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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姆比·恩杜格从非洲来到美国，为了寻找阻止艾滋病传播的方法，他又返回了非洲。

撰文 布伦丹·伯雷尔（Brendan Borrell） 翻译 阮南捷

今年，43岁的恩杜格获得了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的国际青年科学家奖。该奖项为他提供了5年的研究经费，使他可以继续从事免疫系统的基因研究，这有助于他抗击艾滋病，说不定能研制出对抗艾滋病的疫苗。他是夸祖鲁纳塔尔大学艾滋病病理学研究计划的负责人。这所大学所在的城市座落在南非的一个角落，是全球艾滋病感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感染率高达39.5%。恩杜格笑容可掬、心态乐观，他是一群积极进取的非洲科学家的导师，在他那只容得下两把椅子的狭小办公室里，到处都挂着学生们感激的留言。

《科学美国人》近期采访了恩杜格，以了解非洲艾滋病研究的现状，以及他的生活轨迹如何塑造了他的科研目标。

《科学美国人》：你还记不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当你还比较小，生活在肯尼亚农村时，第一次听说有人患上艾滋病的情形？

恩杜格：我当然记得那个得艾滋病的人，尽管这些事情你永远也不可能公开去讨论。但你能听到流言，而且传言中的那人多半得了艾滋病。这种疾病给人们带来太多的耻辱和恐惧。它带来的痛苦是巨大的，因为人们还没研制出能够抗击逆转录病毒的药物。

《科学美国人》：所以，这在潜意识里促成了你对科研的兴趣？

恩杜格：我从小就对数学和自然科学感兴趣，因为我对这些学科比较擅长，而且我父亲也在培养我在这方面的兴趣爱好。他是邻村学校的英语教师，总会带些报纸回家，我会认真地阅读这些报纸。虽然我出生在一个小山村，但我非常希望了解外面的世界。

后来，我决定去拿个兽医的硕士学位。我的一位中学老师把我介绍给肯尼亚内罗毕大学的一位做血吸虫病疫苗研究的教授。血吸虫病是一种寄生虫病，在发展中国家很常见。这段经历让我着迷，我决定继续走下去，去攻读博士学位。

《科学美国人》：你的博士学位可不是随便拿的，你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是怎么做到的？

恩杜格：我的确非常幸运，因为当我刚开始研究血吸虫病时，正好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也给我提供了一个为期6个月的培训机会，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制备单克隆抗体的技术。培训期间，我的导师们鼓励我在科研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后来，我作为一名博士生被召入哈佛大学，并且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科学美国人》：那是你第一次到美国吗？

恩杜格：那是我第一次走出肯尼亚！当我抵达波士顿时，我以为会有人在机场接我，但不知道为什么没人来接，所以我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就这样，我出现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门口。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下午，我感觉特别饿，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个地方喝杯咖啡。后来我去了唐恩都乐（Dunkin’ Donuts）。

《科学美国人》：你是否觉得美国文化以及哈佛文化中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恩杜格：差异确实非常大。我以前从未在正规的实验室待过。内罗毕大学的科研资源的确很匮乏，很难搞到试剂。那里的科学家也很少，所以大多数时候你是和一两个人一起工作甚至单独工作。

当我置身于美国的实验室时，看到周围到处都是书籍、试剂和瓶瓶罐罐等典型的实验室物品，的确令我大开眼界。我发现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

以前，我从未见过流式细胞仪（flow cytometer），也不知道它可以用来给细胞计数。幸运的是，每次我向周围的人寻求帮助时，他们都很乐意帮我，让我很快就熟悉了实验室的一切。不久，他们就鼓励我去攻读博士学位，于是我在1995年申请了。

《科学美国人》：是什么让你决定返回非洲的？

恩杜格：我拿到博士学位，想清楚了自己想干什么之后，我经历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

在内心深处，我总想回到自己的家乡，但同时，也很怀疑自己回到非洲后能否成功。我认识的许多人回去后都过得不如意。他们回到了非洲，但得不到必要的支持来建立一个实验室。

但我的导师马克斯·埃塞克斯（Max Essex）帮助我在博茨瓦纳建立了一个实验室，并建议我留在那里工作。这让我可以拥有一些科研资源，就像美国哈佛大学的那些研究所一样。同时，这也给了我直接在非洲工作的机会，而我一直想在这里做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样难得的机会不容我错过。

《科学美国人》：你主要研究的是，人体从感染HIV到艾滋病病发的这个过程。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过程吗？

恩杜格：艾滋病是一种由人体免疫缺陷病毒（HIV，也即艾滋病病毒）引起的免疫缺陷性综合征。当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并不意味着他就已经得了艾滋病。

实际上，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整个发病过程需要很多年。因此，一个人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上十年而不表现出任何症状。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机体的免疫系统会遭到病毒破坏，然后会发生机会性感染（opportunistic infections，OI），这种感染在免疫系统正常的情况下不会发生。病情发展到这一步，才是我们所说的艾滋病。我的研究重点是，为什么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在发病的表现上会有那么大的差异。

《科学美国人》：有的艾滋病感染者1年内就发病，有的却要经过20年才发病，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的？

恩杜格：在发病过程中，艾滋病感染者的免疫系统中有一种叫做CD4的重要细胞会逐渐减少。机会性感染的种类也因人而异，这取决于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例如，卡氏肺囊虫性肺炎（pneumocystis pneumonia）是西方艾滋病患者的一种典型并发症，但这个并发症在非洲地区并不常见，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可能是环境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有实验证据显示，遗传因素、免疫应答以及病毒自身的特征一起决定了感染的表现。

《科学美国人》：有的人天生就对这些机会性感染有抵抗力。

恩杜格：的确是这样。我们与4所医院进行合作研究，希望弄清楚在遗传学、免疫学和生物学中，到底是哪些因素造成这些差异的。

有些人携带艾滋病病毒，但并未发展成艾滋病或者体内病毒量很少，他们的CD4细胞数完全正常。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是因为我们在他们身上检测出了艾滋病病毒的抗体。如果从这些人体内采取血液细胞进行培养，就可以发现病毒，但在他们体内检测不到病毒，这可能是机体内某种潜在的免疫机制在起作用。这种机制就是我们试图了解的东西。

《科学美国人》：你已经发现了一些特殊的免疫蛋白，会在发病过程中起关键作用。

恩杜格：是的，那是人类白细胞抗原蛋白，或者叫做HLA蛋白。它们就像一种标志，附着在病毒的蛋白质上，这样一来免疫系统中的攻击细胞能检测到这种标志，从而知道机体正受到病毒侵害。然后，免疫细胞会将那些受到感染的人体细胞定向清除。HLA蛋白是人体内最多样化的蛋白，而且在不同种族中，HLA蛋白分子还有不同的类型。包括我们在内的许多研究显示，一个人是能抵抗艾滋病病毒，还是很快就会发病，他的HLA蛋白类型是决定性的遗传因素。携带了“保护性基因”的感染者，他们体内的病毒数量通常只有其他感染者的1/3，甚至更低。

《科学美国人》：这些蛋白是如何起作用的？

恩杜格：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得弄清楚这些蛋白如何影响人体的免疫应答，以及面对这些蛋白，艾滋病病毒有怎样的反应。艾滋病病毒已经进化了，它们能够逃避特定HLA蛋白的识别，但是这种进化也使病毒变得脆弱，它们的复制不再像以前那样高效。人们也许可以研制出一些疫苗，专门针对病毒的这些薄弱环节。

《科学美国人》：在艾滋病疫苗的研究上，下一步做什么？

恩杜格：我们会通过实验室分析，找到艾滋病病毒的这些薄弱环节。然后，我们还会看看，艾滋病病毒还有没有其他比较脆弱的地方，并试着利用这些弱点，构建可以削弱病毒的疫苗。显然，还有些机制也可能控制艾滋病病毒，我们和其他研究者一直在研究，看能否加强这些机制。我们希望综合运用这些策略，构建出一种高效的疫苗。

《科学美国人》：我们还有其他办法来控制艾滋病的传播吗？

恩杜格：有。我们知道，有些人可以抵抗艾滋病病毒的感染。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CCR5-delta 32突变，这种突变可以阻止艾滋病病毒进入细胞，使人体能够完全抵抗感染。我们在内罗毕大学和南非的一些研究显示，有些人也许有其他免疫机制来抵御艾滋病病毒。我们希望，这种抵抗能力与病毒复制所需的某些人类基因有关。艾滋病病毒依赖人体的蛋白质来完成自己的生命周期，如果这些蛋白发生了变化，就可能会影响到艾滋病病毒的复制。我们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科学美国人》：在西方，人们除了使用疫苗外，还利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以及蛋白酶抑制剂来控制艾滋病病毒。这些治疗方法在非洲推广得怎么样？

恩杜格：南非也会用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药物甚至可以由政府免费提供。当然，每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我们还难以做到使每个患者都能得到治疗。不同国家的医疗水平也决定了防治艾滋病的效果。

《科学美国人》：是的。南非前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就是一个否认艾滋病的人。他的观点对南非的抗艾行动有怎样的影响？

恩杜格：那简直是个悲剧。南非对艾滋病流行情况不闻不问，在与艾滋病的战斗中，的确拖了全球的后腿。那时的南非政府不像现在这么果敢，这也造成南非在抗击艾滋病的斗争中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那些极力否认艾滋病的人都很有影响力，因此他们对公众有相当强的误导性。

不过现在情况好多了。越来越多的政府、非政府组织（NGO）以及其他共同抗击艾滋病的社会力量在相互合作。

《科学美国人》：当你回到肯尼亚家乡的村子，你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吧？

恩杜格：其实我不觉得自己是个名人，但父老乡亲的确非常为我骄傲。对于家庭还有邻里对我多年来的支持，我非常感激。

本文作者 布伦丹•伯雷尔现居纽约，他常常为《科学美国人》和《自然》撰写科学和环境方面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