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寻找生态“诺亚方舟”

我们通常认为，保护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来保护和我们共享一个地球的动植物。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如果自然界中的生物物种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逐渐走向灭绝，我们自己也必将受到重创。

撰文 彼得·凯瑞华（Peter Kareiva）

米歇尔·马尔维耶（Michelle Marvier）

翻译 欧阳华 吴良

200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the World Conser-vation Union）把三种兀鹫——长嘴兀鹫、尖嘴兀鹫和白背兀鹫列入了世界极度濒危物种名录。20世纪90年代初，这三种兀鹫在南亚约有4,000万只，而今天，所剩的数量还不到当时的3%。拯救兀鹫的理由，似乎我们早已耳熟能详：人类有责任保护和我们共享一个地球的动植物。但实际上，保护濒临灭绝的动植物，意义更为深远。

长期以来，动物观察家不明白兀鹫数量为何锐减。有人推测，栖息地丧失与环境污染是罪魁祸首。多年前，研究人员曾发现很多鸟科动物死于一种抗炎镇痛类药物：双氯芬酸（一种二乙胺盐，俗称扶他林，通常用来给牛注射）。这种药如果被兀鹫误食，就会导致肾衰竭。随着兀鹫的急剧减少，数以万计的死牛尸体在烈日下腐烂，滋生了炭疽病菌，或被野狗食用。食物充足使得野狗的数量激增，狂犬病的潜在威胁也随之而来。可见，兀鹫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紧密相关，拯救濒临灭绝的兀鹫，就是保护我们免受传染疾病的威胁。

漫不经心的动物观察者们往往看不到保护动植物与人类利益的内在联系：湿地、红树林等生态系统能够保护我们免遭飓风的袭击；森林、珊瑚礁能为人类带来食物和经济效益。破坏一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可能危及到另一个生态系统，而依赖某些生态系统获取资源和经济收入的人们也将受到牵连。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原本就是互相依存的，但公众和一些政府机构却把保护物种多样性与维护人类社会的利益割裂开来，认为保护物种仅仅是为了挽救动植物生命。事实上，帮助身处险境的生物同样也是造福人类自己。越来越多的自然保护学者认为，我们应该抛弃传统做法（按优先次序选择性地重点保护某些生物物种），努力挽救对人类社会长期发展更有利的生态系统。保护人类健康生活的同时，拯救众多的生物物种。

被质疑的“热点”理论

上个世纪80年代，有科学家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概念，认为有必要在生物多样性高的地区优先实施生态保护措施，但反对者众多，他们认为，生物多样性低的地区同样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出于对动植物生境（生境指生物的个体、种群或群落生活地域的环境，包括必需的生存条件和其他对生物起作用的生态因素，又称栖息地）的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往往让许多人背井离乡，被迫放弃丰富的食物资源和可观的收入来源，并因此遭到激烈的反对。在民众的抗议声中，肯尼亚总统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不得不把安博塞利国家公园（Amboseli National Park）归还给了当地居民马萨伊人（Masai）；亚洲和非洲的猎人和农民认为保护区夺去了他们的食物来源和谋生之道；美国的农民和伐木工人也怒不可遏——保护鲑鱼和斑点猫头鹰的行动，让他们失去了用水权和工作。

公众对“人与自然”这个主题的理解，产生于对生态“热点地区”的关注。1988年，英国牛津大学的诺曼·迈尔斯（Norman Myers）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概念。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被认为是本地物种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或是特有物种集中分布的地区，也是对人为干扰非常敏感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具有不可替代性和不可恢复性，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地区。由于植物名录是能够获得的最可靠数据，并且生态学家认为，植物多样性的高低通常决定着该地区动物多样性的高低，因此迈尔斯以“植物物种多样性”作为筛选“热点地区”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迈尔斯和他在保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简称CI，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之一）的同事们陆续确定了25个“热点”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将重点在这些地区展开，其中包括巴西的喜拉朵地区（Cerrado，巴西的热带稀树草地）及非洲之角（Horn of Africa）。

在“热点”概念提出以前，生物多样性保护运动总是重点关注一些特殊物种，如大熊猫、鲸和海豹。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概念则不同，它提供了一套严格的、可以量化的标准，来决定每一笔专项经费应该用在哪些地区——基于物种数量的分类救助法，比单纯用滑稽可爱、吸引眼球的动物图片更加科学，也更易于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组织对保护基金的使用作了限制，保证把钱用于能拯救最多物种的地区。过去15年，这种方法已经陆续被慈善机构和跨国组织所采纳。

尽管“热点地区”的提法很引人注目，但与它密切相关的“生物多样性”概念却没能成功地引起公众兴趣。最近一项调查表明，只有不到30%的美国人听说过“生物多样性”。由于担心公众对陌生的概念会漠不关心，甚至产生负面情绪，生态学领域的许多专业人士都小心翼翼地避免用到这个词。

一些科学家也不赞成使用“热点地区”这个词。最近，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戴维·奥姆（David Orme）指出，正在进行的关于“热点地区”的宣传可能是错误的：本地特色植物物种丰富的地区，并不一定具有种类丰富的蝴蝶或脊椎动物。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马塞尔·卡尔迪洛（Marcel Cardillo）也注意到，生活在植物多样性保护热点区域的动物，往往并不是濒临灭绝的种群，反而是生活在美国北方森林和极地地区的哺乳动物面临着更大的威胁。

也有生物学家指出，不少生物多样性低的地区却是动物重要的季节性居住地、迁徙停留地或者筑巢产蛋地。每年9月，50多万只麦哲伦企鹅（Magellanic penguin）会集结在阿根廷海岸筑巢，这些企鹅对当地经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年都有5万多名游客前去观赏。类似的地区还有很多，绵长的苔原为野鸭、天鹅和野鹅提供了舒适的栖息地；鲑鱼在温暖、水流平缓的河里产卵。在这些地区，植物多样性相对贫乏，却对当地生态系统和经济有着深远的影响

生态系统服务模式

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服务功能是我们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时，必须优先考虑的。一个状况良好的生态系统，不仅能低抗自然灾害，还可以保护人类健康。

尽管人们还不理解“生物多样性”这个概念，但我们珍惜地球给我们的资源：食物、燃料、建筑材料、娱乐场所……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需要其他策略的指导，引起公众的关注和支持。生态学家已经开始在“生态系统服务”的框架下量化自然资产。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贡献既包括能直接投放市场的产品（如药材和木料），也包括一系列无形的功能（确切的经济价值尚未估算过），如调节气候、过滤水、授粉、控制洪水和疾病、形成肥沃的土壤等。当美国佛蒙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Vermont）的罗伯特·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及其他经济学家尝试用美元衡量生态系统服务的具体价值时，他们发现，这个数字超过了所有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重点关注生态系统服务不仅是学术界的共识，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参与进来。2000年，联合国提出开展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倡议。一年后，一支由1,300多名科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开始了生态学上最大的一次行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the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该项目验证了过去50多年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主要有四个方面：物质供应（提供食物、林产品及遗传资源等）、气候调节（如防洪涝、阻飓风，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文化熏陶（给人类提供精神粮食，愉悦身心）和基础维系（提供生态系统的基本要素，如土壤）。通过这次评估，科学家发现大多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并没有下降，却被人类以一种非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所利用。

2004年的印度洋海啸（Indian Ocean tsunami）和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让人类生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两场灾难都和自然植被被毁，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下降有关。过去70年里，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约1,500平方英里（约合3,900平方千米）的沼泽地和鳗草床被破坏，这让卡特里娜飓风造成的灾难更为严重；在东南亚，沿海大片红树林被养虾塘所替代，当海啸突然来袭，失去了红树林这个缓冲带的保护，伤亡也就更为惨重。比利时维萨里大学（Vrije University）斯里兰卡籍研究员法里德·达赫杜赫 （Farid Dahdouh-Guebas）的研究组在海啸后发现，红树林保存完好的海岸几乎没有受到海啸的影响。事实上，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沼泽地和斯里兰卡的红树林都不在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地区”名录之列，这两个区域的植物和动物物种数目甚至不及一个雨林所含物种数目的1/10，但当飓风和海啸来袭时，它们却发挥了极大的屏障保护作用。

动植物栖息地的丧失，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或许并不明显，却值得我们重视。每年，大风吹过撒哈拉大沙漠和西非荒漠草原，携卷着尘土越过大西洋，给北美和加勒比地区带来数百万吨尘土。随之而来的还有悬浮颗粒物、微生物和营养物质，给当地的珊瑚礁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旅游业和水产养殖业也因此一蹶不振；非洲北部和撒哈拉以南地区，过度放牧和粗犷型的农业生产活动加剧了当地居民的贫困、饥饿和营养不良，甚至影响到了地球另一端的珊瑚礁生长和当地的经济发展。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生态系统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尤为重要。在这些国家，林业和水产养殖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占发展中国家经济总收入的比例，是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的5~10倍。2005年，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保持自然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是缓解世界上7.5亿农村人口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

生态系统和自然界的物质能量循环系统一旦受到破坏，人类健康也会受到威胁。印度兀鹫灭绝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只是这些威胁的冰山一角。每年，全球有两百多万人死于缺水或饮用了不卫生的水，而保护湿地和森林可以大大减少这类事件的发生：湿地是天然的过滤设备，能够改善饮用水和灌溉水的水质；健康孕育的森林有着发达的根系，能够吸附浑水中的沉淀物。因此不难理解，保护森林和草地可以阻挡、减少从非洲和亚洲西部穿越太平洋而来的尘土——很多人认为，近年来美国哮喘病例的增加就与此有关。

野生动物携带的病菌传染给人类，引发新的疾病，揭示出生态系统退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微妙联系。世界上新出现的病原体和疾病，如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和禽流感(avian flu)，三分之二都产生于被病原体感染的动物。而在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及农业生产过程中，人类直接接触了被病原体感染的动物。然而，值得警惕的不仅仅是“入侵”的疾病。随着美国东部狼群和狮子的灭绝，当地鹿和鹿蜱数量激增，直接导致每年新增两万多的莱姆病例（Lyme disease，莱姆病是一种由伯氏疏螺旋体所引起，以硬蜱为主要传播媒介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一个多世纪以前人们猎杀动物的行为，已经危及今天人类的健康。

保护“救生筏”行动

我们需要重新调整生态系统的保护策略和方法，重点保护对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有重要作用的生态系统。

我们建议，生态系统服务保护行动的重点应该从多个方面重新包装传统的强调内在联系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但一些重要方面的实施方法会有所改变。首先，许多生态保护学家对地球的生态现状并不满意，认为我们必须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每天，地球上都有25万婴儿出生，更多的森林和湿地将会变成耕地，更多的海洋生物被捕捞，生物多样性会持续下降。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很快就不再有未曾被人类侵扰过的净土。

我们生存的环境主要由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生态系统组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范围不局限于自然生态，还包括城镇、农业及人工管理下的森林与河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保存“野生”状态，相关部门很可能在生态保护区进行集约化管理。许多生态园区的管理者已经承认了这个事实。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Kruger National Park）就是一个高度集约管理下的生态系统，那里的天然集水坑已经被人工钻井所取代，入住大象的种群数量也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以防止保护区内过度拥挤。

第二个重要的转变是，保护学家应该优先关注那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威胁的地区。如亚洲的红树林生长地、美国东南部的沼泽地、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干旱地和世界范围内的珊瑚礁。此项措施迫在眉睫，为了保护公众健康和生态资源，政府机构和自然保护团体正在努力寻求合作机会。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简称NOAA）和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正在合作一个项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狭长地带，圈出他们共同关注的一类区域——既是传统的生态保护区，又是有利于公众健康的生态资源区。工作人员通过绘制生境地图找出既具有一定程度的生物多样性、又能够保护人类社会的生境，以此作为重点保护区。

第三，生态保护学家应该同专业领域的技术开发专家更紧密地合作。在过去20多年里，许多可持续发展项目曾尝试把各个组织的工作结合起来。但就目前而言，仅市场化项目受到了关注，如鱼类养殖和非木材类林产品生产；而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很少被关注。通过整合、调整生态保护项目中的人力、物力、财力，专家能够提高两方面（保护自然生态和服务人类社会）的效率和影响。例如，投资保护清洁、无沉淀的水生系统资源的同时，也有效地保护了水生生物的多样性。

如果忽略了生态保护行动与社会问题之间的联系，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就不可能得到公众的支持。美国环境研究（American Environics）咨询公司的专家迈克尔·谢伦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和特德·诺德豪斯（Ted Nordhaus）在2004年发表的《环境主义运动的灭亡》（the Death of Environmentalism）一文中指出，环境保护组织应该尽量避免在与世隔绝的情况下谈环保问题，环保措施需要得到公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有效地开展，希望把诸如此类对环境保护现状的激烈控诉合理地用到环境保护行动中来。

我们所构想的保护生态的诸多努力，究竟效果如何，不仅要通过实际受到保护的物种数量来评估，还应该根据人类社会是否和谐安康来衡量。

1980年，印度尼西亚政府和大自然保护协会合作建成了巨蜥国家公园（Komodo National Park），这不仅是为了保护濒危物种科莫多巨蜥（Komodo dragon），也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森林资源和珊瑚礁。保护区的管理经费来自当地的发展项目以及海藻养殖、木雕产业以及养殖珊瑚礁鱼等新兴项目。2006年，通过对巨蜥国家公园附近的居民进行调查，发现因为有了新的收入来源，绝大多数当地居民都支持该生态保护区的建立。

转变生态保护观念

将人类保护自然资源的注意力转移到保护生态系统服务上来，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地球。

目前，虽然能为人类社会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最主要动植物种类还相对丰富，但是稀有物种也不可或缺。它们是地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运作的保障。现在的稀有物种将来或许会成为数量丰富的物种，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应该尽可能挽救更多的物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从经济角度来说，外来的欧洲蜜蜂是最重要的传粉者。如果欧洲蜜蜂数量急剧下降（正在遭受新引进的螨的威胁），原本数量较少的本地蜂很可能会大肆繁殖，以填补给作物传粉这个关键的经济角色。

从道义上讲，人类应该受到谴责，因为我们仅保留了为数不多的、对我们有益的物种，放任其他物种灭绝。但要把世界还原到前工业时代的状态是不现实的。一些物种不可避免地会因人类活动而灭绝，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难以挽回的现实。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优先保护那些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价值和服务的生态系统。

我们建议，生态保护学家要做的不是仅根据当地植物物种的丰富度绘制出10个或者25个保护区，而是应该将具有“救生筏”功能的生态系统区域作为首要的保护对象。那些地区极度贫困，居民的大部分经济收入依靠自然资源，并且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已经严重退化。提供清洁水源、减少土壤侵蚀以及阻止过度捕捞的生态保护行动在惠及人类的同时也将挽救大多数濒临灭绝的生物物种，这样的项目也将得到更广泛的公众支持。

热心的组织也应该继续保护还没有表现出明显功能的物种和生境。把生态保护的重点转移到保护生态系统服务上，并非改变了生态保护的目标，而是加强公众对保护行动的了解和参与，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更容易落实。

保护行动的经济效益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应该将保护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经济效益——收益和成本，纳入各国的核算体系中，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保护我们共同的地球。

保护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是否有助于经济发展，还有待考证；把生态系统服务作为一种生态保护策略的前景如何，取决于生态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合作。实际上，目前许多积极响应此策略的人士都来自商界。2005年11月，高盛集团为了自己的商业运作公布了一个生态系统服务框架：投资10亿美元开发可再生能源，按标准程序评估这个项目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并成立一个智囊团开发绿色市场。

世界银行也在鼓励各国采用绿色核算体系，把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的服务都算进经济资产和国家生产力的评估之中，再减去由污染或者破坏性索取所导致的生态退化。经济评估和生态系统服务市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量化生态保护成果的标准，让企业和公众更容易参与进来。这是对过去只保护具有特殊魅力的物种和地方性特有植物物种政策的改进。

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uta Maathai）和前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 Annan）一直在呼吁人们注意地球环境与人类繁荣、和平之间的内在联系。安南表示：“我们与贫困、不平等和疾病的斗争直接关系到地球的健康发展。”希望自然保护学家听到我们的呼吁，并把信息传播出去。只有当每个人都成为这个使命的执行者时，自然保护行动才会真正成为全球性的运动，并得到广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