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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许卫红（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考古部）

供图/许卫红、赵震、肖卫国、周旸

图. 兵马俑临编4号彩绘

古代战争中，一般在战车上配有御手、车左、车右三名武士，三者中车右地位稍低。据《左传》记载，公元前493年（鲁哀公二年）8月，赵、郑之战，简子率军在大败郑军。在战斗中赵简子的战车是邮无恤御车，卫太子为车右，战后，简子曰：“吾伏（涛）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卫）太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邮良曰：“我两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这则历史故事生动描述了古代战车上的人员在战斗中的分工：主帅要不停地击鼓指挥战斗，车右要手拿长柄兵器英勇搏杀。这就保证了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意外，御手都能娴熟地驾驭马车。

在此次出土的兵俑中，有一件车左俑属于高级军吏俑，俗称“将军俑”。“他”披着四缘包边的小甲片札甲衣，前身甲较长，下摆呈等腰的尖角形，下缘及腹下。后身较短，下缘平直，仅及腰际。甲缘包边底色为雪青色，并绘有繁复的红、白彩色几何纹样，前胸、后背有飘逸的花结和仿丝绸织物的绘彩。这些纹样和清澈色调的颜料，出土时多已脱落，反印在淤泥表面，成为了印痕，就像是一件实物铠甲平铺在床，等待风流倜傥的将官再次披着。

该俑出土时俯身、足向东，头、上半身、双足以及足下踏板等多部位受毁且移位，可谓身首异处。他双足的踏板裂为两块，被掷于后部木车车衡与服马腹部陶片之间，三者相互叠压在一起，这恰巧将其被毁坏瞬间的早晚顺序记录了下来；头部残片面朝下，贴近地砖略向东侧，局部被淤泥包裹，彩绘得以保留。由于残碎和严重移位，冠帽残碎混杂在马头碎片中，一度让发掘人员难以辨认。

按照本次出土的先后顺序，该俑编号为第九过洞九号俑（G9:9）。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两次发掘中，一号坑先后出土了高级军吏俑7件，分别位于T1G3、T10G5、T19G9、T2G2、T20G10等诸多区域的车后，以及T12、T21等区域。其中一件由于中途停止发掘，尚未得到最终确认。而后在二号坑试掘中，在弓弩俑群和车步骑混编俑群中又各出土了一件，因此，该俑也是目前确认的第九号高级军吏俑。

高级军吏俑的出土数量和所处军阵中的位置，是研究秦俑队列编制成分组成、礼仪内容的重要参照。在已清理的陶俑中，该俑陶片的移位、头部残碎的状况较之一般陶俑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遭遇？诸多悬疑，令持续的考古工作趣味横生。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1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