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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是光明的源泉，地球上万物生长靠太阳。古代人们“日升而作，日落而息”，不仅十分关心太阳的东升西落，昼夜长短，寒暑交替，而且还注意到了太阳的异变现象，尤其是日食现象。在中国，观察和研究日食具有悠久的历史。《尚书· 胤征》和《左传》都有记载：夏朝第四个君主仲康在位的时候，负责观测天象的羲和因酗酒而失职，没有及时预报日食，仲康王命胤侯处决了羲和。这次日食事件是我国古籍中最早的日食记录。当然，人们对日食的观测早在羲和之前就开始了。关于远古日食的确切记载，那要算甲骨文中的天象记录了。商代甲骨文中有五次日食记载，比另一世界文明古国巴比伦最早的日食记录早了约五百年。

远古社会的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对于宇宙的认识还处于启蒙和幼稚的阶段，他们关心大自然，可是却往往不是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对待大自然。古代的统治者宣扬“天人感应”的神秘主义。他们说：“日，君象也。”“天无二日，人无二主。”君主是人们的太阳。太阳固然至高无上，光明美丽，可是也有异变的时候。一旦日食出现，君主便十分恐惧，害怕灾祸降临。这灾祸不是人（皇帝、皇后等）死便是政非，不是天下饥荒便是江山变色。为了免灾求吉，历代君主在日食这天，不是去神社击鼓祈禳，便是向天下臣民作书面检查，即颁布“罪己诏”。皇帝是天子，神的代表，所谓“罪己诏” ，不过是表面文章。名曰“罪己”，实为罪大臣。历史上，有的君主也比较明智，善于调和内部矛盾。公元２２１ 年六月发生日食，有人向魏文帝曹丕上奏，请求罢免太尉的职务。魏文帝下诏说：天象中的灾异是警告国君的，归罪于左右大臣不是从禹汤传下来的老传统。希望百官各自要忠诚老实，奉公守法，潜心职守，今后有灾异不要再弹劾三公。六年后又发生了一次日食，在位的魏明帝也有类似做法。这两个皇帝在曹操之后如此当政，使魏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攻灭吴国和蜀国奠定了物质基础。

关于日食发生的原因，古人有一些解释：比如《淮南子》说是天上的骐驎相斗；民间长期流传着天狗吃日，天蛤蟆吃日的说法。人们也不知此说起于何时，出于何典，反正是“老一辈传下来的” 。这类荒唐无稽的说法及其救日活动，一直传到２０ 世纪。１９００ 年，八国联军侵略我国。这年日食，清朝政府的官员照例要举行驱狗（蛤蟆）救日的祭祀活动，但怕因鸣锣放炮而使外国人误会，于是向外国驻军送去一个照会解释缘由，实在是可悲可叹。

但是我国古代的一些科学家已经能够给出比较科学的解释，比如春秋时期的人已经懂得了日食的成因，战国时石申说日食是由于天体间相互的遮掩。汉代科学家张衡在《灵宪》中说得更明白，意思是，月球不会发光，月光来源于日之照射，迎日则月圆光满；背着时则不圆或无光，这是因为地球遮住了日光；一当月球走到太阳和地球中间，就会发生日食。日食发生的原因、规律、周期、食带是我国古代天文学取得的卓越成就。但是，这些丰富的科学知识并没有得到推广和普及，只为个别科学家掌握，封建朝廷的皇帝和大臣们也不懂得这些科学道理。他们排斥科学，推崇迷信，甚至将科学研究的成果用来搞迷信活动。他们将日食认为是天子之灾，月掩日而发生日食的原因解释为“臣掩君” ，“京师不见四方见”的食差（或云雾遮掩）说成是上天另开慧眼，避祸消灾。

日食对于最高统治者和社会政治生活如此重要，因而封建朝廷对于日食的预报和观测是十分重视的。明朝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食，钦天监的推算与日食前后不符，预测开始的时间早了半个小时，结束又迟了半个小时。崇祯皇帝大怒：“天文重事，怎犯这等错误！ 姑息一次，推算再错，重治不饶。”日食推算不准，是因为当时的大统历长期使用而失效；要预报准确，必须修改历法。礼部人员怕今后被株连，上疏提出修改历法并推举由徐光启负责。徐光启一方面继承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成就，一方面吸收传入的西方进步天文学理论和科学技术，把中国历法提高到一个新的精确高度。徐光启说：“我国对于日食的预报误差，汉代以前以天计算，唐代以前以小时计算，宋代以来以刻计算，现在则以分计算。”

我国古代不仅仅对日食的预报精确度高，而且对日食的观测也十分细致，在《汉书· 五行志》中对日食发生的时日、方位和程度有着详细的记载。经过南北朝、隋朝、唐朝的观测和研究，天文学家发现了月亮轨道与太阳轨道相交，月亮通过时，会有“当食不食，不当食而食”的现象，这是由于人们视差的问题引起的。由于人们的视差，在观测日食时便会出现“四方不见，京师见” ，“长安为全食，南方剩一半”的偏食现象。将不同的地区（也包括不同的季节）的食差加以区别，这就是“食带” 。唐朝制定《大衍历》时，依据食差创立了“九服公式”，从此将日食的预报工作推进了一大步。

由于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古代日食的真正成因以及准确预测才逐渐被人们认识，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