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世界上古史与现代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文明发达较早地区产生的一些古老文字系统，因所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各不相同的面貌与特征。同时，又因相关远古族团大体相当的社会文化与思想认知水平，加之彼此间各种形式、各种渠道的沟通与交流，这些文字系统似乎经历了大体一致的源起与发展的历程，即由初始的表意文字阶段逐渐达至于表意、表音相结合的阶段，此后，除少数特例之外的多数文字系统，又先后步入了单一表音的阶段。

由于现有的考古资料不足以说明文字起源的全过程，这里我们拟采取考古与文献相互参验的方式，扼要阐述中国汉字系统产生与发展的一般情况。

原始的汉字是依类象形的产物

中国史前考古资料所见，其刻画于陶、石、龟、骨上的原初文字，主要是用作原始图腾或神名的称谓字以及律历、度、量、衡制度所必需的基础纪数字。前者一律刻画于祭神礼器的特定部位，并在商代甲骨或殷周金文的族名徽号用字中可以找到它们的余绪，它们是多物崇拜的自然物的名字。后者多刻画在废弃的陶片上，其频繁出现、重复使用的几率高且形体简单，古今相承，与商代甲骨、金文中的纪数字基本一致。目前所知，处在原始阶段的古汉字，其通行的年代大概由距今七八千年至四五千年之间，约略经历了3～4个千纪。《尚书序》所谓“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及《后汉书·律历志》“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则算数之事生”等记载，与考古资料相互吻合。

完成于战国时期的《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汉书·五行志》、《后汉书·律历志》又有“筹，所以纪数”、“数本杪曶”（杪曶即杪末，是筹策的别称）的记载，都表述了这样的史实：结绳与筹策原是古代中国广为流行的原始纪数工具，而原始数字系统即由仿象原始纪数工具创制而成。古代先贤以古汉字始于结绳（易·系辞）或“万物之数因八卦而起”（唐颜师古语。八卦原是以筹策求取奇偶之数表示阴阳变化的游戏）的看法，都与古汉字基础数字的形成密切相关。

甲骨文表示的12属相

形声相益为汉字的发展开辟坦途

世间事物，有具象有抽象。初制文字的依类象形，只可施于前者，而于后者则无以为计。为摆脱这种困境，先贤开辟转注与假借两种途径，把依类象形的名物字，通过转折字义（如以仿象工具的我字为第一人称的我）或假借字音（如假羽翼之翼为翌日之翌）的方式，使之成为意义抽象的辞字。转注与假借两种手段的应用，为古汉字的发展找到了转机。

事物是纷繁复杂的。譬如归于同一品类但形近实异者（如古称羽物的鸡、鸦、鸠，古称毛物的狼、狈、狐）比比皆是，而依类象形却实难一一有所区分。另外，一个表意字，通过借其读音用作多个辞字的情况，虽给书写着提供了便利，却为识读者造成了麻烦。在商代后期的甲骨卜辞中，一种规避了上述弊端的新的汉字类型已经出现，这就是古代学术界称作“形声相益”的文字。这种新的构字法或在表意字上附加声符（如鸟加奚为鸡），或在表音字（假借字）上附加形符（如可加水为河），形成形与声相辅相成的形声字。这种既有表意字用作形符或声符并相互补充、相互增益的构字方式，为古汉字的发展辟出一条畅行无阻的大道。

克服识读困难的反切注音

古汉字因循自身特有的构字规划，数量增长相当迅速。到汉代，单字已接近1万。当时学童应试，能背诵9000字才能做官。其间辨形识字的艰辛可以想见。在中国的先秦时期，人们已能够对汉字的声、韵进行分析，当时，诗歌谐韵与典籍韵文的存在以及双声迭韵或同音通假的应用都是确证。到魏时期，与诗赋的发展相联系，关于汉字声韵的专门著作开始出现。至隋唐二代，汉字的反切拼读法（即选取两字，上字取声、下字取韵拼读一字的方法）已经形成，并拟定了声部、韵部的数目与代表字，如隋陆法言《切韵》的206韵母与唐人守温的36声母，反映了当时学术界对汉字读音的认识水平，为解决汉字识读困难，找到了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

中国汉字系统的起源与发展，在世界文字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承载着华夏文明的精髓，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绵延数千年而盛行不衰，成为历史积淀厚重又充满蓬勃活力的文字系统。当我们面对其他古老文字系统纷纷远离传统改行纯粹表音的文字系统时，其改弦之由，易辙之路，或可在中国汉字系统的发展历程中获得启示。

（本文发表于《科学世界》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