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在北京这样一个有三千年历史的文化名城里，别具特色的历史文化博物馆可谓俯拾皆是。虽然前有成立于1925年的故宫博物馆，上有国字头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但作为综合性博物馆的首都博物馆仍有它的独特之处。

首都博物馆（下面简称“首博”）的馆史不长，1981年开馆时，原址位于孔庙，馆舍即是文物，别具特色。2006年新首博在复兴门外开馆后，面貌又为之一新。仅就建筑而言，它已跃居国内博物馆前列，堪称一件融古典美和现代美于一身的建筑艺术品，既具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感。巨大的屋檐继承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挑檐，通长的石质幕墙象征着北京的城墙，广场起坡传承古代高台建筑风格，大厅北门外地面上镶嵌清代丹陛。大厅内有明代牌楼，背面保留着历史的原貌，正面则整旧如新，焕发出时代特色。方形展馆的外装饰，采用北京地区最常见的榆木纹理；圆形展馆外部则采用金属材料，饰以北京出土的西周时期青铜器的纹样，仿佛青铜文物破土而出。

新技术方面，这里既拥有在国际博物馆领域首次采用的多幕投影，也是国内第一家采用太阳能电源的博物馆。

华厦总要有精美的馆藏相配才好。地处人文鼎盛之区，首博的镇馆之宝为数不少。班簋、伯矩鬲、青花凤首扁壶等都是海内珍品。就来源看，首博的藏品多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地区出土的文物。这便出现一个问题，出土文物至多能考证出当年的所有者是谁，制作者姓甚名谁无从知晓。其实，这不但是首博馆藏文物的共性，也是中国大多数古代工艺美术品的共同命运。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既有批量生产的因素，也有中国技术文化重器不重人的传统惯性在起作用。

流水线上的艺术品

自元代以来，北京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达700年之久。瓷器作为中国人日常使用的最广泛的日用品和工艺品也大量流散于北京民间。其中的珍品，首都博物馆多有收藏。与今天被视作工艺珍品不同，在中国的古代，这些瓷器只相当于“流水线产品”。

1913年，经营汽车厂的亨利·福特意识到，与其让工人从一个工作台移动到另一个工作台进行装配，不如让工人的位置固定不动，而用传送带把汽车部件送到工人面前。这样不但节约了工人宝贵的工作时间，干活快的人也不会被前面干得慢的人拖后腿。因现代工业生产流水线的发明，福特被尊为“大规模生产之父”。但福特也许不知道，早在一千年前，中国的瓷器工匠就在默默地实践流水线生产了。只不过当时的工件是在工人手中传递（有时也借助手推车），不是用传送带而已。如果说福特的流水线装配生产把美国变成了一个车轮上的国家，那么古代中国的瓷器规模化生产技术也把中国变成了大量使用“china”的国度。在首博方厅四层“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中就陈列着大量瓷器艺术精品。

在这些瓷器身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工艺，还看到了中国古代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以及域外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元代时期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国内国外对瓷器的需求使得以景德镇为中心的中国制瓷业生产规模扩大，大型器物增多，烧造技术和艺术风格也更加成熟多样。那时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惊讶于中国瓷器的物美价廉：“大批制成品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币可以买到8个瓷杯。”

在向海外销售瓷器的过程中，中国的制瓷技术也外传至中亚与埃及。因审美习惯的缘故，这些地区的消费者更喜爱青花瓷。因此青花瓷烧造技术是最先输出的，埃及在十四五世纪开始仿制中国青花瓷，这种技术在1470年又传至意大利。中国的能工巧匠也不断迎合国外消费者需要，创造出别具一格的青花瓷器。技术的交流往往是双向的，明朝永乐、宣德年间生产的青花瓷也曾使用一种名为“苏麻离青”的进口青料。

首博的古代瓷器艺术精品展在开篇伊始，便向观众呈现了景德镇瓷器工坊的缩微场景。从原料制备到工艺成型，从制画琢器到蘸釉吹釉，从成坯入窑到烧成出窑，俨然一幅规模化生产的连贯画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制瓷工人在条凳上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另有搬运者往返于各工位之间，将前后工艺环节衔接起来。可以说，除了缺少机械的参与，这样热火朝天的劳作场面与福特工厂的汽车流水线并无二致。评价这种原始流水线的生产能力，数字最有发言权。据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记载，当时从该地运往欧洲的中国瓷器每年达到300万件之多。

青铜器的模块化组合

除了瓷器，首博的特色展品还包括燕地青铜器。比起瓷器来，青铜器更当得起古代中国最早的量产艺术品的称号。在首博展出的青铜器中，班簋可谓首博的镇馆之宝。

作为上古时代祭祀与政治生活中的最珍贵法器，青铜器的主要功能是在典礼上盛放供奉的食物与佳酿。工匠们在经常的实践中也逐渐摸索出合适的铜锡配比关系，后来这种经验化的合金成分被以“金有六齐”的方式载入《考工记》中。

被明文规定的不但有合金配比，更有使用青铜器的等级规定。不同地位的贵族能够拥有的器物类型和数量是不可僭越的。为此每件青铜器上都得具备能够识别的多种特征，以便恰如其分地体现使用者的社会地位。在商周时代的贵族生活中，祭祀频繁而且重要，以至于对成套青铜器的需求量巨大。贵族王侯们拥有的青铜器往往可以多达百件。中原地区丰富的铜、锡矿藏保证了这些礼器的原料供应。大批量快速生产的瓶颈就在于加工时间了。

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发明了一套标准化的用模块组装物品的生产体系。各式模块可以大量预制，并且能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迅速装配在一起，从而用有限的常备构件创造出变化无穷的单元。在青铜器上，这种模块就是纹样与铸造时的陶范。

中国古代的技术与人

我们对“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说法耳熟能详。其实工艺美术史也是由无数未能留下名号的工匠共同缔造的。与欧洲的工艺品往往有创作者可考的情况不同，我们在博物馆中见到的那些冠以贵族姓名或帝王年号的艺术品其实“名”不符实。这些留下名字的人不过是艺术品的拥有者，而真正的创造者却隐藏在背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今人只能从青铜的纹样上，从瓷器的圆润动态上，从雕版的刀法上……体会那些无名工匠的情感与智慧了。

早有研究者指出，对手工艺传统的态度差异是导致中国与欧洲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不同的原因之一。根据汉学家费正清的观察，中国一直存在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对立：“一旦穿上长衫，他就抛弃了体力劳作，……用双手工作的都不是读书人……这种手与脑的分家与达·芬奇以后的早期欧洲科学先驱者们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 这种思想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后依然没有多大改变，现在又有多少工科大学生毕业后愿意到工厂从“车钳铣刨”干起呢？而大学生去工厂就业的比例在工业水平更高的德国就高得多。好在我们还有博物馆，保留了那些历史上曾经被贬低为“奇技淫巧”的伟大技艺。这让今人能够越过千年，领略“劳力者”创造的“形而下”的“器”对“劳心者”发明的“形而上”的“道”的伟大胜利。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