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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经近两年半的水下考古抢救发掘的前期准备之后，沉没于广东汕头南澳县海域的明代沉船“南澳 I 号”水下考古抢救发掘已于2009年9月26日正式启动。它将会给人们带来怎样的惊喜？与此前赚足媒体与众人眼球的“南海 I 号”相比，二者又有怎样的不同？

回想2007年5月，当世界的目光聚焦在广东阳江“南海Ⅰ号”整体打捞的工程上，当国人的思绪还沉浸在这艘南宋商船即将出水的喜悦氛围中，当项目策划者们的视线被牢牢地吸引在施工关键环节的时刻，当交通部广州打捞局的水下勇士与神秘海洋反复进行较量的时候，广东汕头南澳岛又传来了明代万历年间的商船“南澳Ⅰ号”被发现的喜讯。

“南澳Ⅰ号”位于汕头市南澳县三点金海域。2007年5月下旬，南澳县云澳镇渔民在生产过程中，发现了一艘满载青花瓷器的沉船，并顺手捞出一批青花瓷器。当地云澳边防派出所及时介入，经过动员，渔民将捞出的瓷器上缴。经鉴定，该船的瓷器为明代万历年前后生产，其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十分重要。5月底，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船作了细致的水下考古调查，了解到沉船长约25.5米、宽约7米，并基本探明船的沉态和方向，船内货物大致的装载情况和保存状况等，绘制出船体的平面图。研究人员在沉船外围采集到近千件散落的文物，拍摄和录制了大量的影像资料。

2009年9月26日，该船的考古打捞工程启动仪式在广东汕头南澳岛举行，“南澳Ⅰ号”的命名正式提出。各方面的工作虽紧锣密鼓、有条不紊地进行，但鉴于气候、海况等因素，该工程将于2010年4月份前后全面铺开。中国有句成语叫“好事多磨”，用在这里非常贴切，仔细揣摩起来也很有道理。当年，“南海Ⅰ号”发现后竟然是“磨”了20多个年头，才有整体打捞的构想，并实施成功。可以说是磨出个精彩绝伦，磨出个前无古人，磨出个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跨越式发展。那么，“南澳Ⅰ号”将磨出怎样的结果呢？这自然令学界不胜翘企。

下水前的准备工作

南海 I 号：二十年“磨”一舰

还是说回“南海Ⅰ号”的发现、发掘与整体打捞的经过，让读者自己去品味“好事”究竟是怎样“多磨”的吧。1987年8月，交通部广州救捞局（当时救助局和打捞局尚未分开）与英国海洋探测公司合作，在广东台山与阳江市交界的海域寻找东印度公司的沉船，意外地发现了满载南宋瓷器的沉船，几次抓斗下去捞出了200多件文物，多是绿釉小瓷盘、锡壶、青白釉瓷器盖等。现场的中方人员及时采取了保护措施，迅速上报广东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经鉴定，该船的瓷器主要是福建、浙江、江西等地民窑的产品，属于珍贵文物。发现的一条铜鎏金带钩，在国内尚属首见，估计可能来自国外，因此，一些学者认为这一发现极有可能与“海上丝绸之路”发生直接的联系，从而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世界学界的瞩目。

198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简称“历博”）与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签订了合作进行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的意向书，成立了“中日联合中国南海沉船调查学术委员会”。两国顶级考古学家联手协商南海水下考古事宜，其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同年11月，“历博”与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联合组成“中国南海沉船水下考古调查队”，时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为队长，日本水中考古学研究所所长田边昭三为副队长，指导首次南海古沉船的调查工作，“南海Ⅰ号”的命名正式提出。但是，由于现场海况恶劣，5～6级的海风不断，以致海水混浊，能见度极差，尽管使用了先进的美国造旁测声纳进行搜寻，但效果仍不理想，只得无功而返。2001年4月，“历博”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组队，在香港“中国水下考古探索协会”的资助和参与下，对“南海Ⅰ号”进行探摸，经过一个多月不间断的海上作业，终于找到了“南海Ⅰ号”，并精确定位。是年10月，进一步的水下调查工作基本确定了该船的沉态。2002年3～5月和8月的两次水下考古初步发掘，除发现沉船的船体，还收获了大量精美的文物，其中陶瓷约4000件，此外还有漆器、石制品、铁器、铜器、银锭及大量的铜钱，对沉船保存状况及其范围取得了新的认识。此后，“历博”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在2003年1月和2004年5～6月，对“南海Ⅰ号”进行过多次水下探摸。

2004年9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根据国家文物局的意见，委托广州打捞局进行以物探为主的水下调查工作。采集了海床下30米深的地质资料，获得了大量相关数据，确认了“南海Ⅰ号”长30.4米、宽9.8米；船体材料为木质；船载文物主要有陶瓷及其他器物；沉态是正沉；艏向240°；现场水深22～24米；海床底质——表层为淤泥，底层为淤泥质土；埋泥情况——两舷全部埋入泥面下1米，艏艉凝结物露出泥面1～2米；每年3～4月，海水能见度稍好，其他时间基本为零；现场海水流速最大为0.7米/秒。主要受海流影响，流向西南。至此，该船相关资料的采集工作告一段落。2005年5月，由广东省文化厅、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华南理工大学编制的《“南海Ⅰ号”整体打捞及保护方案》在北京原则上通过了专家论证，由此，“千年等一回”的“南海Ⅰ号”回归新家园的计划进入倒计时状态。2007年12月28日，广州打捞局成功地将“南海Ⅰ号”连船带泥、且船载文物毫发未伤地打包运至为它量身定做的新家——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2009年8、9月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海Ⅰ号”进行小规模发掘，在凝结物和泥沙之下，它平静地卧在为打包船体制作的钢箱之中，岁月的沧桑从瓷器的釉面溢出，船体的存在由舷板的位置展现，从而确凿地证明了整体打捞完全成功，精准无误。这既是中国海洋工程技术的杰作，也是多学科、多行业通力合作保护水下文化遗产的典范。2007年从年初到年尾，境内外80多家媒体连篇累牍地大规模连续报道“南海Ⅰ号”的历史与近况，其时间之长、篇幅之多、报道位置之显赫，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方面是绝无仅有的。

发掘方式各有不同

目前，对两艘沉船分别使用了不同的发掘方法。“南海Ⅰ号”是整体打捞，世界上尚无先例；“南澳Ⅰ号”将是按传统的水下考古的方法进行打捞，也就是时下世界上打捞沉船普遍采用的先清货物、后处理船体的方法。

所谓水下考古，就是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在水下的运用，注重水下遗存的联系性与整体性。一般分为调查探摸和发掘两个阶段。前者是了解遗址或物体的性质、范围和埋藏状况；后者是通过进一步工作增加认识的阶段。在发掘时，作业人员潜入水底，先用水枪或抽泥设备将覆盖在文化遗存上面的泥沙冲开，清理出一定的范围再布探方，以便绘图与测量，收集资料工作之后再提取遗物。与田野考古不同，由于发掘人员要潜入水下作业，所以气候和海况制约着工作的时间，不如田野考古选择时间那样自由。海底的泥沙还有回淤较快的特点，是调查与发掘必须考虑的因素。潜水员供氧的设备有管供式和便携式两种，专业的水下工程队伍多用管供式设备，在水下停留时间长，便携式是指背氧气瓶潜水，水下停留时间相对较短。

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水下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只有20年的短暂历史。可是，“南海Ⅰ号”整体打捞的成功却创造了历史，实现了理念、方法与技术等方面的重大突破，完成了中国水下考古的跨越式进步，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对中国水下考古的认识与估计。被誉为“世界水下考古之父”的美国得克萨斯州州立大学的乔治·巴斯（George Bass）教授在访问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时，对“南海Ⅰ号”整体打捞的精妙构思啧啧称奇，赞不绝口。可见，中国的水下考古工作不仅是以“南海Ⅰ号”的幸运发现为契机而展开的，也是以它整体打捞的精妙构思、精心设计与精彩实施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中国的考古前辈为之呕心沥血，殚精竭虑；许多单位顾全大局，甘愿奉献；许多考古和水下专业人员孜孜追求，持之以恒，支撑着中国水下考古事业不断走向辉煌。

两船船载文物极为罕见

常言道，十年磨一剑。对“南海Ⅰ号”而言则是20年“磨”一舰。20年的时光，20年的探索，20年的追求，长眠于中国南海的南宋商船即将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岂能不令国人兴奋不已？初步的工作表明，“南海Ⅰ号”和“南澳Ⅰ号”这两艘商船装载的文物保存相当完好，不仅在国内，在世界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因此，才拥有特殊神奇的魅力，被人们关注与垂青，并引发各界人士的种种猜想。

据估计，“南海Ⅰ号”约载有6万多件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浙江龙泉、福建德化三大窑系的产品，以后者为大宗。从器型上看，这批瓷器是专为外销而制作的，国内相对少见，虽然是民窑产品，但相当精美，是上述三大窑系的代表之作。它们的出水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南宋时期瓷器综合面貌和当时生产技术水平的认识。此外，已经出水文物的金器、银锭、铁器、铜钱是了解当时社会的经济生活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更重要的是船体本身，既能够说明当时的造船技术水准，也能够展现当时的中国民间拥有的航海能力和海外贸易的盛况。真的不敢设想，倘若能够发现航海日记，或是货物清单，或是其他交易凭证，其重要意义又该怎样估计呢？

“南澳Ⅰ号”大量的明代青花瓷器和铁器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瓷器以福建平和五寨和江西景德镇观音阁两大窑系为主，均为外销瓷，相同的器物过去多见于东南亚地区，而国内较为少见。数量最大的青花大盘直径多在30厘米左右，内壁绘瑞兽麒麟、富贵牡丹、仕女、书生以及花草等。不少器物的底部可见底款，包括“福”、“禄”、“富贵佳器”等，部分器物底部有“大明年造”款。

尽管两艘商船在年代、沉没地点和保存环境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但可以肯定的是，将来大规模的发掘工作必有新的、不可预见的珍贵文物出现。

南澳Ⅰ号器物

中国水下考古启示录

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在推进中国水下考古事业方面始终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南海Ⅰ号”的水下考古发现与调查的前期工作中，“历博”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始终是主力军，主导着项目的组织策划、经费筹集、人员培训、对外交流，以及工程实施的所有环节。20多年来，“历博”先后组织发掘了辽宁绥中三道岗、海南西沙华光礁一号和福建平潭碗礁一号、山东青岛胶南古沉船、福建东山东古沉船和福建平潭大练岛一号沉船，探摸了云南抚仙湖水下遗址，积累了大量水下文化遗产资料，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培养了大量人才；并在广东阳江、浙江宁波建立有规模、有特色的水下考古研究培训基地，积蓄和储备了可持续发展的软实力和硬件设施。

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迅速崛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专业的考古队伍与专业的水下工程队伍有机结合，多学科知识浇铸项目需要的知识结构体系，从而形成了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共赢局面。早在“南海Ⅰ号”水下考古调查与探摸之初，“历博”就开始了与交通部广州打捞局合作，此后，这种合作不断深化，逐步升级，到“南海Ⅰ号”的整体打捞被发扬到极致。这种长期的合作和多年的磨合，一方面使得专业的考古队伍能够迅速、直接地享受水下工程的成熟技术与经验带来的便捷与效益，少走了弯路；另一方面，成熟的技术与经验又能够毫无阻隔地在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发挥作用，扩大了研究的视野，堪称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模式。

中国水下考古事业的跨越式发展还有一个鲜明的标志，那就是沿海省份水下考古工作的蓬勃兴起。随着“南海Ⅰ号”水下调查与探摸的不断进行，“历博”从长远的目标出发，注重为沿海省份培养水下考古专门人才。如今，以人员和设备而论，广东和福建两省的力量最强，具备独立开展水下考古工作的能力。尤其是广东，由于两个“南 I 号”都出在广东沿海地区，广东的水下考古事业因此添加了进一步提高的平台。

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将更快地向更高的目标挺进。2009年9月28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国家文物局的部署下，挂牌成立“国家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的水下考古被提升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不言而喻，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已经步入历史的新起点。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