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乘胜追击

初战告捷令人振奋，但是接下来更多的病例却表明，大多数裂脑病人并不像W.J.一样不会用右手处理空间关系，尽管他们往往在手术以后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学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加扎尼加用手术切断猕猴的胼胝体和视交叉，这样只有左眼把右半视野投射到左脑，同样地，只有右眼把左半视野投射到右脑。如果把裂脑猴的一只眼睛遮起来，那么不管猴子如何转动眼睛，都只有半个脑能接受来自对侧半个视野的信息。加扎尼加把手术后的猴子的右眼蒙起来，在杆子的顶端挂上一串葡萄给猴子看，这时只有左半球能接受到这个信息，左半球控制的右手就能毫无差错地去拿葡萄。然而如果把猴子的右手绑起来，逼着猴子用左手去拿葡萄，就有问题了，因为控制左手的右脑并没有看到葡萄。右脑不得不利用其他线索：虽然看到葡萄的左脑这时指挥不了右手，但是它依然能让猴子转身朝向葡萄，这时身体中的本体感受还是能到达右脑，使它知道目标的大致位置，从而伸出左臂去摸索，尽管此时右脑依然不知道左手要摸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一旦当左手摸到了葡萄，就像我们在黑暗中摸到了东西一样，就能顺利地拿到葡萄了。这样，虽然看起来裂脑病人的半球好像也能控制同侧手，但其实它是给出某些线索，通过对侧脑来做到这一点的。

后来，加扎尼加在另一位裂脑病人D.R.身上也证实了裂脑病人可以利用其他线索控制同侧肢体的运动。他口头命令D.R.用右手做一个拦车的姿势，因为听懂语言的中枢和控制右手的中枢都在左半球，因此病人没有任何困难执行了命令。然后他要病人用左手做这个姿势，病人也做到了。右脑是通过什么途径知道要它做什么的呢？加扎尼加设计了一个进一步的实验：这次他要病人先用左手做一个OK的姿势，也就是拇指和食指弯成O形，而其他三个手指微弯上翘，病人做不到。但是如果让病人先用右手做这个姿势，然后才要她用左手做，她就能做到。所以加扎尼加猜测，这是因为前一个动作建立起一个模板，右脑利用这一点作为线索，而控制左手做同样的动作。由于病人总是在无意识中检测到这些线索，这就使许多裂脑病人在手术后不久就能在行为上表现出好像他们没有分裂的大脑似的。

加扎尼加把分离开来的两半球比喻成一对被禁止通话的老夫妇，多年的共同生活使彼此只要一个眼神就能领会对方的意思。许多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这个重要因素，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也许是前人之所以认为裂脑手术对病人的行为并无影响的原因吧。

恰如加扎尼加多年后所总结的那样：在科学上取得成功，除了辛勤工作之外，还需要有一点运气。加扎尼加和斯佩里的运气确实很好，他们研究的第一位裂脑病人W.J.不仅胼胝体断开，而且还有右额叶的脑损伤，阻碍了同侧感觉/运动系统的反馈机制，从而消除了这些线索，使裂脑效应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重起炉灶

1967年，加扎尼加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担任助理教授，那儿离加州理工学院不太远，他打算继续对原来的那些裂脑病人做测试。然而不久后斯佩里多次让人传话给他，要他不要再对加州理工学院的裂脑病人做实验了。但是对裂脑病人的研究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既然在加州无法继续，那就只好离开。加扎尼加出售了刚刚花了不少精力装修好的、环境优雅被朋友戏称为“宫殿”的新居，于1968年到纽约大学工作。加扎尼加家人丁兴旺，他不得不把家搬到郊区，这样又要花太多时间在上下班途中。因此他接受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邀请，转到该校任教。

他十分高兴的是，在那里招收了一位出色的研究生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后来成为情绪神经科学研究的奠基人）。另一个好运是他的母校达特茅斯医学院邀请他去做一次演讲，就在这次演讲会上，一位神经外科医生威尔逊说他有一些裂脑病人，问他是否有兴趣研究。真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终于建立起自己的裂脑病人队伍。不过这些病人散布在新英格兰各处，而且有些人的居住条件很差，即使把实验设备运到他们家里也摆不开。加扎尼加干脆买了一辆拖车，改装成一间流动实验室，这样他自己和研究生就可以开着车到最偏远的地方去做实验。因此，他招研究生面试的最后一个问题总是：“你会开车吗？”

威尔逊在裂脑手术上有些改进，首先是他在切断胼胝体时，有意保留前联合的完整；其次，为了尽可能减少创伤，他们往往把手术分成两次，第一次只切断一半胼胝体，如果这还不能抑制癫痫发作的话，过段时间才进行第二次手术把其余的胼胝体也切断。但是这为加扎尼加分析原因带来了困难。例如经过这样两次手术的病人，他们以为其胼胝体已经完全断开了，但是有位病人实际上在第二次手术时被无意间保留了两次手术衔接处的少量纤维。因此加扎尼加在分析时不得不分外小心。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16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