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名字有什么干系？”朱丽叶问罗密欧，“我们所称为玫瑰之物，换上别的名字还不是一样芬芳？”莎士比亚的经典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来自意大利民间传说，因此现实中的朱丽叶与罗密欧对话时，使用的应是一种不可考的中世纪意大利方言而非莎翁的英语，然而朱丽叶用来称呼这种芬芳花朵的词汇（现代意大利语中为rosa）却与英语，乃至覆盖整个欧洲的众多语言来自同一词根——玫瑰，依德语的首字母大写规范是Rose，按法语的小写拼法则是rose；在克罗地亚语里它是芳香的rua；而对于操着古老盖尔语的六万苏格兰人，这热烈爱情的象征叫做ròs。

为何这些语言在地理上如此分散，用来称呼一种花的词汇却如此相似？以上提及的所有语言，以及其他400余种语言，都属于同一语系——印欧语系，且有着共同的起源。印欧语是人类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语言族群，分布范围广阔到令人难以置信，其中包括了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梵语以及使用于伊朗和印度次大陆的许多语言。尽管在现存于世的约6500种语言中只占据7%的份额，它却拥有30亿的使用者——约为世界人口的一半。了解印欧语得以顺利传播的方式、原因和时间，对于了解今日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多样化的人口族群，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和人口变迁极为重要。正如来自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的语言学家保罗·黑加蒂（Paul Heggarty）所言：“为什么印欧语取得了如此极度的、压倒性的成功？我们必须解释这件事。”

由于词语和语言不会留下化石，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时空中追踪其轨迹的任务都落在了传统语言学家和一小撮考古学家的肩上。然而近年来，随着生物学家和古DNA专家的加入，印欧语的起源研究走上了高科技道路。靠着新的理论和统计工具，这批研究者开始将语言学这门原本只存在于纸面上的学科转变成一个全新的领域——使用强大的计算机和演化生物学的方法来追踪语言起源。

如果你以为现代化的工具会让这门学科如虎添翼，帮助研究者更加清晰地了解印欧语的起源地点和时间，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从各方面来说，结果都恰恰相反——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更加激烈了。有一条核心共识是所有人都同意的，即众多印欧语都源自一个共同的祖先，也就是所谓的“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简称PIE）。历史语言学中将某一类语言的原始共同祖先称为“祖语”（mother tongue），也就是说，原始印欧语是所有印欧语的祖语。但关于它为何产生了如此多的后代语言，又分别起源于何处，则是众说纷纭。

研究者们分为两大阵营：其中一派包括了大多数传统语言学家，他们认为是中亚的游牧民（也是轮子的发明者和马的驯化者），在约6000年前开始将这一祖语传遍欧洲和亚洲。另一派由英国考古学家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领头，他们则认为是在约8500年前，生活在距离今天的土耳其南方800多千米处的早期农民，在传播农业知识的同时，也散布了这一祖语。

多年来，两派观点相持不下。演化生物学家在2003年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基于“词语也会以类似生命体的过程演化”这一理念，推断印欧语谱系树起源于约8000年前的中东地区，该结果与“农民假说”相吻合。而过去一两年中，一些语言学家、考古学家和遗传学家作出了反击：他们使用同样有力的计算分析和古人类骨骼DNA样本支持了“游牧民假说”。两派仍然相持不下。

最初的线索

印欧语彼此间的联系无需使用高速计算机也能发现，这一现象早在18世纪就已被揭露出来，当时欧洲人刚刚开始远航到世界各地。印欧语虽然分布极为广泛，但各语言之间有些词语非常相似，例如梵语和拉丁语中表示“火”的词就分别为agní-和ignis，以至于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就像把答案写在脸上的谜语一样明显。

到了19世纪，语言学家已经确定，所有印欧语一定有一个共同的祖先。“欧洲文明的古典语言居然和世界另一端的、来自印度的奇异语言——梵语同源，这使人多少有些震惊。” 美国哈特威克学院的考古学家戴维·安东尼（David Anthony）如是评论道，他是PIE游牧起源说的强力支持者。

于是，语言学家开始着手重构这一祖语。有时这一工作并不是太难，尤其当原始词语的变化没有超过辨认范围时。例如，语言学家可以轻易地将英语的birch、德语的Birke、梵语的bhūrjá（都表示桦树）和其他印欧语中表示桦树的词对应起来，然后根据语言演变的语言学法则，推断出它的PIE词根大约是*bherh1ǵ-的模样（星号表示这是一个缺乏直接证据的重构词形）。其他一些重构则不像这样直观，例如PIE中表示马的词汇——参考梵语的áśva-、希腊语的híppos、拉丁语的equus和古爱尔兰语的ech——被推断为*h1éḱwo（下标1代表一种口腔后部发出的声音）。

但当一些语言学家试图找出这一祖语背后的人群时，问题就没这么简单了。他们使用一种称作“语言古生物学”的方法，尝试将PIE与特定的文化联系起来。学者们发现PIE包含了许多家畜的词汇，例如马、绵羊和牛，因此开始推测印欧语的发源地或许有着发达的畜牧业。

这一方法最终带来了麻烦。20世纪早期，德国史前史学家古斯塔夫·科辛纳（Gustaf Kossinna）推测，最初的印欧人是一群中欧居民，他们创造了5000年前开始的绳纹器文化（即在陶器表面雕刻错综复杂的图纹），后来带着自己的语言扩散到了今天的德国。这一理论对于纳粹来说再顺耳不过，于是他们恢复了“雅利安人”（19世纪对印欧人的称呼）的名号作为自称，连带着其中蕴含的种族优越感。

纳粹的背书让印欧研究背负了长年的恶名，幸好有了考古学家玛丽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1994年去世）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作，才让这一学科重拾体面。金布塔斯将PIE的起源定位在黑海以北的东欧大草原，并认为PIE的初始扩散者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库尔干文化（Kurgan Culture），这一文化最早可通过考古学记录追溯至约6000年前。她认为，这批游牧民在游荡于贫瘠的大草原上的1000年中学会了驯化马，之后他们开始向东欧和中欧进发，将他们的父权文化推行开来，与之一起的还有他们发音清晰的印欧语。金布塔斯进一步确定，原始PIE的使用者就是5600到3400年前居住在东欧大草原的亚姆纳人，其他研究者也找到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

1989年，安东尼开始在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工作，主要研究苏联考古学家发掘出的马的牙齿。安东尼和同事们确认了之前的观点：早在6000年前马的牙齿上就开始留下嚼子的痕迹了，这一发现将马被人驯化（以及被骑乘）的最早时间前推了2000年左右。他们的研究还表明，亚姆纳人可能已经取得了数项技术发展，包括双轮战车等有轮交通工具的使用。这些发现都支持了以下观点：当时的草原牧民已经拥有了足够的交通手段和技术，可以从家园出发，迅速扩张，将语言传播到各个方向去。

农业的助力

印欧语起源于大草原上的库尔干文化这一假说，或称库尔干假说（“库尔干”的原文kurgan源自突厥语词“城堡，土包”，指游牧民埋葬首领的坟冢），直到20世纪80年代都少有人质疑。但在那之后，伦弗鲁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称作安纳托利亚假说（“安纳托利亚”原文Anatolia源自希腊语词“日出”，指如今的土耳其）。伦弗鲁是英国史前史学泰斗，现为英国上议院议员。他曾在希腊从事发掘工作多年，发现希腊出土的手工艺品，尤其是小型女性雕像，与土耳其和中东地区考古遗址发掘出的更早时期的同类器件很相似——相似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考古学家已经知道农业最早是从中东传播到希腊的。伦弗鲁认为这一文化上的连续性中或许也蕴含着语言的连续性。因此，在其演讲和著作中，他提出最早的PIE使用者可能是8500年前从安纳托利亚迁至欧洲的农民，他们在传播农业技术的同时传播了语言。

传统语言学家们为了重建PIE，从现代印欧语词汇追溯其原始词根，靠着纸笔功夫艰苦奋斗了数十年，因此他们面对伦弗鲁的假说几乎出离愤怒。大多数人拒绝接受安纳托利亚假说，有的更是对其猛烈抨击。一位牛津大学的教授称之为“垃圾”，而另一名怀疑者则表示“作者所提供的解答过于简化，会严重误导不明就里的读者”。

伦弗鲁和他的支持者们则回击道，库尔干假说中PIE的起源地点无法解释它为何能如此广泛地分布在欧亚大陆上：PIE的后代语言最西至爱尔兰，最东达塔里木盆地，也就是今天的中国西北，而最南则抵印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如果库尔干假说正确无误，那么PIE是如何从东欧大草原抵达东亚的？它是否真如库尔干假说所言，扩散到了黑海和里海以北的大草原？伦弗鲁指出，没有任何考古学证据来支持这一条路径。那如果PIE在更早的时候取了一条偏南方的路径，从安纳托利亚出发向东迁徙呢？他认为PIE更可能是从土耳其扩散到黑海南部，之后再沿着早期贸易路线穿过了伊朗和阿富汗。

因此伦弗鲁相信，只有安纳托利亚起源说才能解释PIE向东西两方的同时扩散，因为这座半岛提供了跨欧亚迁移的最佳历史证据。他补充说，只有一种驱动力足以让PIE在两个相反方向上推进如此之远，那就是农业的发明——农业大约在11 000年前首先出现在新月沃土，也就是今天土耳其的东南方向。“人类社会模式从狩猎－采集向农业定居的这一转变正是新石器革命的标志，也是在全欧尺度上发生过的唯一重大事件，”伦弗鲁说道，“如果你想用一种简单理论来解释印欧语的到来，新石器时代就是最佳的出发点。”

对于伦弗鲁的安纳托利亚假说，语言学家最主要的反对意见来自“轮子”一词的词源。语言学家重构出“轮子”的PIE词根是*kwékwlo-，它在梵语中变为cakrá-，希腊语中为kúklos，在吐火罗语A（一种塔里木盆地的已灭绝印欧语）中则是kukäl。有轮交通工具的最早证据——古代两河地区（今天的伊拉克）泥板上的绘画——来自约5500年前。四轮和两轮车的实物遗迹则从约5000年前开始在库尔干文化中出现。

许多语言学家都指出，由于在轮子被发明出来之前不可能出现“轮子”这个词，因此PIE出现的年代不可能大幅早于5500年前——也就是农业出现约5000年之后。“PIE中有‘轮子’一词并不意味着正是讲PIE的牧民发明了轮子，”安东尼说，“但确实表明他们已经用自己的词汇给有轮车辆的各个部件起了名字。”

但伦弗鲁和其他反对者则提出，kwékwlo-一词可能派生自一更早的词根，它表示“旋转”或“滚动”，后来才被用来表示轮子。“在轮子发明之前就已经有一整套描述旋转的用语了。”伦弗鲁如是说。

安德鲁·加勒特（Andrew Garrett）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名语言学家，虽说他是库尔干假说的支持者，但他也同意PIE中表示轮子的词有更早的派生来源，即词根*kwel（h）-，很可能表示“旋转”或“滚动”。他称*kwékwlo-一词源自对上述词根中*kwe-的重复。“这就像我第一次见到轮子，”加勒特的研究生张惠棣（Will Chang）补充道，“于是我给它起名‘滚滚儿’。”这看起来像是支持伦弗鲁的论点，但加勒特也表示，虽然PIE常用这种重复的手段来构造动词，却极少用这种方法来构造名词。因此，在他和其他语言学家看来，*kwe-和*kwékwlo-这两个词都必然是在轮子发明的时间点附近形成的。

争议性的证据

伦弗鲁的安纳托利亚假说自诞生以来一直备受攻讦，而2003年，争论的中心落下了一颗炸弹，它来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演化生物学领域。罗素·格雷（Russell Gray），因研究鸟类认知而早年成名的一名生物学家，和当时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跟随他的研究生昆廷·阿特金森（Quentin Atkinson）一起，使用了计算生物学最尖端的手段来确定PIE的起源时间。格雷和阿特金森使用了一种早先的语言学技术，称作语言年代学（glottochronology），通过比较不同语言中的同源词（来自同一词根）来确定各语分化时间。语言年代学早已被冷落，因其假设词语的形态随时间变化的速率是稳定的，而语言学家已经知道这一假设是错误的。但格雷和阿特金森对该技术进行了改进，并辅以其他用于确定生物进化树的统计手段。他们的数据库中包括了来自87种印欧语的同源词，其中包括赫梯语，一种曾分布于安纳托利亚的已灭绝语言。

他们研究的最终结果成为了支持安纳托利亚假说的有力武器。他们二人采用多种统计方法，最终确定PIE分化成印欧诸语的时间不晚于约8000年前——这比最早的轮子实物证据出现还早近3000年。不论某些语言学家如何咆哮着反驳称词语的演变不同于生命体和基因，两人的论文还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并给了安纳托利亚假说一波强劲的助力。格雷现在已经是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黑加蒂工作的地方）的负责人之一，他谦虚地称自己和阿特金森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把语言学领入了21世纪而已。

不仅如此，格雷和阿特金森还发现，继PIE首次随农业的传播扩散到印欧之后，在 6500年前又发生了第二次分化，产生了今天的罗曼、凯尔特和波罗的－斯拉夫三个语族，并得出结论，认为安纳托利亚和库尔干两种假说“不一定互斥”。 

后续的分析让安纳托利亚假说产生了压倒性的优势，以至于一些年轻的语言学家都开始呼吁更老派的语言学家放弃他们的反对意见。“传统语言学对安纳托利亚的反对现在已经开始有些薄弱了。”黑加蒂在《文物》（Antiquity）杂志2014年6月的一篇评论中写道。

然而，让库尔干假说的支持者投降可能为时尚早。从2013年开始，加勒特和张惠棣开始用格雷的方法进行自己的分析，但加上了一条格雷与阿特金森没有使用的预设：他们认为，基于在他们心目中确凿的历史证据，可以认定某些特定的语言为其后代语言的直接祖先，例如，他们认定古典拉丁语就是诸如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罗曼语的直接祖先。格雷和阿特金森则允许了其他的可能：即某种罗马诸城街头巷尾所说的，具体形态尚未确认的通俗拉丁语，才是罗曼诸语真正的直接祖先。

加勒特和张惠棣的结果去年发表于《语言》（Language）杂志，同样是重磅一击，不过支持的是库尔干假说，而非安纳托利亚假说。尽管库尔干假说因此迎来了又一春，但黑加蒂认为加勒特的研究组假设“某些古代语言是现代语言的直接祖先”是错误的。他称，古典和通俗拉丁语之间哪怕一点微末的差异，都可以推翻加勒特的推测。

加勒特对此不能信服。“我们对这其中相当一部分语言的使用群体和历史都有着深入了解，”他说，“尤其是希腊语和拉丁语，它们不太可能还存在什么我们尚未了解的其他变体。”

格雷认为加勒特和张惠棣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反驳安纳托利亚假说的这篇论文是“一项不错的工作，它真正地触及了方法本身，而不是简单地说我和阿特金森错了。”然而，正所谓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格雷的研究组反过来又开始重新分析加勒特的数据，但是他们并不预先假定某些语言是否其他语言的直接祖先，而是让数据自己来说明一切。尽管这项工作刚刚起步，还未发表，格雷和他的同事已经发现数据又在慢慢向安纳托利亚假说倾斜。

来自DNA的新线索

如果词语本身不能告诉我们谁对谁错，或许语言学领域之外的更多证据可以产生决定性的作用。最新的遗传学研究更倾向于库尔干假说，至少看起来如此。安东尼和一个由古DNA专家组成的国际小组对生活在8000到3000年前的69名欧洲人的遗传物质进行了测序，其中包括了亚姆纳遗址（位于今天的俄罗斯）出土的9具骨架，并将其与中欧地区更晚的绳纹器文化遗址中4具骨架的DNA样品进行了比较。

令人惊奇的是，绳纹器人，这个把文化传遍欧洲，远至斯堪的纳维亚的种族，其3/4的血统可以追溯至亚姆纳人，且亚姆纳的遗传特征在今天的大多数欧洲人身上依然可以找到。因此，亚姆纳人和他们的基因的确曾经大规模横扫过大草原，这一事件或许发生在约4500年前，而语言也有可能随之一起传遍欧洲。哈佛大学医学院古DNA专家蓬托斯·斯科格隆（Pontus Skoglund）认为，这组结果为大草原地区发生过这样的大规模迁移提供了确凿证据。“这项研究使两种假说重新变得势均力敌。”他补充道。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这一迁徙只是“第二波”，携带的是更晚时期的印欧语而非最初的祖语——原始印欧语。支持安纳托利亚假说的研究者们指出，这种解释刚好吻合格雷在 2003年那项研究的结论，即印欧语后来又再次从大草原外迁，发生扩张和分化。

我们最终会知道答案吗？新的证据或许有能力推翻伦弗鲁对大草原假说的核心反对意见，它们来自约4700年前东迁入西伯利亚的大草原牧民的DNA。但关于他们携带的是何种语言，这一证据还给不出任何线索。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研究者们还将用着各自祖先传下来的语言，就这一问题继续争论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