慈善组织筹集的。最终的目标是，通过向在该海域潜水的游客收取一定费用，来维持保护区的自给自足。不过，当地居民与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否在没有国际环保组织的监督和调解下继续保持，现在还很难说清楚。

如果马夏的研究结果显示，保护区对当地渔民并无助益的话，那又会怎么样呢？ “我们的目标是让当地居民接受彻底的教育，学会权衡利弊，最终能够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判断，”埃德曼说，“这就是我们想要得到的最好结果。说到底，这里是他们的家园，这些自然资源属于他们，而非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