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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Jeffrey D．Sachs认为，资源丰富国家的科学和技术将有助于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疾病和其它灾难。

当我进入联合国大厦2号楼16层的一间租借的办公室时，Jeffrey D．Sachs正在打电话。尽管他于8周前才开始在纽约城工作，但他似乎已经熟悉了这里的环境。他称纽约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工作基地。他说：“我认为，纽约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能让人们充分利用丰富的专业知识、施展才华以解决重大问题的地方之一。”他所说的“重大问题”是指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运用科学和技术解决全球面临的贫困、艾滋病、热带病、气候变化以及其它影响地球自然环境的问题。

Sachs是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所长，该研究所共设8个机构，有大约1000名专家学者；他还是联合国秘书长柯菲·安南在“千年发展目标”问题上的特别顾问，“千年发展目标”是由16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在2000年确定的8个关键性发展目标。Sachs最近担任了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的主席，他的个人简历长达26页。

Sachs现年48岁，身穿紧身白色衬衫、蓝色外套，系一条红色领带，留着一头约翰·肯尼迪式的发型。他头脑敏捷、有修养且举止优雅。去年7月离开哈佛大学来到哥伦比亚后的两个月时间里，他先后去过位于亚利桑那的哥伦比亚大学生物圈2号中心，参加过巴塞罗那艾滋病会议到过柬埔寨、青藏高原，还造访了约翰内斯堡的可持续发展，峰会，之后，他又回到纽约参加新学期的开学典礼。

Sachs的广泛周游让他意识到地理学的重要性，在9月份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当我们翘首期盼对他的第一次任命时，他对我说：“如果对想要发展经济的地区所在的自然环境没有深刻的了解，那么就很难提出一个好的经济发展设想。”他抱怨说，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自然环境”漠然视之，更不用说那些学经济学的研究生了。

因此，Sachs评论说：“自然科学家一直认为，不知什么原因，国家政策对他们漠不关心，他们认为，一些政治家忽视了许多重大问题，或根本看不到某些危险：如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或生物多样化减少。”不过，他的观点经常遭到社会科学家的反对，因为他们认为，任何问题从本质上讲都是政治问题。

当保加利亚总统格奥尔基·珀尔瓦诺夫到达的时候，他们两人相互寒暄问候，珀尔瓦诺夫通过翻译请Sachs指点迷津。Sachs对珀尔瓦诺夫说：“加入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促使保加利亚以最快的速度发展”，Sachs还以爱尔兰在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领域的发展为例，建议保加利亚在教育、科学和技术领域加大资金投入。他敦促珀尔瓦诺夫要为企业的CEO创造有利环境，鼓励他们的事业发展。

1986年~1990年期间，Sachs曾担任过玻利维亚政府的经济顾问，并帮助该国将通货膨胀率从一年的40，000％降低到了10％，这是他在国际上取得的重大成功之一。不过，在1992年~1993年期间，作为俄罗斯的首席经济顾问，人们对他的批评之声四起。他的两项建议：“取消价格控制以及为亏损国有企业提供补贴”尽管在东欧各国取得成效，但在俄罗斯向资本主义混乱无序的过渡中却收效甚微。

这次会面结束后，珀尔瓦诺夫对Sachs极为赞赏，Sachs立即成为保加利亚电视台记者采访的对象。而Sachs的助手Gordon Mc Cord对能否及时赶到目的地有些担心，因为离目的地有45分钟的车程，而当时只剩下30分钟的时间。Sachs只得立即结束这次采访，我们迅速穿过联合国安全区的6个街区上了一辆等候已久的汽车。

一上车，Sachs就拿起手机，与一名“Nation”杂志记者谈起有关跨国商业银行贷款问题。交通堵塞，车行缓慢，急得司机骂个不停，45分钟后，我们抵达拉瓜迪亚机场附近的皇冠广场酒店。Sachs结束了通话，他说他的生活“每天都紧张得要命。”

在Sachs著名的专栏文章中，最为常见的主题是：在影响发展中国家的许多重大问题方面，国外提供的援助并不充足。他说，出现这种情况的源头是美国在冷战中将对外援助作为一种策略工具。他认为，这种策略目前仍在盛行。

“时至今日，美国仍然将对外援助作为一种策略，而不是一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手段。从短期看，美国正在招致全世界范围内的反美情绪”，而这是闭门不出者所认识不到的。他目睹了美国在解决别国政府倒台、经济崩溃、大规模难民迁移、疾病蔓延和由这些问题引发的恐怖主义活动等方面的失败，更不用说解决长期性的问题，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化减少和关键生物资源的消失。

在接下来的45分钟时间里，Sachs向参加全球印裔人团体会议的75名代表即兴阐述了自己对印度经济的看法。他再次展示了自己在经济领域的深厚造诣，纵论了印度3个方面的问题：商业环境、近期的季风季节雨水短缺以及卫生保健领域的“投资过低”——每人每年仅2美元。

Sachs并不提倡追求毫无约束的资本主义。他说：“我认为，自由市场并不能为卫生保健和科学发展带来多大好处。”这位底特律人长期以来沉迷于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问题，他曾在哈佛大学学习过经济学专业，并最终获得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那年他才28岁。

回到车上后，Sachs又给U2乐队的主唱Bono打了个电话，Bono来此的目的是帮助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有关问题。他们于2002年1月份还一起外出过，其中，对马拉维一家艾滋病医院的探访给Sachs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病房挤满了病人，有些病房，一张病床上有3位病人，为了不碍事，有些病人甚至蜷缩在床下。Sachs曾写到：“病人经常发出低微的呻吟，他们面容消瘦、憔悴，目光无神。”仅仅因为缺少每天只需1美元的抗逆转录酶病毒的药品，他说，这次探访让他知道了“来此地的真正原因” 。

Sachs说，Bono“非常投入，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Sachs在投资者George Soros的家里给Bono留了张便条，告诉他将要举行一次慈善基金会会议等事宜。在纽约帕利塞兹举行的Lamont-Doherty地球科学观测会议上，Sachs为他的部下作了一次演讲，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领略Sachs的风采。他在演讲中对疟疾生物学和流行病学进行了长时间的详细论述，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疟疾一直是世界各国卫生和贫困的最大影响因素。”

纽约斯隆凯特灵癌症中心主任Harold Varmus说：“在筹集资金用于疟疾研究方面，他是我们最有力的支持者。”Varmus还与Sachs一起就职于世界卫生组织(WHO)。他还谈起Sachs在撰写WHO报告期间，是如何携夫人乘坐火车沿丝绸之路穿越亚洲，又如何从蒙古的村庄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报告的。Varmus补充说：“他简直是个奇才”。

演讲结束后，Sachs就匆忙上了回波士顿的飞机，与家人共渡周末，他的妻子和儿子一直呆在波士顿，直到儿子今年中学毕业。他说：“和每个美好的日子一样，今天我又要急匆匆地赶往某个机场。”

Sachs的手机没信号之后，我便趁机问他有什么更深刻的见解。他预测会有很多积极的、根本性的发展趋势，特别是科技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的应用。他评论说：“富国已经有足够多的财富来消除贫困，但又有很强的破坏能力，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涉及到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能力，在人类历史上，我们以前从未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过合作。我们不得不解决从未解决过的问题。”在机场，Sachs给了司机一些小费，然后和我们一一告别，又踏上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