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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有路透长安

2000年3月，英国伦敦国王学院为一栋新翻修的建筑举行了启用仪式，再度“惩罚”了一对冤家：罗莎琳德·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 1920—1958)与莫里斯·威尔金斯(Maurice Wilkins, 1916-2004)，因为那栋供生物医学研究的新建筑，是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说起这事的原委，沃森的《双螺旋》（1968）难辞其咎。 　

《双螺旋》是20世纪最畅销的科学家回忆录，为大众叙述了当年科学家解开DNA分子结构之谜的故事。书中人物个个生动，跃然纸上。故事里有四位主角，沃森、克里克、威尔金斯三人分享了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荣誉，而罗莎琳德已在他们获奖的4年前过世了，连38岁的生日都没来得及庆祝。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要是大家一直往前看，再伟大的科学家都会变得形象模糊，最后被人遗忘，或只剩下名字。可沃森对于年轻时读过的《大亨小传》难以忘怀，想试试文笔，于是将自己从1951年到1953年那段摸索DNA分子结构的经历写了出来。想不到这部回忆录未出版先轰动，许多人都不满沃森为自己刻画的形象，出面抗议，包括克里克与威尔金斯。罗莎琳德突然变成争议的焦点，因为她已“无法为自己辩护”。罗莎琳德因而“再生”了。

在沃森的印象中，当年的罗莎琳德是威尔金斯的克星，使威尔金斯一筹莫展。她高傲跋扈，令人望而生畏，而且不懂得打扮，连二十出头的沃森都感受不到她一丁点儿女性魅力。其实，罗莎琳德是位不折不扣的美女。即使是最维护沃森的人，只要见过罗莎琳德的照片，都觉悟自己“上了沃森的当”。

《双螺旋》最引起非议的地方，不只涉及人事，还涉及科学研究的行规。沃森与克里克解开DNA分子结构之谜，最关键的线索来自罗莎琳德的研究成果——他们读过罗莎琳德未公开发表的报告，罗莎琳德却不知情。 　

因此《双螺旋》出版后，许多人出面为罗莎琳德打抱不平，讨论一发不可收拾，立即上纲上线。流传最广的结论是：沃森偷了罗莎琳德的成就；科学界的父权结构，让杰出的女性科学家难以出头。1975年，自称是罗莎琳德友人的安·塞尔(Anne Sayer) 出版了《罗莎琳德·富兰克林与DNA》，就坚持这个观点，为后来的讨论定了调。 　

对这个观点最合理的评论，是著名物理学家兼作家伯恩斯坦(Jeremy Bernstein)写的书评，收入了他在1978年出版的文集中(Experiencing Science)。伯恩斯坦一开始就指出：《双螺旋》不是历史而是一份回忆录，沃森也没有自认为在写历史。然后他就直指“罗莎琳德问题”的核心：既然罗莎琳德掌握了关键线索，为什么没有先驰得点？ 　

我们读《双螺旋》要是读得够仔细，一定能体会一些评家的话：沃森实在太幸运了。他到英国剑桥研究DNA之前，连起码的知识都没有掌握，只有研究病毒遗传学的经验。而在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 ，他却能与当时的顶尖高手共事，学习“化学键的性质”这类大学本科生就该有的“常识”。这样的际遇即使不是空前绝后，也绝无仅有。沃森在卡文迪许，有如子入太庙每事问，而只要问，就有适当的人提供适当的答案。但是，解开DNA分子结构之谜到底是沃森的游戏，他是动机，也是动力。他动员了所有他可以动员的资源，终于达成目标。要不是身在卡文迪许，他哪有机会搞出名堂？

更重要的是，沃森与克里克这对搭档，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都是罗莎琳德与威尔金斯的反例。一对相契莫逆，一对互不顺眼。

比起沃森，晶体学家罗莎琳德根本是孤军奋战。1951年1月，罗莎琳德到伦敦国王学院报到。实验室里，威尔金斯比她年长、资深，已投注了相当心力研究DNA分子结构，并提出了相关假说。可是刚转行搞DNA的罗莎琳德，新来乍到就独占了最好的实验设备与DNA标本，拒绝与威尔金斯合作，更瞧不起沃森与克里克这对“外行小丑”。

罗莎琳德有高傲的资本：她的能力与成绩不容置疑，她深信条理分明地按部就班才能获得优质研究结果。偏偏DNA分子的结构涉及的不只是单纯的晶体学原理而已。果真DNA是遗传物质，它的分子结构就必须提供“（基因）复制与编码”机制的线索。这是生物学的根本问题。难怪整出戏由沃森导演，其他人只能扮演适才适所的角色。而罗莎琳德不愿入戏。

伯恩斯坦认为“罗莎琳德问题”是个巧合的悲剧，备受赞誉的罗莎琳德新传记Rosalind Franklin: The Dark Lady of DNA［作者为布伦达·马多克斯（Brenda Maddox），2002年出版］，也只是这个断语的注脚。悲剧的功能是让读者（观众）“心涤荡而无累，志离俗而飘然”。谁没有过“时也，运也，命也”的怨叹呢？外人硬将两个不相容的人物凑在一块儿，美其名曰和解或补偿历史的不公，既不尊重真相，也显得做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