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尽管奋争了数十载，但在科技领域，妇女至今还是只有一片十分狭小的天地。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报道专门讲述妇女在科技领域的境况。在哥伦比亚大学坐了20年冷板凳之后，在一次次亲眼目睹自己的男同胞因职务升迁而洋洋自得之后，在一次次亲耳听闻同仁们嘲笑自己竟然也在要求推荐之后，好不容易才收到终身聘任书的女神经科学家C·多米尼克·托伦艾勒伦德禁不住说道：“以前，他们总认为我要求推荐是在开玩笑。”带着淡淡的苦涩，这位专门研究激素对大脑发育作用的女科学家又说道：“人们一般都不相信，竟然没有人终身聘用我。”

谢里尔·安·巴特曼是美国伍兹霍尔海洋学会一位终身受聘的生物海洋学家。此时已是午夜时分，她还在忙着把衣物从背包里取出来，放进帆布袋里，而自从她上次开完戈登(19世纪苏格兰的博物学家——译注)讨论会回来，这只背包就一直没来得及清理。再过4个小时，她又要登船出海，去把科研仪器安装在海床上。安的丈夫布雷德福·巴特曼是设在伍兹霍尔的美国地质勘探局一位部门主管，他刚开完会回到家里，此刻正在楼下忙着洗涮碗碟。这夫妇俩正在争分夺秒地忙活时，就被他们两岁的孩子迪伦做恶梦发出的怪叫打断了。如果说今天晚上对于他们家来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就是这对科学家夫妇两人同时在家。安一边回想，一边对我说：“那一次，布雷德(布雷德福的昵称——译注)到机场来接我，他刚把迪伦交到我手里，就又登上飞机走了。”

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一位精神病学家，专门研究创造力和躁郁性精神病。对于妇女可能遇到的各种烦恼，她不愿意多谈。“这类问题很难对付，不光是妇女，男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她这样说道。“说来说去，最后你还得自己想法子把活几干完。究竟有多少妇女真正在多花时间考虑这档子事儿?我看值得怀疑。”

然而，一些妇女深深体会到，要想少花时间来为这些事情伤脑筋，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位颇有声望的女子大学的科研人员曾经申请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的研究基金，并要求评审委员会就此做出评定，然而，据她说，别人对她的答复却是：“织你的毛线话去吧!去干那些你们女人该干的事儿!”

如同这些女科技人员本身的情况及其所从事的科技研究工作一样，她们的经历感受及所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是多种多样的。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妇女们至今仍然奋战不休，要为她们自己及其女儿夺得科技领域的一席之地。尽管和其它专业领域的职业妇女一样，科技领域的女性也一直在为跨入和改变这个几乎完全被男人把持着的世界而努力斗争，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科技领域至今还是一个极其顽固的堡垒，一个歧视妇女的世界。“妇女在科技领域的地位至今还是聊胜于无，这种局面多不合理啊！桑德拉(亚历山德拉的昵称——译注)·哈丁如此评论说，她是美国特拉华大学的一名哲学家。

尽管为了改变歧视妇女的错误倾向，人们一再大声疾呼，广播电视也屡次讨论公开宣传，其它各个方面也作了多种努力，但令人惊异的是，作为科研基础重要组成部分的科技界非正式团体会社，却至今显然与妇女无缘。据调查，美国在职科研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中，只有16％是女性。更贴切地说，在美国各个学科领域和重要岗位上任职的妇女是如此之少，以下列举的有关统计数字，听起来就像“圣诞节节期的十二天”(The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一样荒诞不经。在下面几类人中，妇女只占在职环境科学家的1％，机械工程师的2％，电气工程师的3％，医学系科主任的4％，物理学博士的5％。最后，在全美国10大一流数学系的近300名终身教授中，女性只占6人。这类例子还有不少，就不在此一一列举了。

简·Z·丹尼尔斯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妇女计划的主任，正如她所说：“要改变这种状况，就还得作不计其数的努力。在各个学科中，女科技人员在传统科技领域的增长仍然是最多的，而在物理学、地质学和工程技术等领域，女科技人员为数极少的状况至今没有多大改变．男人们称雄称霸的局面还在继续着。”至于其它学科领域，男性的优势地位则不那么显著。美国在职生物学家和生命科学家的41％是女性．心理学和神经科学专业的研究生近半数也是女性。据美国化学学会介绍，1991年，该会女会员已增加到会员总数的17％，而1975年，女会员还只占8％。

撇开上述问题不谈．美国女科技人员的其它待遇也极不合理。一般说来，即使是担任和男人一样的职务，女科技人员的工薪收入也比男人低25％左右，并且她们被解雇的可能性也比男人高1倍之多，而升任要职的机会却寥寥无几(1989年，美国各学科领域的终身聘用科技专家中，只有7％是妇女)。据女科技人员反映，她们从同行和上司那里得到的鼓励比男同胞少，在业务指导和专业职务提拔上得到的帮助．也不及男同胞多．相反，孤立无援坐冷板凳的时候却比男同胞多，受人折磨被人骚扰的也多。

在很大程度上，科技领域男女不平等这一社会倾向的揭露应归功于美国的妇女运动。然而，尽管迄今为止，人们为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已作了20多年的努力，但上述种种歧视妇女的不合理倾向却依然存在。在过去20年里，美国联邦政府以及教育领域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计划，企图以此吸引妇女进入科技领域。1988年，这些方面的努力重新得到了有力的推动，因为当时美国国会的一项研究报告宣称，到2010年，美国所需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超过50万。由于从事科技工作的美国白人男子日益减少，人们便把妇女和少数民族视为可以替代的来源。

由于人们对这类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多，如今已经收到了一些效果。1966年在美国获得科学与工程技术博士学位的人中，妇女还只占8％，而到了1989年，获授同类学位的妇女就增加到了27．8％。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近通过调查发现，美国的女学生和男学生在科学技术范畴标准化考试成绩上存在的差距，已经缩小了。另据美国就业机会均等委员会证实，美国女性正教授的数量已有所增加。

朗达·希宾格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一位科学史教授，她说：“在我看来，美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大力鼓动妇女。不过我认为，最有趣的还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资助，尽管人们用心良苦，但科技界的妇女还是纷纷掉下马来。”女科技人员的减少日益驱使众多研究人员从科技领域的文化传统上去追根究底，以此寻找科技领域女性奇少的线索。这些研究人员不禁要问，在整个科技领域内，如果确有什么原因仍在排斥或妨碍女科技人员继续从事科技工作，那又是什么呢?

希宾格曾写过《才智岂有男女之别?——妇女对现代科技起源的贡献》一书，她说：“他们一直在设法使更多妇女进入科技领域，企图稳住科技领域的妇女，给她们足以发挥科技才能的外在条件，使她们不致于落伍。然而，事实上我们没法稳住女科技人员，我们只能设法稳定科技领域，使科技工作成为女性想干的事。我们必须深入考察科技领域的文化传统，弄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迫使妇女放弃科技领域。”

针对女科技人员如此之步这一严重问题的根源，对科学技术的基本条件作一番剖析，就能使我们找到隐秘的和明显的原因。数百年来．妇女一直被排斥在绝大部分专业领域和政治生活之外，而这种状况根本就没有一点正当的理由。直到最近，大多数科技领域仍然还是男人的世界。由于大多数科技领域都沿袭了歧视妇女这一传统．科技领域缺少妇女这一点自然就有一些显然并非正当的理由。从妇女开始社会化的那一刻起，大多数女性就被导离了科技领域。从美国的教育体系上．我们可以发现这种使女性疏离科技领域的隐秘而又明显的阻碍，而众多男科技人员那种认为妇女根本不该搞科技的偏见，更是为之推波助澜火上加油。

事实上，妇女并不是完全没有在科技领域留下自己深刻的历史足迹。尽管获得诺贝尔奖的男科学家在300人以上，而获此殊荣的妇女只有寥寥可数的9个人，但在所有科技领域，都有众多名不见经史的女性做出了必不可少的重大贡献。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历史学家们越来越看重这些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巾帼英豪，开始用更多的笔墨记述她们的历史功绩。1982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科学史学家玛格丽特·W·罗西特发表了—篇专著，文中以长长的篇幅叙述了1940年以前对科学技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美国妇女。“人们说，这本书不应该写得这么长，因为女流之辈没出什么科学巨匠。事实上，持这种观点的人完全错了。”罗西特如此说道，她正在努力撰写她的下一部杰作．文中将记述45年至72年期间美国科技史上的杰出女性。尽管许多女科技人员仅仅屈为助教和技术员，但她们对科技事业的巨大贡献却是无可估量的。罗西特发现，许多女科技专家只是在记述男科技人员的专著的脚注中，才有一丝露面的机会。

围绕女科技人员为数奇少这一问题，其它研究人员还针对美国科技界对女性的态度这一点进行了追根究底。自然，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文化特有的思潮是彼此互异的，但有一点却是彼此无异的，那就是它们都不会缺少男人对女性身心素质低劣的“据实论证”。19世纪80年代末期，在人们对妇女的小脑量及其更适合于生儿育女的大骨盆两者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后者并非毫无意义之举)之后，查尔斯·达尔文的一位朋友以短短的一句话．概括了这位科学泰斗对女性智能的看法：“从遗传的角度来看，至少要有千百年，女人的大脑才能补上那欠缺的3两脑髓。”

现代科技机构的出现，看来已经使许多这类看法变成了顽固的偏见。设在多伦多的约克大学的历史学家戴维·F·诺布尔指出，最初的大学都是僧侣的天下，是由基督教教会创办的．因此一概拒收妇女入学。在他的专著《男人的一统天下：西方科技界的基督教僧侣文化》一书中，他探讨了这种排斥女性的作法是怎样随着现代科技的兴起，在新兴的科技机构和大专院校中长期延续下来的。英国皇家学会是早在1662年就创立的，然而在1945年以前，该机构一直将妇女拒斥于门外。正如希宾格所指出的那样，1945年以前，在皇家学会中，女性的唯一代表不过是该会所收藏的一具骷髅。时至今日，在该会的全部会员中，妇女也只占2．9％。有些科技机构和高等学校的情况要好一点，然而总的说来，过去人们并没有使身处科学“圣殿”的女性感受到一种宽松适意的气氛，并且总是拒绝给予妇女受传统培训的机会。例如，虽说比阿特丽克斯·波特是一位杰出的真菌学家(事实上，是她第一个报道地衣的共生现象，并对英伦三岛的真菌进行了分类)，但所有的专业性科技协会都拒绝接纳她，而原因只有一个——她是女的。(然而，值得说英语的少年儿童及其父辈庆幸的是．正是由于被拒斥于门外，波特才转而撰写和图解少儿读物。)而罗西特所发现的1880年“美国化学学会厌恶女人者宴会”的正式会议记录，同样也是这种歧视女性传统的产物。

正是由于至今仍然残存着这样一种态度，正是由于科技领域上层社会陈腐传统的顽固不化，大多数受过挫折心灰意冷的女科技人员才从科技领域外流他去。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现有的1750名科学家中，只有70人是女性。贝蒂·M·维特尔是美国国家科学院科学技术专业人员委员会的执行主任，她说：“科技界身居要职的老保守和女科技人员之间，至今还有不满和怨恨。”带着生硬的语气，她又说道：“只有等到这些老保守都见上帝去了，情况才会改变。”

许多科技机构正是靠继续维持男人的压倒优势，来保持这种既成事实，使女科技人员无法参加专题讨论会，得不到意义重大的接触交往机会。克里斯蒂娜·L·威廉斯是巴纳德学院的一位神经科学家，她说：“科技书籍邀请女科技人员撰写的章节都不及男人多，女科技人员参与联合科技研究的机会也比男人少。这不是什么合作方式上的问题。对于妇女来说，你只能干别人让你干的事。若是别人不要你，你就是使尽浑身解数，也没法使人要你。”

据多项研究发现，科技会议若是由男人组织，与会者通常也是男人占多数，不管女科技人员在该专业领域占多大比例都是如此。苏珊·格比是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的主席，她指出，虽然该学会的会员约有50%是女性，但该会过去所有会议的发言者中，女性只占24%，即使会议的组织者是妇女也罢，而会议的组织者若是男人，女性发言者所占比例更是10%以下。。对于这种现象，威廉斯解释说：“并不是与会的男人们一个个在要求，‘别让女人上台发言，’这种局面完全是神不知鬼不觉地造成的．只不过没有人明目张胆地联合起来这样做而已。直到今天，科技界的许多要职都还在男人的把持之下。”

如同科技领域的其它方面一样，科技书刊的编辑部门同样也会出现歧视女性的倾向。许多科技书刊的编辑人员至今还是男性占绝大多数，并且他们还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喜欢多发表由男人写的论文，或者是更愿意请男人来写评论文章。并且我们不能肯定地说，如果科技书刊编辑人员的男女比例变得较为均衡，这种论文选择上的重男轻女倾向就会得到改变。本世纪80年代初期，有人进行了一项研究，要求接受调查的180位男子和180位女子给一些内容相差不大、水平不相上下的论文打分。在这些论文中，研究人员宣称有1／3是由约翰·T·麦凯(男名——译注)写的，另有1／3的作者是琼·T·麦凯(女名——译注)，剩下的1／3则是J·T·麦凯(作男、女名皆可——译注)所写。结果，接受调查的女子和男子一样，都给所谓的“约翰·T·麦凯”的论文打了最高分。据安德鲁·W·梅隆基金会的哈里特·朱克曼和美国哥伦比亚的乔纳森·R·科尔发现，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总之在学术生涯的最初12年左右的时间内，女科技人员所发表的论文往往比男性同行少3O％，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差距还越拉越大。

为了使学术会议更能反映出该领域研究力量的实际组成情况，从而使女研究人员有更多的宝贵机会获取信息和交往接触，有关当局已经采用了一个尚有争议的解决办法，这可以说是一个正面的行动。199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宣布，除非会议组织者按照女科技人员在该学科领域所占的实际比例，邀请足够的女科技人员参加会议，否则该基金会一律不予资助。威廉斯说：“人们会担心，这样做会不会使不够格的女科技人员受到邀请，然而这种担心一点道理也没有。事实上，在所有各个学科领域，都有许多出类拔萃的女性没有得到邀请。”

对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所采取的这一正面行动，人们不可避免地抱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自然》 (Nature)杂志的一篇社论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这一新的“按额均分”政策表示了不满，社论说：“根本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科研成就与研究者的性别有关。把妇女当成一个问题单独提出来给予特殊对待，以卡扣经费来充当正式的政策以势压人，这样做其实一点实实在在的正当理由也没有。”就连许多女科技人员也对拿政策规定来作为男女失衡的补救措施，持某种怀疑态度。托伦艾勒伦德说：“就我个人来说，我并不希望因为自己是女人而得到任何优待。我只希望在不分性别的基础上同他人竞争。”她的观点实际上反映了许多女科技人员的心声，尤其是在科技领域的男女失衡问题受到女权运动的严密追究之前，那些在这种艰难处境中奋力挣扎勇往直前的科坛女杰。这些巾帽英豪当中的许多人最后都取得了成功，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格特鲁德·贝尔·艾莲(Gertrude Belle Elion)和丽塔·利瓦伊蒙塔尔希尼(Rita Levi-Montalcini)，她们都不希望自己作为科技界的女性受到特别的关注，而只是梦寐以求地想要完成自己的科技事业。

不管是在自己就读的医科大学班上，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实习阶段，托伦艾勒伦德都是唯一的女性，她把这种状况部分归咎于对女性的双重标准。她说：“过去，有幸挤入科技领域的女性确实是才智超群的女中豪杰。若是你想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面干点儿事业，你还真得有点儿疯狂劲儿才行。”她还说，一位妇女在耶鲁大学同我会面时告诉我，我必须懂得这一点——妇女要想在这—行立住脚，就一定得做到尽善尽美。科技领域的女性是如此之少，所以她们根本容不得半点瑕疵。在这一行，男人若有什么欠缺，别人还能容忍，因为男人是如此之多，即使有人失足，他们在总体上也不会败居下风。”

如今，由于科技领域的女性有所增多，对女科技人员的这类压力在一定的程度上已有所减轻。许多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指出，科技机构和高等院校并不是使女性遭受挫折丧失热情的唯一根源：美国的教育体系本身就没能使女学生养成对科学技术的爱好(不过，在这个方面，美国的教育体系近年来也没能够在男学生身上取得多大成功)。从幼儿园到8年级，美国的绝大多数教师都是女性，其中许多人对科学技术根本谈不上熟悉。对于那些对科学技术有兴趣的女孩，她们起不到身体力行引人效仿的样板作用。除此之外，许多陈腐的偏见至今还有市场，人们仍然把科技工作者 成是令人生厌的人，说他们了无情趣，相貌平平，没有本事，说他们醉心科技不能自拔，说搞科技的除了男人没有女的。美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的执行主任凯瑟琳·J·迪第恩指出：“人们的基本看法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对科学技术有兴趣的女性，那你一定是个性别倒错者。”

据美国大学妇女会所完成的一项研究发现，从幼儿园到研究生，男孩在课堂上从老师那里得到的关注都比女孩要多。不管任课老师是男是女，情况一律如此。此外，在回答问题和表示意见上，大人也鼓威男孩要充满自信，敢于直抒已见。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女子要以搞科技为业，就必须生来就有特别执着的精神，特别强烈的勇气，特别沉稳的气质。

人们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让女孩认为，自己的数学才能不及男孩。然而事实上，这种在社会上大有市场的看法其实是荒诞无稽没有真凭实据的。据研究人员发现，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女孩的数学成绩和男孩相比往往毫不逊色。然而，维特尔指出，女孩“早就听人说，高等数学是男孩的领地，人们根本就没有要女孩奋力挤进数学小才子的圈子。要想挤进去，你就得自己努力争取，然而却没有人鼓励女孩子这样做。”

正是利用女孩这种对数学的焦虑心理，1992年，玩具制造商马特尔公司才又推出了一种洋娃娃“芭比”，她会说：“数学课真难。”在一些妇女组织提出抗议之后，该公司才从这种芭比的声道上消去了这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丹尼尔斯指出，专为女孩设计的粉红色积木“莱戈”，也没有向孩子传达正确的信息。)

围绕着女性与数学这一问题，还有一个绝妙的讽刺。数学曾时常被人们视为女子的专科。据希宾格说，1704至1841年间出版发行的英文《女士日记》，就曾鼓励妇女弄通“算术、几何、三角……代数……以及所有其它数学的分支学科。”米尔德里德·S·德雷斯尔豪斯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学和物理学教授，她说，历史证明，‘“一旦社会的传统规则得到改变，女孩的表现就会绝不亚于男孩。而若是她们表现得似乎对数学有兴趣，人们就会对她们作出令人沮丧的反应。从我的亲身经历来看，我认为自己也有过这种遭遇。不过我后来上的是女子学校，在这种情况下，环境才没再使我感到女子不该学数学。”

除了从周围环境得到的反应令人感到沮丧以外，妇女们还说，教学内容的乏味无趣也是使她们不再钻研科学技术的一个原因。许多专家正在设法找到新的教学方法，以便使女孩和成年女性保持对科学技术的兴趣。休·V罗塞是南卡罗莱纳大学的妇女研究部主任兼家庭与预防医学教授，她发现，若是哪个题目．或问题与实际有某种关联或与社会现实有关，或者是其解答能带来某种好处，妇女往往就会对它感兴趣。而如果能够将解决问题的过程变成一种相互协作而不是一场竞争，她是们也会作出积极的反应。为此她解释说：“总的来说，男生都觉得，只要能够解决科技问题本身或与之相关的问题，也就够了。”罗塞和其他许多人已经设计出一些成功的教学方法，它们就是以上述真知灼见为依据的。对教学问题和实验的改革看来产生了出人意料的优良效果：它不仅激起了女生的兴趣，而且激发了男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美国全国教育进展评价组织的试卷问题进行了一番研究，结果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在数学问题与社会实际有关联的情况下，女生的成绩普遍较好。另一方面，男生的言语能力考试成绩一向低于女生，而在考题的内容叙述体育运动或科学技术的情况下，男生的成绩则比较好。艾伦·斯珀特斯是麻省理工学院攻读计算机科学的一名研究生，她说，如果计算机游戏的内容是要玩者设法使行星避开流星的撞击，而不是杀死外来入侵者，那这种游戏时常就更有可能引起女生的兴趣。然而，考试提问和学校课程两方面的变革，可能并不足以激发和保持女性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对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感兴趣的大学一年级女生往往多达半数，然而，待到学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女生从科技领域汰除的比率却总是超过男生。一些高等院校以及美国女科技工作者协会已经创办了多项导学计划，企图以此扭转这种趋势。

例如．1990年，达特茅斯学院就专门规定了实习期，使多达75％的女生能够在实验室内亲身体验实验工作，以此消除她们对科学技术的神秘感，并让她们有机会同科学家们接触交往。玛丽·帕逢是妇女科技计划的主任，她说：“她们终于亲眼看到了科技研究的实际情况，觉得科学家们并不是那么怪诞可畏，不过是些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一样要犯错误，并且也得反反复复地做同样的事情。”

起初，许多参与实施该计划的人都认为这项计划并非必要之举。帕逢说：“她们上大学一年级时就来到了这里，发现上科技指导课的男女生人数都是完全相等的，她们既不知道以后发生的具体情况，也没发觉被淘汰的女生日益增多。到大学三年级时，看看班内班外，她们才猛然醒悟，女同学已所剩不多了。”1993年，达特茅斯学院主修科技课的女生人数已有所增加，不过现在尚不清楚，这是不是实施该计划带来的结果。

到读博士阶段，形势就更加严峻了。还在读博士以前，女生的淘汰率就高于男生，她们读完学位的比率一般约比男生低15％左右。C·梅根·尤利是美国国家航空宇航局空间望远镜科学技术研究所研究支持部的主任，她说：“你总得要有一个需要你的导师来帮助你”，因为科技事业说到底毕竟是一个互助性的行业，在这一行，总是由导师把技艺和经验学识传给见习生，而出于古代传统和现代文化的缘故，科技领域的见习生以男性占绝大多数。尤丽说：“从来就没有一个人告诉我，围绕专业领域发生的具体情况。男学生总是能够得到许许多多的帮助，并且总有男导师指导他们撰写论文。相比之下，女学生就没有得到多少帮助。”

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多种改革措施的综合采用，其中包括导学计划、教育改革和正面行动对策的实施，在某些人士的心目中，向来是把女性吸引进和保持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有效手段。对于科技领域以及其它任何一个专业领域女性奇少这一问题，人们常令人拍案称奇地把它的原因比喻成这样一幅幅景象：输送管道在渗漏；玻璃挡板还没打破；女子牢牢地粘在最下一步梯子上了。而上述措施的采取，正是在从根本上解决这样一个严重问题。然而，越来越多的关注者表示怀疑，上述措施能否从根本上取得长远成功。一些思考这方面问题的男女平等主义者(其中包括希宾格、罗塞、美国布朗大学的生物学家安妮·福斯特斯特林以及哈佛大学的荣誉教授露丝·哈伯德)则对此持较为激进的态度。她们认为，整个科技体系，包括管道、挡板和梯子在内，都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福斯特斯特林是(性别奇谈——关于男女两性的生物学理论)一书的作者，她说：“我认为，要使妇女能够涌进科技领域，所需要做的决不只是在初步阶段吸引善待她们，尽管这样做很重要。我们确有必要重新审查我们的整个观念，明确究竟科技是什么，它是怎样行使职责、怎样发挥作用的。”

福斯特斯特林和其他一些人除了研究一直主宰着西方科技知识的白人男子文化是怎样促使这种知识形成的以外，更注意探查另外的社会力量在这方面是如何起作用的。然而，许多科技界人士并没有妥当地对待这种详尽的调查研究。哈丁是《谁是科技知识之主?》 (Whose Science? Whose Knowledge?)一书的作者，她说：“科学家们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重要。然而我们对科技史的看法如何，直接决定着我们现在如何发展科技事业。我们需要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如果我们对科技史的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就应该明白究竟错在哪里。”

在某些思考如何在科技领域实现男女平等这类问题的人所提出的疑问中，或许最为尖锐的一个问题是，妇女研究科技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是否和男子截然不同，如果确实是这样，那么这种方式方法上的不同是否就是热心研究科技的妇女奇少的真正原因。1983年，伊夫林·福克斯·凯勒论述诺贝尔奖得主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的专著问世，而对上述问题的探讨主要就是它引起的。在这本名为《生物探幽——芭芭拉·麦克林托克的生平与事业》(A Feeling for the Organism：The Life and Work of Barbara MeClintock)的书中，凯勒指出，麦克林托克对遗传学的真知灼见是直觉的果实，而按照人们的陈词老调，她所凭借的方法更带“女人味”。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又进一步为烧向传统旧观念的一把把猛火添薪加柴，其中就有西安大略大学的心理学家多琳·基姆拉(Doreen Kimura)，她的研究结果证明，在解决问题和解答智力难题两方面，男性的心理活动模式和女性截然不同[参见本刊1993年1期Doreen Kimura所撰“脑的性别差异”一文]。

许多科学家认为，从生物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认为男女两性的大脑存在着种种差异的观点，尤其具有某种正确性。希宾格说：“人们总有一种强烈的抵触，所以只要你—带女学生进来，他们就要看个究竟，看这些[接受科技教育改革实验的]女学生到底在干什么。到目前为止，仅就与性别歧视有牵连的科技领域而言，我们就已经发现了这些实际例子。”关于上述这种观点，或许最有力的例证便是简·古多尔、黛安·福塞和毕鲁特-加尔迪卡斯三人的研究成果。这三位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从根本上改变了观察动物的方式，一只一只地对动物进行跟踪，由此彻底改变了人类对灵长类动物的认识。罗塞解释说：“她们仔细观察了雌性动物相互交往和影响的实际情况，从而发现了一些新的行为。”

对于上述观点，罗塞亲手发现了又一个例证。她回忆着以前的情况说，在最初教动物行为课时，她要求全班学生仔细观察暹罗斗鱼(Siamese fighting fish)的情况，看看雄鱼对雄鱼、对自身以及对雌鱼有什么样的反应。到那时为止，这项作业从不要求学生观察雌鱼对雌鱼或对雄鱼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桑穗拉·斯坦格雷伯是拉德克利夫和哈佛的“班廷研究员”，她研究了多个自然史博物馆中的白尾鹿缩型立体塑像，发现人们总是把雄鹿塑造成一副意欲打架的姿态，似乎雄鹿正要为保护雌鹿和小鹿而同对手打斗。然而事实上，据斯坦格雷伯说，雌鹿和雄鹿只是为了交配才聚在一起，而雌鹿和小鹿则是一直呆在一起的，要到开始为食物而发生争斗的时候才会分开。博物馆中的缩型立体塑像实际上是一种教育手段，它的塑造所反映的其实不过是设计它的男人的思想观念一把人类视为宇宙万物的中心，用人类的社会观念来看待动物，使之体现出人类的特点。

坚持男女平等主义的专家学者认为，如果妇女确实能为科技事业带来一种全新的完全不同于男子的观点和视角，那就更有必要鼓励妇女、少数民族以及属于不同文化的人搞科技。希宾格说：“从社会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生物学方面的根据来看，我认为，妇女干事情的方式方法和男子截然不同这一观点，确实是有许许多多的事实根据。事实上，妇女文化和男子文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冲突。妇女和男子各属于一个阵营，他们之间是无法互换的。男女两性行事为人的方式方法彼此大不相同。在我看来，这两种不同的方式方法也被人们带进了专业领域，这样就给专业领域吹来了股股新风，从而使之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新生事物。”

种种科技轶闻表明，许多女科学家组织安排所领导的实验室的作法和男科学家不同，不像男科学家那样注重层次和系统。凯西·L·奥尔森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一项计划的主任，她说：“我认为，我对问题的考虑和男人没有什么不同，因为我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我和男科学家不同的地方，只是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和我同别人相互影响的方式不一样。”露丝·金斯伯格是设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韦斯利安大学的一名哲学家，据她观察，在其它一些领域，例如实业界，也存在着同样一种现象。她说：“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一直认为，妇女成不了优秀的管理人员。后来才有人断定，妇女的管理方式有可能不同于男人。过去妇女一直没能升任各行各业的领导，其原因并不是她们干事情的表现不如男子，只是因为她们处理各种事情的作法和男人不同。”

除此之外，人们还发现了男女之间存在的其它一些差别。有人对多个集团中男女之间的相互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集团中的妇女受到阻碍和打扰的时候比男人要多，她们的工作成果被归功于集团中的男人的时候也比较多，在相互争论的时候感觉也没有男人那样自由和愉快。尤里坚持认为，“问题在于，女人的表现如何，是由她所在的组织中的男人来评判的，而这种组织却是男人所创立的，它从根本上反映了男人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其中的一些和科技方面的长处完全无关，但却和行事为人的作法有关。”

尽管许多女科学家都认为，妇女行事为人的作法和男人截然不同，但她们至今仍然不同意这种观点：由于女性行事为人的作法截然不同于男人，所以她们处理科学技术问题的方式方法也和男人截然相异。德雷斯尔豪斯承认，“我觉得这个问题是有点儿难以扯清，不过我认为，花许多时间在这上面纠缠，并不会给女性奇少的科技界的女科技人员带来什么光彩。在医学领域，比方说妇科方面，妇女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可能和男人有所不同，然而如果是解流体运动方程，就不存在什么女人的解题方式或者男人的解题方式，只有气流围绕机翼流动的方式——只是气流在围绕着机翼流动。”

社会学家朱克曼也认为，关于女性处理科技问题的方式不同于男性这一说法，现在还缺乏实实在在的证据。通过一项尚未公诸于世的研究，朱克曼及其同事发现，在考虑工作和阐述研究结果的方式上，男女科学家之间的差别较小。他们之间的差别在于，他们选择研究课题的方式方法不同，在确定所从事的研究的意义上也不一样。朱克曼说：“从性别来判断差别并不可靠。搞科学就应该注重证据，而在男女搞科技的方式方法不同这一点上，现在还没有什么证据可言，只不过人们对这类问题的感受非常强烈。”

一些女科学家还认为，这种认为科技问题处理方式男女有别的看法，有可能造成危害。黛博拉·M·戈登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动物行为学家，同时也是为数寥寥的社会性昆虫女研究人员之中的一个，她说：“若是我们能够完全忘掉所谓性别一类的事儿，我们就能够过得轻松些。如果男女有别之类的话不绝于耳，女青年就很难起步。人们倒是应该让她们知道，任何人要想当好科技工作者，就得奋力拼搏。婶年所应该想的，是如何尽其所能把工作干好，而不是什么干得如何是由性别决定的。”

许多科学家都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与之相比，男女之间的差别算不了什么。威廉斯说：“对于这一类的许多问题，我的态度都已表明，我是一个坚定的男女平等主义者，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争竞长短却使我很有些生气。人们处理科技问题的方式方法确实是互不相同的，所以很难分清楚，什么是男人的作法，什么是女人的作法。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在科技问题的处理上，男女之间不存在什么差别，而是说处理科技问题本来就有多种不同的方式。”

然而，许许多多坚持男女平等主义的科技专家学者声称，他们通过分析探讨科技领域的文化传统问题，正在使科研途径日益丰富多样。在他们看来，这种多样化最终将使科学技术更加精确周密，使社会更加完善宜人。一些持这类观点的专家学者指出，多样化的结果，有可能使科技研究的轻重缓急发生变化。遣第恩解释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的物理学研究许多都和国防有牵连，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许多女科技人员才放弃了这个领域。这样虽然不一定改变物理学本身，但至少会使科技交流的方式有所不同。

由于涉足医学领域的女科研人员和开业医师日益增多，医疗界已经在某些方面发生了变化，妇女卫生事业正在得到更多的资助和关注。人们不再把基于白人男性患者的医学结论盲目地应用于女性患者和少数民族患者。据《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新近发表的—份研究报告所作的结论，女患者在由女医生诊治的情况下，作巴氏涂片法(英文原名为Papanicolaou smear，主要用于检验患者是否患有子宫颈癌或子宫癌——译注)检查和乳房x射线摄影检查的机会，比单纯由男医生诊治的多一倍。

迪第恩说：“这些并不只是妇女的问题。”现代科技领域的文化传统“并不只是对妇女不利，对许多男人同样不利。”人们尤其认为，养家活口和科研有成是水火不容无法兼顾的。尽管朱克曼和科尔发现，已婚女科技人员和有孩女科技人员所发表的科技论文数量，并不亚于单身女科技人员和无孩女科技人员，但若是女科技人员想要孩子，人们时常就会认为，她们在科技事业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会因此而明显减少[参见本刊1987年6斯J R．Cole和H .Zuckerman所撰“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和科研成就”一文]。

然而，若是没有所在单位以及丈夫的支持，想要孩子的女科技人员就有较大的可能退出科技领域。德雷斯尔豪斯说：“女科技人员生儿育女的时候，正是她们涉足科坛之初，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所在的各个单位必须使科技工作成为她们力所能及之事。我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切地感到，初涉科坛的那几年，日子真是太难过了。我有四个孩子。我从丈夫和自己雇的一个保姆那里得到了帮助。但那时我周围的许多人对我提出的要求，却一点也不合理——人们要我做的，几乎不是凭人的能力能够办到的。”

德雷斯尔豪斯既没放弃科研工作，又维持了自己的家庭，这样的成就确实是非同寻常的。希宾格愤愤不平地讽刺说：“事实就是这样，从大体上讲，搞科技这一行和科技事业本身没有什么两样，都是立足于一种逻辑——社会不需要进行自我繁殖，或者说，科学家与人类的自我繁殖无缘。”例如，据美国化学学会发现，50岁以上的女化学家中，没有孩子的多达37％；而相比之下，50岁以上的男化学家中，只有9％的人没有孩子。

除此之外，有43％的女科技人员因为丈夫的工作单位变动了而随夫动迁换岗。相比之下，由于妻子的工作单位变动而随之动迁换岗的男科技人员，却只有7％。为此，许多女科技人员和男科技人员以及各个专业的员工才纷纷支持立法，以使工作时间更具有弹性，让家庭休假和子女照料有法律保障。

哈伯德说：“科技职业已经成了围着男人的生活规律转的东西，他们干起工作来可以不分白天黑夜地连轴转，几乎不花任何时间在其它事情上。在科技界，事情竟然荒谬到了这个地步，在人们看来，如果你不没日没夜地连轴转，你要揭示的自然规律就会跑得无影无踪。然而，事实上它不会跑掉，即使是拖到明年，它也还会在那儿，除非我们自己把事情弄砸了。”

斯坦福大学的戈登希望高等院校能办成这样——夫妇双方都能在学校找到合适的工作。戈登说：“我们的大学是为那些夫唱妇随的男人办的，然而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这副样子了。”

事实上，上述所有问题的解决，从立法到科技领域文化传统的种种细微变化，并不能保证会有更多的妇女和少数民族成员钻研和终身从事科技。许多科技工作者把科技界的形势说成是一种无法逾越的障碍一要想有更多的女性进入科技界，只有等到科技界有更多的女性存在之时；只有到了科技界有更多的女性存在之时，才会有更多的女性进入科技界。他们还说，走出这一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整个社会对女性，以及男性的态度。

要想改变这种形势，就必须始终保持警惕，尤其是在已经预料到科技职位会出现短缺但尚未成为事实的情况下。在一些人看来，从目前美国经济不景气这一趋势来看，女性和少数民族成员有可能因此失去他们已在科技界争得的一席之地。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种经济形势倒是一个好兆头。迪第恩说：“形势正迫使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美国人没有钱来投在这些事情上。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件坏事儿，但实际上却有可能是件好事儿，固为人们将不得不为此采取点儿措施。”

维特尔说，至于那些科技界老保守的态度，有可能发生的变化顶多不过是，“他们终于对自己喜好科技的孙女钟爱起来。改变人们对自己孙女的态度，是有可能办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