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人类总是通过创造各种工具，比如科学，来努力突破在自然进化中所面临的各种极限，这是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而独有的特征，也是人类的本性。

撰文 罗伯特·M·萨博斯基（Robert M. Sapolsky） 翻译 刘爽

如果跟一个人类学家聊天时谈到人的本质，你很有可能会听到这样的老套说辞：“你应该知道，人类历史中99%的时间都是在开阔的大草原上，以小团体的形式狩猎和采集食物。”这是学术研究上的老生常谈了，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实际上，诸如直立行走、较大的大脑等人类的主要特征，都是在早先的数百万年中产生的。这些进化过程中产生的“创新”好处多多，但也不是全无代价：双足站立的姿势使我们容易背部疼痛，而硕大且善于自省的大脑皮层，难免引发生存绝望（existential despair）。在进化的道路上，通常没有免费的午餐。

除了上述几个缺陷之外，就整体而言，人类在最近一段时期为自己营造的环境，与我们的身体和头脑在进化过程中所适应的那种环境已经有了极大的差异。饭菜直接送到你面前（感谢比萨饼快递员），你不用再玩命狂奔着去追寻你的晚餐了；登录到Facebook网站，你能随时跟最亲近的人互动，不需要整天和他们见面待在一起。人类学家用来解释人类特征的那些老套说法，有些再也派不上用场了。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所适应的环境，与当今的环境是有差异的。形成这一差异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人类另一个决定性的、至关重要的特征：我们总是通过创造各种工具，来使自身变得更迅捷、更聪明、更长寿，努力地打破我们在自然进化中所面临的各种限制。科学就属于此类工具之一，我们借此打破了石器时代那种“眼见为实”（seeing-is-believing）的思维定式，也正是凭借着科学，我们将有可能摆脱下一次灾难，不管是流感大暴发，抑或气候变化。可以说，这是人类追求超越自身的愿望的终极表达。

独特的人类

自然选择如何将我们塑造成现在这种独特的灵长类动物？要理解这个问题，就先让我们回到早期人类生活的大草原。草原上地形开阔，与我们的猿类祖先所栖息的森林截然不同：草原上阳光更强烈，可供食用的植物也更少。为了应对这样的环境，我们的祖先褪掉了厚重的体毛以使身体保持凉爽。另外，随着食谱由难咬的蔬菜变为以食草动物的肉为主，他们的臼齿也逐步退化，磨削面所剩无几，几乎毫无用处了。

与此同时，食物稀缺使得古老的人类祖先身体变得非常“节能”，并且善于储存热量。现在的人类有着跟祖先相同的新陈代谢机制，不同的是，现在我们常常吃快餐，因此糖尿病成了遍布全球的祸患。此外，在进化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很少遇到自己以前没有遭遇过的病原体，我们的免疫系统长期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进化。可是如今，假设你在机场里靠近某人打了个喷嚏，第二天，你的鼻病毒（rhinovirus）可能已经被带到地球另一边的某个地方了。

人类的生活习性中，独特之处很多。按照灵长类动物的标准来看，我们在很多方面显得不伦不类，下面举例说明。灵长类动物可以划分为两个差异显著的大类：其中一类是“雌雄配对结合”（pair bonding），雄性和雌性之间会形成长期、稳定的配偶关系，无论在群体生活中，还是性行为方面，均为一夫一妻制（monogamy）。夫妻中的雄性承担部分甚至大部分照顾子女的工作，这一类中的雄性和雌性体型大致相当，外观也很类似。长臂猿（Gibbons）以及多种生活在南美的猴子均属于此类。另一类可以称为“锦标赛类”（Tournament），习性与第一类完全相反：照顾后代的任务完全由雌性承担；雄性的体型比雌性大得多，而且身上还有各种招摇炫目的装饰——比如，面部的花哨色彩以及背部的银色鬃毛。这一类中的雄性热衷于摆出攻击性的姿态（aggressive posturing），而花在这上面的时间已经到了离谱的程度。无论是按照解剖学、生理学，还是遗传学的标准，人类这种灵长类动物，既不是典型的“雌雄配对结合”，也不是“锦标赛类”，无法归入前述两类中的任何一类，只能无奈地居于两者中间了。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来，人类堪称灵长类动物的标准：我们极具社会性，与社会交往相关的诸多能力是人类智力中最为发达的部分。对我们这样的灵长类动物来说，可能搞不懂一个表示传递关系的复杂数学公式，但很容易弄明白：如果C听命于B，而B听命于A，那么当A出现的时候，C最好翘起屁股匍匐前行以示服从。我们能在极为复杂的社交场景中灵活应对，并且分得清是否有人违反了某条社交规则。一般来说，我们更擅长发现欺骗别人的人，而不那么擅长发现过于慷慨的人。而且，人类拥有无可匹敌的面部识别能力（facial recognition）：我们大脑皮层的梭状回（fusiform gyrus）中甚至有一块区域，专门负责这项功能。

人类进化出来的高度社会化的大脑，在自然选择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它帮助我们提高自己感知社交对象心理状态的能力，在社交中占据上风，熟练地吸引潜在伙伴和支持者。在美国人之中，年轻人社交智慧的高低，比学术能力评估考试（SAT，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的标准入学考试）的分数，能更准确预示其成年后职业生涯成功与否。

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人类的社交智慧首屈一指。关于灵长类动物进化的社会化大脑假说（social brain hypothesis）基于如下事实：在各类灵长类物种中，新皮层（neocortex）在大脑中所占比例与该物种社会群体的规模存在对应关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相比，人类中这一对应关系更为显著（传统社会中的群体大小就是一个例证）。换句话说，人类大脑中最能代表灵长类特征的新皮层一直在孜孜以求地试图搞清下述情况：谁跟谁合不来，谁将跻身统治阶层，谁和谁正在私下里胡闹……并且在这一探求过程，大脑中的新皮层得以不断进化。

而在今天这个与远古时代差异极大的环境中，我们需要适应；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头脑和习性都是在遥远的狩猎采集时代被塑造出来的，它们都需要重新调整以适应现在的环境。现在，我们可能会生活在与出生地相距千里之外的地方；在迪斯尼乐园的“飞跃太空山”前排队时，我们遇见的人可能比祖先们一辈子见过的人还要多。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甚至会在看着某人的照片时，就产生欲望冲动，即使连那个人是谁都完全不了解——对于哺乳动物来说，这可真够怪异的。

超越进化局限

我们人类一手创造出的、还在繁荣发展的现代社会，与远古时代相比早已面目全非。这就表明，摆脱自身的束缚正是人类的本性之一。我们惯于突破极限。我们通过各种方式挑战人类这一物种的局限，而科学则是其中最新、最陌生的领域。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所发生的各种巨变都是科学的直接产物，在这些巨变中，人类对自身局限的突破都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古代那些驯化改良了某些动物和植物的人们，可以称得上早期遗传学家，他们的成果曾使食物产量出现革命性增长，而如今却成了地球自然资源的严重威胁。

除了这些具体的突破，从更抽象的层面上来看，科学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什么是规范，怎么才能更好；科学也改变着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正是因为科学，人类的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平均身高有所增长，在标准化智力测试中取得的分数也有所提高；同样拜科学所赐，每个运动项目的世界纪录最终都会被打破。

尽管科学已经突破了很多领域的既有边界，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突破并没有给人类自身带来多少改变。无论人类的预期寿命有多长，我们仍然得面对死亡，仍然会有某个排名头位的致死因素大肆横行，仍然会哀叹至爱亲朋过早地离我们而去。至于说人类在平均意义上变得更聪明、更高大，在运动项目中表现得更好，可是谁又在乎平均值呢？作为独立的个体，我们希望自己比其他人更好。我们的大脑天生就容易嫉妒，喜欢比较，对相对值的兴趣更甚于绝对值。这是因为，我们的感觉系统常常并不直接报告某个刺激的绝对值，而只告诉我们其相对于周边其他刺激的相对值。例如，当某种颜色附近伴有“补色”（比如红色的补色是绿色）时，我们视网膜上的细胞会对这个颜色更敏感。也许我们都想做聪明人，但其实我们最希望的还是比周围的人更聪明。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运动员，同时也引发了一个关于人类的古老问题：你要跑得多快才能不落入狮子口中？答案永远是：跑得比旁边的人更快就行了。

尽管如此，在遇到疑问或挑战时，科学往往要求我们突破自身的局限。对此，我总结了四种类型。其中第一种与科学时常显露出的缺乏社交性的特性（asocial nature）有关。这里所指的并不是某些由个人单独进行的科学探索，比如某个科学家凌晨3点还在独自工作。我所说的是，科学常常需要我们对一些缺乏趣味的对象真正产生兴趣。对于这条规则， 显然有许多例外——比如，灵长类动物学家（primatologists）晚上坐在一起，闲聊他们所研究的猴子的怪癖和小过失；古生物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把自己最喜欢的头骨化石称作“乖孩子”（Dear Boy）。但是，在其他一些科学领域中，研究者要考虑的是极度缺乏趣味的课题——比如，天体物理学家试图在其他恒星系统中找到行星。从事科研往往意味着，让我们自己那偏好社交的大脑对某些相当不讨人喜欢的课题发生兴趣。

科学促使我们突破局限的第二种方式，是要求我们必须思考和相信一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比如在研究量子力学、粒子物理学以及纳米技术的时候就是如此。我在读研究生的那几年中，把时间都花在了将液体从一个试管转移到另一个试管，或者测量诸如激素、神经递质等物质的水平。如果当时我停下来思考一下的话，也许会很难相信像激素、神经递质这样的物质是真实存在的。正因为很难相信看不见的物质的存在，也就难怪很多像我一样经常测量、克隆或者注射这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的实验室研究人员，一有机会接触像干冰这样实实在在的物质，就会变得兴奋莫名。

科学促使我们突破人类轻信（credulity）本性的第三种方式，来源于科学所引发的问题的特征。在整个动物界，人类对遥远过去的记忆，以及对未来的感觉，都是无可匹敌的，但这一能力也并非没有局限。我们从事狩猎和采摘的祖先，可能还记得自己祖母的祖母曾经讲给祖母听的故事，或者想象一下自己下一两代子孙的命运。但是，科学有时候会要求我们仔细推敲某些在时间跨度上没有先例的事情。比如，下一个冰河期何时到来？冈瓦纳大陆（Gondwana，地质学中大陆漂移说所假设的南半球超级大陆，包括现今的南美洲、非洲、澳大利亚以及印度半岛和阿拉伯半岛）会不会再度合并起来？一百年后蟑螂是否会统治人类？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人类的思维都不喜欢思考长时间跨度的过程，或者说对这样的过程毫无兴趣可言。我们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时间贴现（temporal discounting，指个人对事件的价值量估计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下降）都很陡。这意味着：现在就拿到10美元或10份食物，要比等到明天获得11美元或11份食物更有诱惑力。当我们寻求神经冲动水平上的即时回报时，大脑成像检测结果表明，大脑中的“多巴胺奖赏回路”（dopamine reward pathways）就会活跃起来。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而言，下个星期就能拿到手的半份不怎么新鲜的爆米花，似乎都要比等上千年而去赢得一场关于板块构造假说（plate tectonics）的赌局更有价值。

此外，还有一些科学问题以最深刻的方式拓展了我们的极限。这都是一些极富抽象性的难题：是否存在自由意志？人类的意识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是否存在人们不可能知晓的事物？

我们可能会轻易接受这样一种观点：我们还停留在旧石器时代水平的思维能力还是放弃这些问题，把它们交给上帝去应付吧。问题是，人们倾向于按照自身的形象，去构想上帝的样子。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患有自闭症同时信奉宗教的人，常常会想象出一个不善交际的上帝，这个上帝主要关注的是如何避免原子飞散开来这样的问题。纵观历史上由人类构想出来的各种神，很难找到哪一个神拥有高超的抽象思维能力。相反，他们有着相似的品味。没有哪个传统的神会乐于跟哥德尔（Gödel）聊一聊关于认知的问题，或者跟爱因斯坦一起掷骰子（也可能不是掷骰子，姑且这么一说吧）。这些神更感兴趣的是作为祭品献给他们的大公牛，以及尽可能吸引更多的林中仙女。

科学探索对人类所面临的根本局限发出了挑战。科学要求我们高度关注各种事物：微小的乃至肉眼看不见的，不能呼吸或者无法移动的，以及那些在时间和空间上都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事物。科学促使我们关心某些连“神”都可能感到无聊至极的课题。科学是人类迄今为止从事过的最具挑战性的活动。毫无疑问，如果当你上中学的时候就在阅读《科学美国人》之类的杂志的话，“书呆子”（nerd）的头衔肯定不会落到你头上。做科学、想科学、关心科学，这些需要冒险的事情肯定不是胆小怯懦之辈所能做得了的。我们早已进化得能够跟剑齿虎（saber-toothed cats）叫板。我们要重新建构这个世界，通过解决一个又一个科学问题，来尽力改变自身命运。这才是人类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