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后来，我带亚历克斯去上托儿所，他总会离开其他孩子，自己玩自己的，所以后来，我们就不再去托儿所了。亚历克斯也并非总是显得那么不高兴，有些时候他会坐在那里无缘无故地、很满足地笑着。两三岁的时候，亚历克斯去上蒙特梭利幼儿园。尽管他很喜欢那里实际动手的活动，不过老师们却经常反映说，他几乎从不理睬他们和其他孩子。一年级时，老师觉得亚历克斯可能在听力方面有困难，因为亚历克斯总会无视她的指示，特别是她每天布置的阅读和写作作业。在一项最早针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家庭的研究（爱丁堡精神分裂症高危因素研究，Edinburgh High Risk Study）中，母亲们通常会这样描述那些会得精神疾病的孩子：他们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我也常常会这样去想我的亚历克斯。

作者：维多利亚·科斯特洛 译者：叶香 审校：毛利华

亚历克斯在青春期时，就表现出了精神分裂症的阴性症状（negative symptom）。这些症状包括动机消退、社交与情绪退缩、不注意卫生和衣着，还有失眠等。而“阳性症状”（positive symptom）这个词则是指那些会被我们看做是“发疯”的行为，比如听到或看到不存在的人，或者坚持不合逻辑的信念。正如人们了解的那样，这些阳性症状在阴性症状出现不久之后，也不幸在亚历克斯身上出现了，而且恰恰就在他第一次精神崩溃之前。

从20世纪初起，人们就已经知道，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长期发展的疾病过程。德国科隆大学的研究人员乔基姆·克劳斯特卡特（Joachim Klosterkötter）在2001年的文章中写到，这种过程的早期标志——身体感觉受损、压力耐受性减弱、情绪反应增大，还有社交困难，“差不多会在第一次精神病症状发生前的2个月到35年之间持续出现”。

尽管很多专家依然注重治疗全面发作的疾病，然而关注疾病的起源和早期阶段，会使我们更有可能改变疾病的进程。而改变孩子的生活环境，则是减少严重精神疾病影响的一种重要方法。父母的教养方式不会导致精神分裂症，至少不会单纯因为教养方式而导致精神分裂症，但这并不意味着家长和其他成年人就没有责任去保护孩子，让他们免受精神分裂症的危害。

把握最佳时机

德国医生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在他1896年发表的论文中写到，许多精神分裂症病人的后代，特别是那些后来也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的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会在性格和行为上和同龄人有些不同”。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克雷佩林的观点，很多后来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患者，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都会显示出一些共同并且通常是奇怪的特质和经历。

了解精神疾病的危险因素和警示信号，能拯救很多因诊断太晚，而错过最有效治疗的孩子。以自闭症来说，在自闭症援助组织的游说下，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向家长和医生发布了指导性文件，并建议对9个月大的婴儿进行筛查，这样家长就可以观察可能的行为指标，例如宝宝躲避眼神交流、语言发育迟缓，或者突然出现的发展退化等。我想，家长和医生也应该开始用同样的方式，去考虑包括精神分裂症在内的其他儿童期精神疾病。

精神分裂症在人群中的总体患病率为1.1%，但是，如果父母一方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么他的孩子会有10%～12%的几率患精神分裂症，同样会有17.1%的几率患上与精神分裂症相关的人格障碍，比如偏执和精神分裂型人格障碍，而根据美国公共卫生部（U.S. Surgeon General）的数据，这些疾病在青少年中的患病率只有3%。另外，这些孩子患焦虑障碍的几率同样会上升到16%，而对于儿童来说，平均几率为13%。如果父母一方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后代患行为紊乱的几率也会从10%上升到13%。这种遗传倾向也可能表现为学习障碍。最近，对于那些父母患精神分裂症，但自己却没有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症状的孩子的研究表明，他们有更高的风险出现视网膜缺陷，这种障碍会干扰他们的视觉学习。

另外，一个没有明显表现出精神分裂症症状的家长，也可能会向后代遗传精神分裂症。一个具有潜在患病风险的人，他所表现出的症状，可能是临床诊断检查不出来的。比如，一位母亲可能会有用语古怪的现象，而这种症状，其实和她的孩子所表现出的“思维障碍”是同一种症状，只是程度较轻。我发现，我和亚历克斯之间就有这样的联系。有时，我说话时会突然感觉脑中一片空白，为刚才脱口而出的话感到短暂的尴尬之后，会胡乱地用另一句话来解释。

我想，你现在可能已经知道，自己家族的医疗史和精神病史——包括某个亲戚的怪异习惯、对药物上瘾、喜怒无常、患有某种疾病，以及一些无法解释的意外事件，都与你和孩子的精神健康有关。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的家族精神病史并不了解，这使得我们常常像侦探一样，把一个个证据串联起来，去确定一个可能会影响疾病的因素。

识别早期征兆

1990年，美国埃默里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家庭研究，他们收集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早期家庭录像。在这些录像中，他们能轻易地把后来会患上精神分裂症的孩子，从他们的兄弟姐妹中区分开来，因为他们的情绪更为低沉——这些孩子的动作不协调，也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表现出明显的高兴或不高兴。正如研究人员猜想的那样，从这些录像就可以看出，早在发病的几十年前，这些孩子就已经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征兆。

最近的研究已经表明，一些孩子在12岁，甚至5岁时，就会出现精神病症状。你或许会像我过去那样问，“5岁的孩子不都喜欢玩扮演游戏，都有幻想的朋友吗?”确实如此，但研究人员认为，精神病专家可以利用可靠的诊断性访谈手段，来区分哪些是正常的儿童幻想，哪些是心理疾病的深层征兆。研究开始时，所有参加研究的儿童都没有诊断为精神障碍，因此，对于研究人员来说，记录这些孩子的生活，以及他们是否会患上精神疾病，可以发现孩子的哪些表现可以预示精神分裂症。

在一项类似的、名为英国环境风险（E-RISK）纵向追踪双胞胎的研究中，有1 116名母亲和她们5岁的双胞胎参与了家访评估。2 127名儿童在5岁时第一次接受评估，然后研究人员会跟踪观察，直到孩子长到12岁。最终，有96%的孩子坚持下来。除了评估儿童的精神健康外，研究人员还对家庭、学校中，可能对精神病有高风险影响的一系列因素进行了评估。

研究人员通过一些问题，来看孩子有没有精神病的常见症状，比如“你是否听到或看到过别人听不到或看不到的东西”。结果发现，正常的5岁儿童大多会回答“否”，这和大多数16岁或30岁的被调查者的回答一样。在E-RISK研究中，7.9%的儿童回答“是”，属于“有可能”有精神病症状的人群。然而，当研究人员更加深入地调查，发现只有4.2%的人有“明确的”幻听症状。为了发现这些儿童是否有过妄想，研究人员问：“你曾经想过自己被跟踪或者被监视吗？”结果，2.5%的儿童可能有妄想的症状，但最后只有15名儿童明确表现出妄想症状，占0.7%。

确认了125名儿童有精神病迹象后，研究人员开始寻找，在这些儿童的生活中有哪些共同的危险因素。最大的共性是，有精神病症状的12岁儿童与健康的同龄人相比，前者在5岁的时候，明显有更多的情绪、行为和教育问题。最具征兆性的问题是，随着时间推移，那些孩子会有越来越严重的反社会行为和多动症，另外还有童年期抑郁和焦虑。不过，这些行为也不是精神分裂症特有的，在ADHD（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反社会行为、抑郁和焦虑等情况下也可能会出现。

值得警觉的是，这些有早期精神病症状的儿童更有可能自残，据他们的母亲说，这些行为包括用刀片割自己和用头撞墙，有个儿童甚至试图自缢。研究人员写到：“考虑到儿童可能会向父母隐瞒自残的事实，所以精神病症状和自残之间的联系可能被低估了。”

研究人员说，尽管绝大多数孩子能摆脱童年早期的情绪和行为问题，健康成长起来，但还是有少数儿童，没法靠自己摆脱患病阴影。风险最高的是那些与有着严重精神问题的人生活在一起的儿童。在E-RISK研究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儿童，他们有很多亲属都曾被送往精神病医院——后者的数量大概是前者的两倍，而且这些亲属中有29人曾试图自杀。

新西兰的一项持续性研究——达尼丁多学科健康和发展研究（Dunedin Multidisciplinary Health and Development Study）表明，12岁时的精神病症状能预测今后的心理问题。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调查了在1972年4月到1973年3月间出生于新西兰达尼丁的孩子。调查从3岁开始，此后每两年调查一次。研究人员对789名儿童进行精神病学评估后发现，近15%的孩子（116名）有早期精神病症状，而最初，没人认为这些孩子是精神病的高危人群。结果，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症状能够明确预示，孩子长大后会出现人格障碍。尤其是，那些后来得了精神分裂症或者相关人格障碍的人，有42%都曾报告，他们在11岁时曾有过幻想等精神病症状。

在亚历克斯的童年时期，这些微妙的症状是慢慢表现出来的，但当他14岁时，症状一下子暴发了，用“天塌下来”形容都不过分。因此，后来看到美国流行病学数据，其中指出半数成年人的精神障碍，包括焦虑障碍、双相情感障碍、抑郁、进食障碍、行为和反抗障碍、精神病和精神分裂症，都是从14岁开始时，我一点都不惊讶了。研究这种现象的科学家，把原因归结于从青春期开始的迅速生长，在这个时期，青少年的大脑、身体和情感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精神疾病对这个年纪男孩和女孩的影响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女孩更容易受到抑郁的打击，而男孩则更容易患精神病。

阻断精神疾病

大多数青少年能平安度过这个正常的发育过程，但那些患病风险较高的青少年，则需要我们的帮助。导致精神分裂症阴性症状的危险因素，可以来自不同的方面（见表）。许多科学家认为，一个人所处的环境，能够激活那些与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相关的基因；而一个容易患精神分裂症的年轻人，为避免彻底崩溃，不能承受太多的环境伤害，这就是最后的底线。

作为个人和家长，我们怎样才能控制已知的危险因素，来防止精神疾病呢？我们可以从最有把握的方面开始。我们清楚地知道，胎儿期的环境和孩子5岁前父母的抚养质量，是最重要的环境风险因素。研究显示，当一个家庭有精神病史时，如果母亲在怀孕的最初3个月承受了较大的压力，就会增加孩子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同时，产科并发症和新生儿的体重较低，也会增加这种风险。

毫无疑问，受到虐待、被同伴欺负和吸食毒品，会对处于青春期前、本身就有易感基因的孩子产生很大危害。我们认识到，儿童期和青少年期的行为问题，会导致成年人的反社会行为，也会增加患精神病的风险。而且，我们居住的地方和学校的管理水平，也会影响发病的几率。比如说，居住在城市环境中的人，更容易患上此类疾病。在E-RISK研究中，65%的受影响儿童都住在城市。流行病学家目前还不知道的是，城市居民更容易得严重的精神疾病，到底是因为城市社交隔离、接触了病菌、生存压力过大，还是心理脆弱的人们更倾向于移居到城市里去。

最后，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家庭环境的混乱程度和家庭中存在有精神问题的成人，都会对儿童，尤其是那些携带高风险基因的儿童产生不利的影响。另外，在稳定的家庭里成长，拥有慈爱、支持的父母，是一个孩子可以拥有的最强有力的“神经保护器”。

你是否发现，上面的这些话似乎在重提曾流行一时的观点：父母的不良教育方式会使儿童产生心理疾病？我确有此意。我们把什么问题都归咎于生物化学因素，而没有意识到，在孩子精神健康的成长上，父母也有很大的责任。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为孩子的精神健康承担起更多责任，不管是父母，其他家庭成员、心理健康工作者，还是包括公共卫生和政府服务在内的更大群体。这对于祖父母来说也许意味着，要公开那个保密了许久、让自己感到耻辱和愧疚的家族病史；对于父母来说，则意味着，要更多地了解对孩子健康成长有利或有害的因素。

2009年，美国医学研究所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发布了题为《预防年轻人精神、情感和行为疾病：进步与可能性》（Preventing Ment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Disorders among Young People: Progress and Possibilities）的报告，其中集合了大量证据说明，精神疾病在儿童中是可预防的。在所有的预防方法中，教给家长行之有效的“父母—子女情感沟通技巧”，是最有效的。另外，那些旨在减少药品滥用、行为紊乱、反社会行为、暴力、儿童虐待，帮助父母离婚的儿童与抑郁抗争，以及减少校园暴力的项目，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药物使用，是家长一定要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美国密歇根大学每年一次的“监测未来”（Monitoring the Future）调查，2009年，美国青少年——特别是8年级和10年级学生的大麻使用量有所增长，终结了1992年以来的递减趋势。青少年初次使用大麻的年龄下降了，认为吸食大麻会严重影响健康的青少年人数也变少了。当亚历克斯第一次吸大麻的时候，我不认为这是最大的行为问题，反而认为更大的问题是他最近没写作业。然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精神病学教授戴米安·罗斯（Demian Rose）告诉我，“数据表明，严重吸食大麻会使患慢性精神疾病的风险上升5～10倍——即使在年轻人停止吸食后”。

最后，还需要留意校园暴力：在一项6 437名12岁英国儿童参加的调查中，研究人员发现，如果儿童在8岁到10岁间遭受恐吓威逼，出现精神病症状的风险就会增加2倍。如果他曾被他的同龄人严重或频繁地伤害，那他患精神病的风险就会是原来的2倍或3倍。

过去，美国文化对恃强凌弱相当宽容，把这看作成长的必经之路。可是，过去几十年，在经历了充满校园枪击案和其他青少年恶性案件的生活之后，这个观点已经不再被接受。然而，恃强凌弱仍然每天都在上演，它转向了网络，而且在女生中也盛行起来。如果你的孩子经常在学校里或者小区里被戏弄、推倒、绊倒、言语上骚扰、排斥，或者因为误上交友网站而被纠缠，你一定要做孩子的第一道防线，不要坐等，要积极付诸行动。对于别人的孩子，你也要同样伸手相助。

对儿童最初出现的精神痛苦症状进行治疗，是早期干预和二级预防（即在疾病的临床前期作好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的“三早”预防措施）的根本所在。这种方法可以防止疾病进一步恶化。治疗不一定要用精神药物治疗。越早识别症状，治疗带来的伤害就越小。如果为了阻止儿童精神疾病的发展必须要用到药物治疗，家长也应该慎重考虑，权衡利弊。大多数成年人的精神障碍，都始于童年或青少年时期。让孩子在成年前及时得到治疗，可以获得最好的结果，即消除症状——这也是我们所追求的。

本文作者：维多利亚·科斯特洛是一位获得过艾美奖的科学作家，也是PsychologyToday.com和MentalHealthMomBlog.com的博主，还是美国旧金山心理健康协会的成员。

本文译者：叶香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基础心理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本文审校：毛利华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心理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