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80后回忆童年时光时可能会记得，如果考试取得好成绩，就能从家长那里得到一些奖励——可能是一个变形金刚，或者一顿肯德基。尽管我们的教育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对成绩的奖励，但在那个年代，直接的物质奖励一出现，还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一些家长不仅用奖品奖励学习成绩，还把孩子的良好行为与零花钱挂钩。在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甚至有报纸就这些话题开始组织大讨论。

现在，回望这些就会发现，我们其实对物质奖励能否帮助孩子改善行为、提高成绩缺乏足够的了解。最近，美国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福莱尔（Roland G.Fryer,Jr）却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项实证研究——他跑到学校里，给学生发钱督促学习。经过一些努力，他的试验在华盛顿特区、纽约市、达拉斯和芝加哥这4个城市得以展开。目前，他的部分研究结果正在开始公开，事实上，这些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

奖励＝强化

提到奖励，不能不提行为主义心理学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学说——胡萝卜加大棒说法的学术版本。美国心理学家B.F.斯金纳在上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经典实验中，使用了被称为斯金纳箱的装置，在一个精心设计的盒子中，有一个按压后就会滑出食丸的压杆。把一只饥饿的老鼠放入盒子中，一开始，它只会漫无目的地探索，按压压杆得到食物后，老鼠会学会将按压行为和获得食物结合起来，不断地按压压杆，记录器记录下来老鼠按压的频率越来越高。

斯金纳就一系列实验提出，要想强化一种行为，令其不断地发生，就需要给予奖励，或减少消极刺激；而如果想让某种行为的频率下降，就要反其道而行之，减少奖励，或者给予惩罚。例如，想教会孩子好的行为，就要在他们做对了时奖励他们；而要消除不良行为，就要避免强化这些行为，还要予以惩罚。

这听起来有些过于简单，实际上，斯金纳等学者将这一理论做了很多推广。例如，在教育中，可以用孩子喜欢的行为强化他们不喜欢的，用“更多的体育时间”，强化孩子更好地完成作业。这些方法我们一直熟悉，但是斯金纳的研究更为细化。例如他发现，强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无效。而更好的方法，不是每次孩子有了正确的行为就给予奖励，而是将奖励按照比例或者时距给予。而在教授新知识时，立即的强化则能让孩子表现得更好。对于那些利用淘气吸引家长关注的孩子，最好的方法却并不是惩罚他——那正是他所需要的关注——而是不理睬他的胡闹，回应他好的行为，这样才能让他明白如何用正确的方式和成人交流。

这些思想在今天难免让人想起思维控制之类，确实，二战时期，斯金纳曾经帮助盟军训练战鸽，有人嘲笑行为主义说，他们将老鼠身上获得的理论用在了人身上。但是，斯金纳等人的研究，将我们对行为的认识从简单的观察和描述，提升到能够定量分析。在福莱尔的研究中，定量分析仍然是重中之重。

斯金纳的理论随着科学的进展，已经不是主流，对于人类心理更为复杂、精巧的研究，没有简单地推翻他，而是发现我们的行为远比老鼠复杂。那么，向学生提供金钱奖励来让他们学习，这能成功吗？

如何爱上学习？

对于金钱奖励，一个重要的疑虑来自英国心理学家德西（E.Deci）的研究。在他上世纪70年代进行的经典实验中，德西要求大学生被试解决一些趣味智力题，之后，大学生被分为两组，一组每解一道题就能得到一点金钱奖励，而另一组则得不到奖励，当然，两组互相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之后，给他们一个自由活动的时间，通过观察发现，没有奖励的一组学生仍然尝试解题，而另一组则不怎么在自由活动时间做这件事了。

上世纪70年代，德西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展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学生被分为两组画画，一组可以得到一些奖励，比如一颗金星等，另一组却没有奖励。几周后，通过单向观察发现，没有奖励的学生平时仍然喜欢画画，而那些获得奖励的学生却不怎么画画了——没有奖励拿，为什么还要画呢？

德西的研究围绕这一个重要的心理学概念——动机。他的理论中，当外部动机很强烈，内部动机就要受到压制。对于归因理论的研究也在从侧面证明：当进行一项恼人的任务时，如果给予奖励，参加者就倾向于把任务评价的更难以忍受。因为那些得不到奖励的人倾向于将自己做事的原因归结为任务有吸引力，而那些得到奖励的人则把原因归在了奖励本身。

这样的研究，福莱尔自然知道，而反对者所援引的证据也来自这些研究，但是他表示，如果在那些学校中，已经找不到爱学习这种品质，我们该怎么办呢？对此，很多学校的教师看法也是更为实际，总要试一试，如果金钱奖励真的能把厌学的孩子拉回课桌的话。

英国心理学家德西

奖励行为而非奖励结果

到了2007年秋天，福莱尔的研究逐步展开了。这是一个设计复杂的研究，需要详细证明哪种奖励最有效，因此，4个城市的学校参与的方式是不同的。这项研究已历时两年，来自260余所学校的38000余名学生参与。在4个城市中，芝加哥和纽约城按照“产出”给予奖励，这两个城市的学生按照考试成绩获得奖励，试题由教育部门制定，相应的成绩可以获得一定的奖金；而华盛顿特区和达拉斯的学生则是依据“投入”给予奖励，达拉斯的学生只要读完一本书，就能得到两美元，而华盛顿特区的学生则是根据上课投入、作业完成之类的行为指标给予奖励的。作为一项严谨的科学实验，每个地区的学校都被分为两组，一组有部分年级参加这样的奖励计划，而另一组是对照组，这些学校则按过去正常的方式教学。

在研究进行中，也有着不同的声音。有部分对照组学校向福莱尔要求参加到实验组去，认为那样确实能改善学生的学习，而另一些学校也有老师表示，那些本来学习就很好的学生还是很好，而那些学习欠佳的学生，即便有着实实在在的奖金，也没能改变。福莱尔对此的态度和每一个学者一样：不要通过简单的观察下结论，等到结果出来再说。

随着研究结果浮现，我们看到了很有趣的结论：孩子们不是大人的宠物，他们不会像小老鼠一样，靠着食物就随你的意思前进。在4座城市中，纽约的学生成绩提高非常有限，而芝加哥的学生在考试中成绩有提高，但是在学年末的标准测试中却和没有奖励的学生没什么差别。

但是另两座城市的结果令人振奋：华盛顿特区依据学生行为的情况予以奖励，结果在标准测试中，学生的成绩提高了；而达拉斯的效果就更好，学生靠读书获得奖励，结果不但在标准测试中的阅读一项成绩突飞猛进，不少学生在停止奖励的第二年，仍然继续保持阅读的习惯。

这样的结论来自学生认知能力的局限，尽管学生们很希望拿到好成绩，但并非所有学生都能明白好成绩如何取得。芝加哥的经济学家约翰·李斯特发现，当问及一个学生如何取得好成绩时，他回答要在考试时认真看题，而不知道学习和复习的关键。

目前的结论告诉我们，尽管成人可能了解取得成绩的关键，孩子却往往不是这样。但更为重要的是，金钱的奖励确实能够起到作用。一直以来，很多教育组织都在通过奖励学生的方式帮助那些学习困难的学生取得成绩，但是主要奖励的是文具、甚或听ipod的自由，现在，很多教育学家把目光投向了新的方式。

尽管还有来自文化或者方法的巨大争议，福莱尔的研究还是为我们提供了第一手的数据。目前，他的研究还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有教育部门的工作者希望开展更大规模的研究。也许对于我们，除了教育工作的启示之外，另一个启发是，要奖励那些好的行为，而不是结果。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