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能造成的最大灾祸对环境及健康的影响将持续若干代的时间。
“似乎世界末日正在到来……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到反应堆被爆炸所摧毁。我是世界上看见这一情景的第一个人。作为核工程师,我意识到己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后果。这是核地狱,我感到异常恐惧。”
这些话是乌克兰北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正在操作那个发生爆炸的反应堆的当班工长在1986年写信告诉我的。这一爆炸及其所造成的火灾使放射性碎片散落在东欧的广大地区。写这段话的人以及其他几个人后来因在这场灾祸中所应负的责任而被关进监狱,尽管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
然而,随后进行的正式调查表明,应对这一非同寻常的悲剧负责的人远远超出了1986年4月25日夜间和4月26日凌晨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当班的几个人的范围。类似地,此事件的后果也已扩展到远远超出核能工业的范围之外,从而对一种技术文明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在这次爆炸之前,切尔诺贝利只是一个鲜为外部世界所知的小城。而在爆炸发生后,该城的名字(Chornobyl),但也常按俄文拼法写成(Chernobyl)已作为历史上由技术造成的最严重灾祸而载入了二十世纪的编年史。如今它已是一个国际上尽人皆知的严重灾祸的代名词,犹如“斯大林格勒”或“博帕尔”一样:事实上,现在已经清楚,切尔诺贝利事件在政治上的影响加快了苏联的解体。
由于这一灾祸对整个人类的重要性,全世界有必要认识它发生的原因及其后果。导致那次爆炸的事件是人所共知的:4号反应堆——一个功率为1000兆瓦的RBMK-1000型反应堆——产生蒸汽,蒸汽又推动发电机发电。在发生事故的那天晚上,操作人员进行了一次检测以确定发电机在没有动力的情况下能运转多长时间。为此,他们大大降低了反应堆产生出的功率并切断了通向发电机的蒸汽流。
不幸的是,RBMK—1000存在一个设计上的缺陷,此缺陷使它在低功率下的运行不稳定。在这种运行状态下,蒸汽产量的任何杂散的增加都可能提高反应堆中能量增加的速度。如果这一额外的能量产生出更多的蒸汽,其结果可能就是一场无法控制的功率剧增。此外,操作人员关闭了本来可以避免反应堆遭到毁坏的安全系统,因为安全系统可能干扰试验的结果。
在4月26日凌晨1点23分40秒,—位操作人员终于意识到了情况已变得相当危险,于是按下了一个按钮以启动自动保护系统。此举意在关掉反应堆,但那时才采取这一行动已经太晚了。实际上发生的情况可以这样来比喻:一位司机猛踩刹车想让汽车停下来,结果却发现汽车加大速度朝前飞奔。
在3秒钟内,反应堆堆芯产生的功率猛增到正常的最大输出水平的一百倍,温度也随之剧烈上升。其结果是发生了两次爆炸,炸掉了把反应堆顶部密封起来的2000吨重的金属板,破坏了反应堆所在的厂房,核妖怪已经被放出来了。
尽管人们英勇地努力扑救随后发生的火灾,但反应堆中的慢化剂——数百吨石墨仍熊熊燃烧了10天.上升的热气体把变成气溶胶的燃料以及裂变产物(即在铀原子分裂时产生的同位素)一起带入环境:这些燃料的主要成份是铀,其中混有少量的钚(钚是正常运行过程的一种副产物,钚是已知的最有毒的元素,而某些裂变产物的放射性远远超过铀或钚。最危险的同位素有碘131、锶90和铯137等。
一个含有这些放射性同位素的羽状柱随盛行风向北方和西方飘移,使放射性微粒降落在几千英里以外的地区。受影响的地区不仅是乌克兰本身,而且还包括白俄罗斯、俄罗斯、格鲁吉亚、波兰、瑞典、德国、土耳其和其它国家,甚至连美国和日本这样远的国家都受到了可测出的辐射量的影响。波兰、德国、奥地利及匈牙利等国和乌克兰一样,其作物和牛奶受到了严重污染,以致不得不被毁掉。在芬兰,瑞典和挪威,吃了受污染植物而死去的驯鹿的尸体不得不像垃圾一样扔掉。
广泛的影响
切尔诺贝利事件释放出的放射性总量永远也不会搞清楚了,但是前苏联官方公布的数字——9千万居里——是最低限度的估什,其它的估计值则表明总放射性可能要高出上述数字好几倍。从放射性沉降物的数量来看,说切尔诺贝利事件相当于一次中等规模的核打击是一点不过分的(当然二者产生的热效应和爆炸效应不能相比),爆炸和火灾的最直接后果是187人患了急性辐射病,31人死去。这些早期伤亡人员多数是赶来灭火的消防队员。
摧毁的反应堆释放出的放射性比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放射性髙出数百倍。核电站现场的伽玛辐射的强度达到每小时100伦琴以上:这一辐射强度在一小时中产生的辐射剂量比国际辐射保护委员会为公众规定的一年中可接受的最大辐射剂量高数百倍。在被摧毁的反应堆厂房的天花板上,辐射强度达到了骇人听闻的每小时10万伦琴。
这一悲剧中,人为方面的因素是非常大且令人极度伤心的。当事故发生时,我是基辅的流行病学及传染病研究所的一位医学研究人员(该研究所距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大约有60英远)。4月26日的某个时候,一位朋友告诉我,医院陆续收治了一些在电站的一次事故中遭到烧伤的人,但我们对事故的严重程度毫无所知。随后几天里几乎没有什么官方的消息,仅有的一点消息都是说危险并不严重。当局对大多数外国广播进行干扰,不过我们还是收听到了瑞典无线电广播,该广播声称在瑞典和其它一些地方检测到了髙强度的放射性。我和其它几位医生决定驱车前往事故现场进行调查,并尽可能提供帮助。
我们出发时还相当振作,但当接近现场时,我们开始看到了一片惊慌失措的景象,同官方有联系的人都倚仗权势把自己的儿女通过飞机或火车送走了。其他那些无门路可走的人就排起长队等着购票,或者是不时潮水般涌向火车,尽力试图逃出去。许多家庭分开了。我所见过的唯一可与之相比的社会动乱是在一次霍乱流行期间发生的动荡,这个核电站的许多工人已经住院了。
放射性沉降物的分布是极为不均匀的,—块田地的某一角可能非常危险,而在仅隔几码远的地方放射性强度似乎又很低,但有大片区域受到了影响。虽然碘131的半衰期仅为8天,但它在紧接着事故发生后的几周内曾造成大量的辐射暴露。另一方面,锶90和铯137的放射作用比较持久,科学家们认为,从长远来看,最大的辐射剂量将是由铯所引起的。
总起来说,在乌克兰、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土地上,被铯137污染的地方每平方公里的放射性至今仍在1居里以上的面积大大超过了26万平方公里。在这一放射性强度下,居民应当每年进行辐射影响的健康检查。在我自己的国家乌克兰,达到上述污染程度的地区的总面积超过了35000平方公里,占该国面积的5%以上,其中大部分地区——26000平方公里——为耕地。在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对农作物的用途规定了某些限制但是污染程度较低的地区则仍在耕种中。
乌克兰严重受污染的地域包括13个行政区(州)。这些州有1300个城镇和村庄,总人口为260万人,包括70万儿童,事故发生后10天内,受到最严重影响的地区就有135000名居民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到现在总数已达167000人。但是很清楚,当局试图对这一灾难的规模保密的做法实际上使事情变得更槽。如果在事故发生后最初几天这一段关键的时间里该地区有更多的居民迅速疏散出去,则许多人遭受的辐射剂量本来是应该更低的。
在距切尔诺贝利核电站30公里以内的地区现在基本上无人居住,这一地区以外的60个居民点也搬走了,昔日热闹的社区现在成了鬼城。政府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变乱所做出的反应是制定法律,给予受污染地区以特殊的法律地位并为受害最深的居民提供保护,但是事故的影响将持续几代人的时间。
多种疾病
当然,医学上的后果是严重的。在40万名充当“清人”,把最危险的废物掩埋起并在已毁坏的反应堆周围建一座专门的建筑物——现在称为“石棺”——的工人中,3万人病倒了。在这些患病的人中现在大约有5千人的病较重,失去了工作能力。
很难知道——哪怕是粗略地知道——有多少人因这场故而死去。人口的分布已被打乱了,有些地区的儿童已到其它地方。乌克兰绿色和组织——一个环境保护组一把事故前后的死亡率作比较,由此估计出因事故而死的总共有32000人,还有其它或高或低的估计数字,但相信在上述范围内的数字是站得住脚的。死亡者中有些——或许是很多人——可能因生活在污染地区而遭受极大的心理压力致死的。
基辅的研究人员对一大批工人进行的一次医学调查——由Serg Komissartenko主持。
工人大多数存在一组症候,它们一起来似乎构成了一种新的医学综合症。这些症候包括疲倦,冷漠和血的“天然杀伤细胞”的数量下降等。
天然杀伤细胞是一类白细胞它可杀死肿瘤细胞和感染病毒的细胞。因此,这类细胞数量的下降将制免疫系统。有些人将这一综合称为“切尔诺贝利艾滋病”(Chonobyl AIDS),患有这种综合征的,除白血病和恶性肿瘤的发病率较高外,也易患较严重的心脏病乃至常见的感染,如支气管炎、扁桃体炎和肺炎等。
由于在紧接事故发生之后吸入了含有碘131的气溶胶,该地区的13000名儿童的甲状腺所遭受的辐射剂量达200伦琴当量以上(这意味着他们遭受的辐射至少是为核工业工作人员规定的一年中的最大辐射剂量的2倍)。在这些儿童中,有多达4千人所遭受的辐射剂量高达2千伦琴当量。由于碘聚集在甲状腺,这些儿童已患上了慢性甲状腺炎症。这一炎症本身不出现任何症状,但它已开始导致一大批甲状腺癌的病例出现.
数字最能说明问题。由基辅的研究员Mykola D. Tronko及其同事所收集的资料表明,在1981到1985年间——即事故发生之前——乌克兰的甲状腺癌病例数每年约为5起。在事故发生后5年内,这一数字增加到每年22起,而在1992年到1995年这一期间则达到了平均每年43起。从1986年到1995年底,已记录到的发生于儿童和青少年中的甲状腺癌病例数为589起。(白俄罗斯的数字还要髙一些。)乌克兰儿童中的甲状腺癌总发病率与事故前相比已增加了9倍左右,现在的发病率超过了百万分之四。甲状腺癌很容易转移,不过如果发现得早的话,可通过切除甲状腺来治疗,然后患者必须终身接受辅助甲状腺激素的治疗。
乌克兰和以色列科学家所作的其它研究发现:有三分之一的清理工人——主要是三十岁到四十岁的男性——一直被性功能障碍和生殖障碍困扰,这些障碍包栝阳萎和精子异常等。还观察到了精子的繁殖能力下降的现象。住在受影响地区的妇女中,怀孕时出现并发症的情况在不断增加,许多年轻人因终日担忧辐射而衰弱不堪。
因此,事实证明那些曾预言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爆炸不会产生长期医学后果的乐观派是大错而特错了,这些乐观派主要是前苏联的医疗卫生官员,他们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编写的一份文件稿行事。此外也包括一些西方的核能专家和军事专家。
同样真实的是,那些“危言耸听者”的预言——其中某些人预测癌症病例数将大大超过10万——也没有实现。但是,以往对辐射的长期影响的研究经验——许多经验来自于在广岛和长崎进行的研究——表明,死亡人数将继续上升。辐射诱发的癌可能需要许多年才能发展到可以检查出来的程度,因此,遭受强辐射的地区中儿童们的远期健康前景是非常不妙的。
前苏联宣传机器对辐射的危险性秘而不宣的作法,实际上产生了与预期完全相反的效果:人们终日惶惶不安,担心自己的健康,特別是担心孩子们的健康。这一精神创伤所导致的一种心理综合征类似于越战老兵和阿富汗战争的老兵所患的心理综合征。在从反应堆地带疏散出来的儿童中,神经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增加了9到14倍。
切尔诺贝利灾难及其所带来的大群人口被迫迁居也给受污染地区的丰富的种族多样性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害,特别是对所谓的drevlyany(林地居民)和polishchuks(波里西亚地区的居民)造成了巨大损害.随着被抛弃的城镇和乡村论为一片废墟,独特的建筑风格和其它的精神及物质文化象征实际上也一去不复返了:许多秀丽的风景区现在对人是不安全的。
陷于严重经济危机中的乌克兰政府目前承诺将其预算经费的5%以上用于处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遗留问题。这笔经费的使用方向包括为官方正式承认的遭受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害的三百万人(包括356000名工人和87万名儿童)提供免费住房。乌克兰已设立了一项特别收入税——税额为收入的12%——以募集必需的经费:但是尚不清楚政府目前提供的扶持水平可以维持多长时间。
现在切尔诺贝利地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放射性地区之一。在毁坏了的反应堆废墟中有数万吨核燃料,其总放射性强度为2千万居里:反应堆本身的辐射强度为每小时数千伦琴,这对任何一种生命形式都是致命的。但是危险已经远远地向四面八方扩散出去。在反应堆周围的30公里地带中,有匆忙建造起来的800余个掩埋场,髙度放射性的废物就倾倒在这些掩埋场的以粘土作内衬的坑中(废物中包括从大气中吸收了放射性同位素的树木)。
这些倾倒物可能已造成了第聂伯河及其支流普里皮亚季河沉积物的严重污染(这两条河是三千万人的供水水源)邻近切尔诺贝利的普里皮亚季河的沉积物估计含有1万居里的锶90,12000居里的艳137和2000居里的钚。为了防止可溶于水的化合物进一步污染水源,必须把这些废物搬到经过适当设计的、装备良好的存放设施中,但这类设施目前尚不存在。
治理的成本
目前仍在切尔诺贝利核电岛运行的两个反应堆也是一个大问题(第三个反应堆已因火灾于1999年停止运行这两个反应堆发出的电力占乌克兰全部电力的5%,乌克兰核电工业的发电量总共占了该国电力的40%。虽然如此,乌克兰和七国集团仍在1995年12月签署了一项关于到2000年关闭整个切尔诺贝利电站的合作计划的正式协定。该协定规定欧洲联盟和美国将帮助乌克兰制定计划以减轻电站的关闭给当地居民造成的影响,这项协定还建立了使援助国能迅速加快仍在使用的一个反应堆的安全得到改善的进程的机构。此外,协议还规定在关闭核电站的问题上以及在所有问题中的最大问题——用一个生态安全的长期建筑来取代在一号反应堆废墟周围建立的石棺——上进行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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