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应邀访问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在墙上挂满了中国字画、桌上堆积着汉文书籍的李约瑟工作室，我向满头银发的耄耋老人李约瑟博士送上一部刚刚出版的他同鲁桂珍博士合著的《再次聆听大洋两岸的共鸣——回顾跨越太平洋的文化科学交流》中译本。李约瑟从我手中接过这本书，仔细看了看封面，把书贴在胸前，对我说：“我由衷地感谢你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出版，我们在这本书中探讨了这样一个迷人的课题：亚洲特别是中国对世界特别是美洲文明的影响。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人们的兴趣。”然后，他一字一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Giving justice back to China”——还中国以公道！听了这句掷地有声的铿锵话语，顿时使我对面前这位年已九旬的世纪老人肃然起敬！
李约瑟生于1900年，卒于1995年。回顾他95年来的经历，就像翻阅一部活生生的20世纪史，特别是在东西方之间的接纳与排斥、理解与误解的“章节”里。
李约瑟的父亲是医生，母亲是音乐家，这使他从小受到科学与艺术两方面的熏陶。他的家庭从未与中国有任何牵连，他的童年从未对中国有任何了解。直到1937年，李约瑟37岁时，从三位其天赋与科学见解“完全不下于西方人”的中国留学生王应睐、曹天钦和鲁桂珍那里了解到灿烂的中华文明和科技成就后，他产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像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李约瑟如是说。圣保罗原名扫罗，本来是虔诚的犹太教徒，他在前往大马士革搜捕基督教徒的途中突然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圣光中向他施教，从而使他改宗，易名为保罗，转而信奉耶稣基督。李约瑟以此来比喻他从生物化学领域一改而转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领域，用“皈依”来表达自己作为一个西方人对东方中华文明的信奉和敬仰，这不能不令我们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之动容！
37岁的李约瑟，放弃了他轻车熟路的生物化学研究，开始艰难地从头学习汉语，阅读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走上了研究中华科技文明、撰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道路。他义无反顾地在这条道路上摸索前进了半个多世纪，穷毕生之精力基本上完成了这部七大卷的巨著。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把中国古代的科技文明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从比较科学史的角度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华科技文明的辉煌画卷，还历史真面目，还中国以公道。“这是比外交承认还要高出一筹的西方人的‘承认’举动。”（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语）
李约瑟有一首自咏诗，诗云：“写的东西不算少，好坏自己亦不明，但有虔诚一点心，愿为世界开太平。”他为中国讨还公道，就是在为世界争取和平！只有消除了民族歧视，认识到人类文明是由地球上各民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才会有民族平等、世界和平。
让我们再回到李约瑟、鲁桂珍的《再次聆听大洋两岸的共鸣》。他们从与文字记载有关的事件，各种艺术要素，美术、建筑和音乐，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特别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的历史考察出发，深入研究了上溯至2500年前以来，亚洲（主要是中国）与美洲大陆之间跨越太平洋的文化科学交往。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看了此书，曾有一诗赠我，诗云：
美洲古文化，过去少人问，今日问者多，引起疑与信。
李约瑟博士，鲁桂珍博士，对此有专攻，态度殊谨慎。
根据史实讲，发言有分寸：亚人先去美，史实难否认。
吾著世界史，亦及此问题，欢迎读者们，增添新论证。
我记得在1986年秋的北京人民大会堂《李约瑟文集》首发式上，李约瑟和周谷城两位长者相互称兄道弟，谈笑风生。他们在中国和美洲早期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上做出过各自的贡献，我们后来者应该做进一步的探讨，“增添新论证”！
李约瑟撒手尘寰，离开了我们，但他把公道还给了中国，他永驻在我们心里，他的纪念碑似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将与世长存。
1990年，本文作者与李约瑟博士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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