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中国科学实力在全球到底处于怎样的水平？这是很多人关心的话题，也是本专题试图回答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本专题唯一的目的。我们试图从科研、教育、成果转化等多个方面，探索世界科学的发展趋势，以为借鉴。

跨国协作：创新引擎

能否同其他国家在科研上通力协作，是衡量一个国家创造力的指标之一。

撰文 约翰·塞克斯顿（John Sexton） 翻译 冯泽君

这个故事想说的是：在过去的25年中，世界变化很快，尤其在科学界。萨哈罗夫释放那会儿，世界上只有少数几个国家在进行正儿八经的科学研究，研究内容也主要局限在与国家利益有关的方面。如果“不幸”必须跨国合作，那么通常合作程度越深，工作就越难开展。如今的情况则大不相同。

 “全球化”是人类历史步入新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它不是最近才提出的。早在2004年，历史学家约翰·科茨沃思（John Coatsworth）就给“全球化”下了一个定义：人、物品、理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加速流动时所发生的现象，从现代人走出非洲之日起，这种现象一直在以不同形式出现。然而现在发生的状况与以往又有所不同，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地球另一端发生的事情，会对我们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经济、政治、文化还有思想，无一例外。世界各地的社会团体形成了一张创新之网，那些“创意之都”则是这张网的重要节点。如果说在文艺复兴时期，才俊们奔波于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如今最具创意的人群则更方便地辗转于硅谷、上海、伦敦和纽约。

从亚里士多德到斯蒂芬·霍金，科学家一直在尝试跨界合作，而科学天生就有“打破边界”的基因。

伽里略的天文学发现证实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继而又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奠定了基础。然而完成这些原本密切相关的重大发现，却花了科学家几个世纪的时间。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科技发展平稳而缓慢，这是因为科学家之间相距甚远、普通人受教育机会有限、资源匮乏，同时还有其他干预。而今没有了这些障碍，创新的速度变得突飞猛进。

研究显示，全球科技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国际间科技合作日趋频繁。请看以下数据：1996年，作者分属两个甚至多个国家的科技论文占总数的25％，如今这一比例达到了35%。美国科学家同其他国家科学家合作发表的论文，也从2006年的16%增加到2008年的30%。2008年，中国科学家发表的论文是1996年的6倍。如今全世界有10%的科技论文来自中国。1989年，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申请注册专利数位居前十的国家里还没有韩国，如今它已位列第三。1995年以来，土耳其的科研经费增加了6倍，科研人员数量多了43%。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些数字增长凸显出一个简单事实：国际科研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发生了极大变化，主流科学界出现了很多新面孔。

尽管科学家本身未必意识到自己参与了全球化，但全球化正以其独特的方式渗透到科学事业。交流的便捷，加速了思想和理念的传播，科学团体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正是全球化的基础，也是其优势。科研全球化创造出了一个更开放的智力体系，把更多有智慧的人纳入到创新的队伍中，以满足人类追求知识和自身进步的渴求。

以近年出现的一种抗疟疾特效药青蒿素（artemisinin）为例。去年9月，拉斯克－狄贝基临床医学研究奖颁给了研发此药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其实，早在40年前青蒿素就在中国研发出来了，但当时中国科学家对外交流不多，使这项重要研究晚了7年才被世界知道，而被广泛应用，则更是多年以后的事了。再比如，1940年，有德美双国藉的生物物理学家马克斯·德尔布鲁克（Max Delbruck）和意大利微生物学家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合作了一项著名实验，证明细菌对抗病毒的能力是可以遗传的。这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实验，可当初两人的交流竟是通过邮局——当时最可靠有效的合作方式进行的。

今天，网络和社交媒体对“团体”这一概念有了新的解读。我们已经习惯了同陌生人进行思想交流，能够用更新、更高效的方式扩展研究团队，合作者之间的关系也更加深入。今天的科学家用Skype、Facebook或是其他网络工具进行交流。如今，数据传输变得极为快捷；合作团队规模更大，其中不乏非科研人员；采集、评估和处理的数据量也极大。所有这些因素都重新定义了合作和同事的概念。纽约大学现在有了上海分校和阿布扎比分校，纽约校区的数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们与其他校区的同事合作起来，就像同隔壁实验室合作一样方便，各个分校间用最先进的设备分享数据。

现在距离已经变得不是问题。比如，研究不同地区语言差异的项目，可以直接到不同地区去实地考察，这显然十分有利于此项研究。纽约的科学家可以调用其他地区的高灵敏设备监测大脑磁场，避免当地地铁系统对设备产生的干扰。不管什么项目，各地的科学家都能够不再受工作日所限，随时保持联系。因为科学家们通常工作都很努力，晚上还会去实验室，为了实验放弃假期。处于不同时区的实验室之间的合作，还可以最大化利用时间，实验可以24小时不间断进行，结果出得也更快。世界各地的研究小组正越来越多地利用时差提高工作效率。

不受地域限制的快速沟通，极大地改写了科研工作的进程，很多前所未有的新课题或是以前无法研究的课题开始浮出水面，比如气候变迁、食品安全以及人道主义命题（如水工程、热带疾病等）。对单个地区而言，这些问题可能不重要，但从全球范围看，却非常重要。因此，不能只看到便捷沟通使得国际化研究受益的一面，也要看到国际研究小组的成立，有助于大家意识到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从而使这些问题受到科学界重视的一面。

另一方面，要迅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也非全球合作不可，比如海平面上升，城市规模化带来的管理压力等。研究这些问题需要从世界各地采集数据，需要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之巨、方式之复杂，要是在25年前，根本无法想象。要不是全球化微妙地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方式，使人们可以打破时空，进行合作，这些研究根本无从谈起。

可以说，全球化使我们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随着全球科技人才越来越多，信息获取越来越便利，世界各地的科学团体对美国和西方的依赖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视科技为发展经济的基础，纷纷加大科研预算，扩大国际科研合作。

比如现在很多亚洲大学，尤其是中国，不断增加对科学和工程博士的资助，而美国却反其道而行。15年前，美国科学家发表的科技文章数量是中国的10倍，国际科学期刊中几乎看不到中国人的身影。两年前，中国发表的文章数升到世界第二，很可能明年就会超过美国。过去十年，中国、印度和巴西的研发费用翻了好几倍，在世界研发投入总花费中占的比例，从17%涨到24%。2010年，美国专利办公室的一项调查显示，2008年起美国在本国专利中已不占主导地位，其他地区专利总数已超过美国。另有一项汤森路透的调查显示，去年，中国新专利申请数已经超过美国和日本。

全球科技蓬勃发展，是一件大好事。各种国际合作的“大科学”项目已经证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比如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空间站、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还有法国的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科技全球化可说是人类的福音。

不过，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科学家和科研机构之间的联系和合作方便了，也会带来很多风险和挑战。这是社会现实，随着联系增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也会层出不穷。

不管科学的疆界怎么扩大，不管有多少人参与，总有人不在全球化的范围之中。有人没有手机，有人接触不到互联网，有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还有很多人被排除在“全球化”之外。更严重的是，这种状况容易陷入恶性循环，使得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差距不断加大。

所以，我们不能忽视那些不在“全球化”范围内的非主流群体，有很多重大科技突破都来自他们。换句话说，高科技以异常高效和有益的方式将学者、研究人员与非科学人员联合起来，但“群体思考”和“快速思考”容易造成思维定势。另外，合作的加强也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严重影响合作效率和研究进度。

移民政策也会影响国际科学研究。虽然交流合作比以前方便得多，但大学遇到的移民方面问题越来越多——合作者拿不到签证、研究生加入了研究项目，却由于国籍问题入不了境。国家安全无疑是美国和西方国家首要考虑的因素，但如果想充分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相关政策必须调整。

全球化也可能搞砸一些问题。虽然一些顶尖大学已开始进行结构调整迎接全球化，美国杜克大学校长理查德·布罗德黑德（Richard Brodhead）不久前也说，“到本世纪中期，只有‘全球网络化’的大学才是好大学”，但到目前为止，全球化经验最丰富的组织只有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与科研机构间的合作日趋频繁，对学术研究的投入也越来越多。不过这种合作方式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科研机构必须谨慎对待。

首先，大学追求的是知识进步，不管是在科学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大学是基础研究的根据地，许多基础研究曾对社会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公司往往只关心特定研究结果和产品，对基础研究并不热衷（贝尔实验室的衰落即为一例）。因此，公司一般不会去资助大学的研究，导致基础研究得到的经费比较少。其二，公司有可能为实现自己的利益，以资助为诱饵，暗示研究机构得出自己想要的结果。比如，有些制药公司就曾操纵研究，导致某药物的有效性十分可疑。

这并不是说科学研究不应该接受公司资助。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本身就是跨界的产物。只是接受资助的同时，我们必须加强监管，保护科学发展，要时刻提醒自己，知识才是科学的唯一主人。

合作研究的繁荣是一件好事，它使更多东西方政府（尤其是东方）将更多重要资源用于科学研究。但如果下列问题不解决，各国参与合作的动机有可能会减退。

比如，科学家的研究项目能同时接受两国的资助吗？如果能，是任意两个国家都行，还是这两国必须是盟国呢？目前，很多大学能够申请来自中东和亚洲的重大科学基金。对此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接受多方资助的项目（尤其是涉及“认定出口”领域的项目）很难再从本国申请到基金。这些限制性政策对科学是好是坏？如果这些政策被严格执行，从长远来看，会不会孤立美国科学家？另外，跨国研究组织的知识产权最终归谁？尤其是那些受多方资助的研究项目。参与各方仅凭一纸合同就能解决吗？参与资助的政府又会有什么要求呢？

美国的研究机构非常重视基金来源，视其为评判研究水平的标准。可是今后，如果仅考虑来自美国的基金，这种标准还可靠吗？

全球化将改写科学发展的轨迹，决定科学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什么角色、具有什么价值。科学研究是面向全球开放，还是仅对部分人开放？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全球性问题上，还是少数人的利益上。科学团体应接受一些颠覆性的理念，还是应更遵循传统智慧？各国应保持固有规则还是灵活应变，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合作？

参与全球性科学讨论的机会从未如此之多，广泛的国际合作为参与者带来前所未有的机会——学习、讨论、打破学科和领域之间的隔阂。当然，也会遇到一些障碍，前进的道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我们要有思想准备。

全球科研合作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除此之外，科学交流和培训也成了国家和地区间不可或缺的一种重要合作形式。所有国家都已意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大学接受科学训练，具有全球视野，他们会投身于灵活高效的机构，冲破地区限制取得成功。这些新的领导者，将引领全球化进入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