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科普

经济学家们通常都忽略了自由贸易为环境和社会带来的隐性成本。

经济学家们最应该取得共识的政策是关于自由贸易的政策，而自由贸易是以根据各国的相对优势而实行的国际分工为基础的。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自由贸易是很好的，否则早就会有证据表明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这种假设是现有的关贸总定(GATT)和拟议中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基础。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中的方案又加强了关贸总协定对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保证。

不过，这种假设应当推翻。对立的立场是支持为国内市场进行的国内生产，而在方便的时候，可以利用平衡的国际贸易，但不允许这种贸易冒着环境灾害和社会灾害的双重危险去控制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国家经济应该是狗．而国际贸易则是狗的尾巴。GATT追求的是将所有狗的尾巴紧紧地拴在一起，使这个国际纽带能够推动每个国家的“狗”向前迈进。

J．M．凯恩斯通过下面这段被人们所忽视了的议论充分解释了一种更为明智的方针：“因此，我赞同那些将国家间的经济牵连减少到最低限度而非扩大到最大限度的人们的看法。观念、知识、艺术、好客、旅行——这些东西在本质上都是国际性的。但在任何方便而合理的可能情况下，商品应当尽量是国产的：并且首先要让金融在根本上成为国家的。”与凯恩斯的观点相反，已提出的GATT乌拉圭回合多边修正案的捍卫者们不仅要求减少“国产品”，还要求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从根本上成为国际性行业。

有时，经济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会分别代表自由贸易的支持派和反对派，但这种两极分化为这一争论带来了危害。确切地说，真正的争论在于应该制定哪种规则，以及什么样的目标才是合情合理的。自由贸易者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利润和生产，而不注意代表社会和环境方面隐性费用的因素。他们提出，如果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足够富裕，那么他们就有资金去消除发展所造成的危害。相反，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包括我在内的部分经济学家则认为．经济发展使环境费用增长的速度会快于生产带来的效益的增长速度——从而使我们更穷，而不是更富。

比“自由贸易”这一颇为诱惑人的称号——因为谁会反对自由呢?——更加准确的名称是“不加管制的国际商业”。放松管制并不始终都是一种好政策：回想一下美国近来对储蓄和信贷机构放松管制的经历吧。作为一名以前曾向大学生们讲授自由贸易学说的教师，我对自由贸易鼓吹者们的观点具有某些同感。不过，今天我对自己职业主要的担心在于，我们更喜欢从逻辑上讲可能是很不错的结果，而不喜欢以事实为基础的政策，并且这一倾向已经达到了狂热的程度，足以使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成为对地球以及地球上的居民带来危险的一群人。

自由贸易的见解是以相对优势的理论为基础的，这一理论在19世纪早期由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第一次明确提出。他观察到，技术、习俗和资源各不相同的国家在制造相同的产品时，其成本也是不同的。一个国家也许会发现相对而言它挖煤比种小麦的代价要少，而另一国家情况可能恰好相反。如果每个国家都致力于它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并自由地交易以获得其他产品，那么每个国家都受益了。

问题不在这一论据的逻辑上，问题在于李嘉图关键的但却常被遗忘的假说——即生产要素(特别是资本)在国际上是不流动的——是否适用。今日世界上，成十亿美元在国家间以光速流动，李嘉图的那一必要条件是不可能具备的。此外，主张自由贸易的人认为鼓励外国投资是一种发展战略。简而言之，主张自由贸易的人正使用一种其关键在于资本不应穿过国家疆界流动的论据来支持一种旨在使资本和产品越来越多地穿过这同一疆界流动的政策!

单是以上这一事实就使得国际贸易将会毫无疑问地使其所有参与者受益的假说失去意义。并且，为了使贸易对双方都有利，其利润一定不能被更高的负债所抵消。在专业化分工以后，各个国家不再有不参与贸易的自由，这种独立性的失去就是一种负债。此外，国际上产品运输的成本也不应当抵销贸易的利润。运输方面的费用主要集中在能源上。不过，如今能源的成本常常由政府通过投资税优惠、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以及保证获得石油的军费进行补贴。矿物燃料燃烧所带来的环境代价也不计入汽油的价格。能源补贴达到什么程度，自由贸易所受的补贴也达到什么程度。如果没有这些名目不清的补贴，能源的总成本就会减少无论是国家间还是地区间的长途贸易的初始收益。

自由贸易也能带来新的效益低下，同相对优势这一理论的说法相反，—半以上的国际贸易都是同时将几乎完全相同的货物弄进弄出。例如，美国从丹麦进口糖饼，而丹麦又从美国进日糖饼。交换配方肯定应是更为有效，也应更加符合凯恩斯的名言，即知识应是国际性的，产品则应是国产的(在这一例子中则是由国内烘烤的)。

专业分工的另—重要的却很少被提及的必然结果是职业选择范围的缩小。乌拉圭在饲养牛和羊方面具有明显的相对优势。如果该国严格遵守专业化和自由贸易的规则，那么它能为其国民提供的职业选择不是牛仔就是牧羊人。然而乌拉圭认为除了基本的工农业之外，它还必须拥有自己的立法、金融、医药、保险和教育事业。这种多样性会使效益受到影响，但对社会大众和国家而言，则是必不可少的。

乌拉圭通过拥有自己的交响乐团丰富了人民的生活，虽然用羊毛、羊肉、牛肉、皮革等的交易来引进更好的交响音乐会也许成本会更低。人们也必须把更全面的职业选择看到一种福利：连那些牛仔和牧羊人也一定会通过与本行业之外的村民们的交往使生活得到极大的丰富。我的观点就是社区的福利问题在这一过分简单化的论据(即如果专业化和自由贸易提高了商品的人均占有率，它们就肯定是不错的)完全被忽略了。

让我们设想一下即使在那些负债已从贸易的总收入中减去之后，仍然存在净的正收益这一情况。此时它们仍然必须补偿一些更深更基本的问题。自由贸易的理由与所有经济政策的三大基本目标相冲突：资源的有效调拨，资源的公平分配，保持资源的可持续使用的规模。前两个目标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传统目标。第三个则是最近才刚刚认识到的，它与生态经济学或稳态经济学的观点有联系。这意味着一个经济系统的原材料和能源的投入和废物及热量的产出必须在生态系统的再生和吸收能力范围之内。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资源的有效分配取决于所有成本的计算和内在化。如果成本由承担它们的那些实体直接支付，那么它们就内在化了。例如，当一家制造厂支付其工厂废物的处理费，并将这笔费用算进产品价格中时，情况就是如此。如果成本由其他人支付，它们就外在化了——当公众遭受疾病、恶臭和由未被搜集拢来的垃圾带来的损害时，费用就外在化。计算所有的成本是高效的基础。

经济学家鼓励各国遵循一项把费用打入价格中的国内政策是正确的，但他们鼓励各国同那些没有使其成本内在化(从而产品价格偏低)的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则是错误的。如果—个国家试图同时遵循这两种政策，冲突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费用内在化体制之间的自由竞争是绝对不公平的。

国际贸易增强了竞争，竞争又降低了成本。不过，竞争可以通过两条道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或者降低标准。一家公司可以通过降低污染控制标准和工人的安全、工资、保健等标准来节省经费——所有这些选择均可使部分成本外在化。在竞争中获利最高的公司通常都有方法使其成本的外在化达到一种它们刚好可以侥幸过关的程度。

具体说来，正是基于这种原因，各国需要维持庞大的立法、管理和审计系统来阻止国内工业降低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标准。不存在类似的法律和管理上的国际机构;只存在差别极大的国内法规。所以，自由的国际贸易鼓励工业将其生产活动转移到那些成本内在化标准是最低的国家——这完全不是迈向全球高效益的步骤。

通过忽略真正的成本来达到价廉是降低效益的一种过失。甚至关贸总协定(GATT)也意识到,要求一个国家的市民与外国的监狱劳力竞争是把低标准竞争做得过头了些。因此GATT允许对这种贸易施加限制。不过,它在使用童工、未经保险的危险劳动，或者维持温饱的最低工资劳动方面却未规定类似的例外。

最为实际的解决办法是允许成本内在化的国家在与没有将成本内在化的国家交易时征收贸易补偿税。“贸易保护主义”是经济学家间的一句脏话，它针对效率更髙的外国竞争者来保护效率低下的工业。然而,它与保护一种全成本价格的国内政策不受低标准的国际竞争的干扰是完全不同的。

这种补偿税也并非是没有先例的。鼓吹自由贸易的人一般称赞"反倾销"税的公正性。反倾销税阻止各国把那些售价低于其生产成本的商品拿来进行贸易。唯一真正的差别在于将那些环境损害和社会福利的成本纳入成本计算中。

这种税收政策并不意味着把一个国家的环境偏好或道德准绳强加在另一个国家身上。每个国家都应该在其国内市场上制定成本内在化的规则。无论谁在一个国家的市场上销售，都应该遵循该国的规则，或者交付足够的税以消除由低标准带来的竞争优势。例如，根据《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在美国销售的所有鲔鱼(不论是由美国还是墨西哥渔民捕捉的)都必须把限制在捕捉鲔鱼时杀死海豚的成本算在内，在墨西哥销售的鲔鱼(无论是由美国渔民还是由墨西哥渔民捕捉的)则不必加上这一费用。这里不存在由“环境帝国主义”强加的标准，交付一个国家的环境标准费只是交了进入该国市场的手续费。

事实上，自由贸易可以被指责为颠倒的环境帝国主义。各个厂商在最低标准下生产的产品销售到别处而不受处罚时，它们就迫使标准较高的国家降低标准。实际上，不加限制的贸易把较低的标准强加到了全世界。

不加限制的国际贸易也增加了资源分配的问题。在李嘉图所描述的相对优势的世界中，一个国家的资本局限在国内，只有商品在交易。不过,如果各个公司可以任意地将其资本在国际间重新投入到那些其生产成本可能最低的地方，那么受惠的国家享有的就不仅仅是相对优势，而是绝对优势了。资本将从一个国家流出，然后流入另一个国家，也许在工作和财富随之移动的同时，会制造出被H．Ross Perot称为“巨大的吮吸声”的东西。这种专业化将提高全世界的产量，但却不可能保证所有参与国均将受益。

当资本流向国外时，国内新的就业机会减少了，这就迫使国内劳动力的价格下降。即使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提高了低工资国家的工资(而这种趋势又被人口过多和迅速增加的人口所抵消)，它们也是以牺牲高工资国家的劳动力为代价来做到这一点的。因而它们也扩大了那些国家中收入的不平等。大多数公民都是靠工资吃饭的。在美国，80％的劳动力都被归入“非管理型雇员”一类。他们的实际工资在1973年到1990年间下降了17％，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贸易的限制放宽了。

低工资国家的劳动力也不一定从自由贸易中获益。很有可能发生的是当“便宜”的美国玉米(通过耗尽表土层、含水层、油井和联邦财政而加以补贴的)可以自由进口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就将毁灭墨西哥的农业。失业的农民们将使工资降低。他们的土地将被农业综合企业以低价购进来为美国市场生产特级蔬菜和插花。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墨西哥通过出口本国正逐渐枯竭的石油和遗传谷物品种的储藏来帮助美国保持其玉米的“便宜”。而石油和谷物品种是美国维持玉米单作所需要的。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承认，过剩的人口会以廉价劳动力的形式从一个国家流动到另一个国家。他们把这一事实作为反对自由移民的一条理由。不过，资本朝着丰富的劳力资源流动，比起劳动力朝着资本流动更加容易一些。因此，这种限制劳动力移民的正当理由很容易就推广到对资本流动加以限制上。

在面临着这类难题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常常回答说，增长就能解决问题。他们说，低标准竞争的分配问题将通过在全球将所有标准向上协调来解决。高工资国家工资下降的分配问题只是暂时的；经济学家们相信，发展最终将在全球范围内增加工资，达到甚至超过以前的高工资水平。

不过，以可持续的规模使用所有资源的目标迫使我们问一声：如果地球上的所有人口都以高工资国家的速度消耗资源，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一般都忽略了这一问题，或是马上回答说毫无限制。

稳态经济学模式则提供了一种不同的答案。生物圈的再生和吸收能力甚至不能支持资源消耗的现有水平，更不用说为了在全球范围内达到较高的标准增加许多倍后的水平。生态系统供养不断增长的正努力增加人均消费量的人口的能力更为有限。作为一大物种，我们已经占有了40％以土地为基础的光合作用的初级产品来供应人类的需要。如果我们按照今后30年到50年内将人口翻一番的规划来做，生物多样性究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这些限制使人类解决不适当分配与调拨问题能力的提高陷入停滞状态。事实上，自由贸易成为一种加速竞争，从而使效率、分配公平性和生态可持续性的标准降低的方法。

尽管存在这么多大问题，各大公司成立更大的自由贸易集团的吸引力仍是显而易见的。自由贸易的领域越宽广，自由自在的大公司对任何地方性的甚至国家性团体所负责任就越少。承受成本和享受利益的地区可以在空间上相隔很远。公司将能够在低工资市场内购买劳动力，然后将其产品销售到其余高工资、高收入的市场。市场越大，一个公司能够避免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逻辑的时间就越长。亨利· 福特认为，他应该付给他的工人们足够的工资，使他们有能力购买他的汽车。这就是为什么传统的公司喜欢自由贸易，而工人们和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则不然的原因。

在稳态经济学看来，经济是一个有限的非增长的实质上是封闭的生态系统中一个开放的子系统。一个开放的系统把从环境中获取的物质和能源当作原料，然后将产生的废物归还给环境。闭合的系统则是物质在内部不断循环，只有能源流过其间。任何以投入形式进入系统和产出形式排出系统的东西都被称作通过量。正如有机体通过消耗营养栅和排出废物存活下去一样，经济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消耗并污染环境。稳态经济则是让生产量保持在恒定水平上，使环境的消耗不超过其再生能力，而对环境的污染不超过其吸收能力。

目前，大多数新古典主义经济分析都是以经济是一个总的系统而自然则是一个子系统的设想为基础的。经济是一个只涉及到公司和家庭间交换价值的循环流动的孤立系统。物质和能量既不进入，也不离开这一系统。因此，经济的增长是没有限制的。自然界可能是有限的，但它只被看成是经济的—部分，经济的其余部分可以代替它而不会限制总的发展。

尽管这种循环流动的见解对分析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是有用的，但却很容易在分析规模——相对于环境的经济规模——时误入歧途。这一见解就好比生物学家认为动物有一个循环系统，但却没有消化道或是肺那样。这种动物将不受环境支配，它的大小也无关紧要。如果它能够运动，它就将是一台永动机。

很久以前，世界上相对而言缺乏的是人类及其所有物(人造资本)，而充满了其他物种和它们的栖息地(自然资本)。多年的经济增长已经改变了这种基本模式。结果，未来的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改变了。如果人造资本和自然资本能够很好地相互替代，那么自然资本就可能被完全替换掉。不过，这两者是互补的，它意味着一种资本的供应短缺会带来某些限制。没有了鱼，渔船又有什么用处呢?或者说没有森林，锯木厂又有何用?市场上出售的鱼的数量以前主要被能够制造和操作的渔船数量所限制，现在则被海里鱼的数量所限制。

只要人类经济的规模相对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言是很小的，那么增加其规模不存在明显的损失。目前，经济规模已达到那种无痛苦的发展不再合适的状况了。如果我们把经济看作是一个有限的非增长性的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那么其物质和能量的通过量必定存在一个最大规模。更重要的是，也必定存在一个最理想的规模。超出这一理想值的经济增长将使环境费用的增长快于生产效益的增加．从而迎来了不是使人类富裕而是使人类贫穷的反经济阶段。

人们能够发现我们已经超过了那一点的令人不安的迹象，并且就像“透过镜子(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中的艾丽斯(Alice)那样，我们跑得越快．就越落在后面。因此，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它是以个人消费为基础．并且根据自然资本和其他因素的消耗进行了调整)之间的相关性在美国已转为负相关。

经济和我们的行星一样，可能会持续不断发生质变，但它不能无限增长，其物理尺度最终必须停留在一种稳定状态上。不过，那种状态并不悲惨。我们经济学家需要在增长(由物质的积聚或吸收带来的规模上的量的增加)和发展(朝着一种更充分、更好或完全不同的状态发生质的变化)之间做出基本的区别。量变和质变遵循不同的规则。像我们现在对国民生产总值所做的那样把两者合并，已经造成了许多混乱。

发展而不增长是一种可以持续的发展。一种规模稳定的经济仍可以继续通过提高资源利用的效率、改善社会制度并阐明其优先考虑的事项——而不是增加资源通过量——来提高其满足人类需求的能力。

按照增长和发展的区别，让我们重新回到国际贸易的问题上来，考虑一下两个问题：自由贸易对增长将产生什么可能的影响?自由贸易对发展又将会产生什么可能的影响?

自由贸易可能刺激通过量的增长。它实际上使一个国家通过从其他国家“进口”再生能力和吸收能力来突破国内在这两种能力上的限制。一个国家会“出口”部分承载力以换取进口的产品，如果这些出口产品是在国内生产的，那么它可能增加了更多的生产量，这也是事实。不过，总的说来，自由贸易的确推迟了各个国家必须勇敢地面对在其自然的再生能力和吸收能力的范围内生存这一局面的那一天。有些国家的承载力还有过剩，这并不表明它们自觉地决定保留这些承载力以便出口，而是表明它们还缺乏所期望的国内增长。

通过从空间上分离利用环境的成本和利益，国际贸易使两者更加难以比较。因此，国际贸易使经济更加趋于超过最理想的规模。并且，它迫使各国更加同时地而不是一个接一个地面对日益紧张的环境限制。这样他们彼此学习控制生产量的经验的机会更少，对本国环境的控制也更少。

以相对优势为基础的自由贸易的标准论据也取决于效率的静态增进。换句话说．有毒废物的自由贸易使废物的处理在根据目前的价格和技术其费用较少的地方进行．从而提高了静态效率。禁止毒物出口则有利于提高动态效率。这一步骤会使毒物的处理费用在其发源地里内在化——内在化到产生毒物的公司以及允许该公司依照该国法律进行经营的国家身上。这种政策鼓励人们发现处理毒物的最佳途径，或者更新设计工艺以避免在生产中产生出毒物。

所有这些来自自由贸易的调拨、分配和规模问题应当使传统的支持自由贸易的错误立场颠倒过来。进一步使经济一体化的措施，除非在一些特定的事例中得到另外的证明．都应被当作糟糕的主意。如同哥伦比亚大学的Ronald Findley所表明的那样，竞争优势很可能是“所有经济中最深刻、最漂亮的结果”。不过，在资本在全球流动的世界里，我们坚持把自由贸易作为政策方向，实际上是促进国家的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