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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前所长Harold E．Varmus如何从科学战线走向管理岗位。以及怎样推进医学研究。

1993年Harold E．Varmus去华盛顿特区出任国立卫生研究所(NIH)所长，当时这位医生和微生物学教授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没有任何管理25人以上实验室的经历。当时，这个联邦研究机构中的明星(坐落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预算为103亿美元。

到其去年12月卸职出任纽约市S1oan—Kettering纪念癌症中心著的。从相当大的程度来说，国会对国立卫生研究所的慷慨是Varmus有能力同相互分离的国会成员都保持良好关系的结果。观察家说，这种技巧因其诺贝尔奖得主的地位而得到了强化：1989年，他和Michael Bishop因其在反转录酶病毒肿瘤生成方面的工作而分享了最令人羡慕的科学奖。

Varmus能够支付有竞争力的薪水来扭转该研究所日渐低落的士气，招募一流的研究人员成为非全日性管理者。曾经衰落的临床研究已经恢复起来，一个发展高潮正在孕育之巾。同Varmus一样从事与癌症有关的基冈之研究的麻省理工学院Robert A．Weinberg评论说，“他是国立卫生研究所首位具有世界级科学声誉的所长，他表现出巨大的众不同之处。”

Varmus未能避免争论，而要在本质卜是政治而不是科学的工作中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哈莱姆北方总医院院长和总统癌症专家委员会席Harold Freeman说，虽然Vamms表现“超群”，但是该研究所(总的说来它是个社会)仍然没有做足够的努力把发现转变成为“真实社区的真实人”的卫生保健措施。一年前，医学研究所的一篇报告严厉地批评了国立卫生研究所，指责它对协凋少数民族癌症研究既没有战略规划也没有足够的预算。Varmus说自己同任何其他人一样因少数民族的卫生状况悬殊而烦恼。但是，他反对国会将国立卫生研究所的少数民族卫生研究办公室升格为一个国家中心的提议：他强调，国立卫生研究所的中心已经人多了。

最近，他为国立卫生研究所提出以因特网为基础的未评审科技论文传播体系的计划，以更快地传播数据和降低图书馆的费用，从而向学术杂志的出版者敲响了警钟。该计划同Varmus首次提出之时相比，其署名发生了点变化，范围限制得更严。它于今年1月以PubMed Central的名字首次披露。该体系将传播由现有杂志提供的同行评议论文，还要单独传播一些未进行同行评议的文章，尽管这些都要进行某种程度的筛选。

据大家所说，60岁的Vamus很好地忍耐了统治阶层幕后平衡行动的压力。在宣布他即将离任不久的一个美丽秋日，Varmus接受了采访，跟往常一样，他的情绪似乎特别好，行动敏捷。当Varmus离开座位拿文件或查看新到的电子邮件时，他似乎不是在走，而是蹦蹦跳跳的，也许这就是他运动练习的结果。国立卫生研究所工作时，大多数日子里，他都骑12英的自行车去上班，常常在黎明时分就踏上了工作旅程。

Varmus的科学生涯是不同凡响的：虽然他的父亲是，但在决定尝试上医学院之前，他已获得了哈佛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他在哈佛大学的经历使他对科学在提供某些合理治疗方面(例如向其身体不能合成荷尔蒙的患者提供此物)的力量产生了深刻印象。但是他更为在现有知识状态条件之下如何应用少量的科学原则而深深地触动。

在国立卫生研究所任职期间，Varmus努力解决疾病鼓吹者提出的问题——他们要求国立卫生研究所根据疾病引起的死亡和致残比例来分配基金。他承认责任的必要性，但他宣称，他的职位使他有义务向存在科学机会的地方投放基金：他强调，通常情况下几乎不可能说出哪些患者可能从特定类型的研究中受益。在一次试图达成更广泛共识的尝试中，Varmus开创了一项仔细确定国立卫生研究所用来对支出进行分类的定义的工作，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公众代表理事会来加强公众的参与。他还引进所外专家来审查国立卫生研究所的资助评审过程，长期以来，评审过程就是研究人员不满的根源，他们经常认为该过程没有对新思想作出反应。Varmus解释，“关心我们事业的人要被非常频繁地邀请到所里来参与公开过程。”

他似乎热衷于领导地位所带来的挑战。然而，他宣称，国立卫生研究所不断增多的中心和分所使他难于进行适当的监督。因此，他最近建议国立卫生研究所应当在某些方面建立六大研究所，而该机构现在大约由25个独立的行政性研究所或中心组成，并且大多拥有自己独立的国会预算安排。他认为较大的研究机构常常比较小者更有创新性，并计算出，如果NIH的组成单位继续按其过去30年的速度增加，那么到2040年该研究所将包括50多个机构。他意识到，因为疾病鼓吹者和分所所长都不可能拥护他的方案，所以短期内从政治上说上述方案是不现实的。但他希望一个国家委员会将在某种程度上解决这个问题。

Varmus认为他已享受了所长的权利，尽管他认为其继任者也应当厚着脸面经受不可避免的攻击。他承认他希望更深入地指导研究，即分担由NIH各个分所所长履行的职责。(他还颇为感慨地指出，新任所长可能愿意接受薪水大幅度下降的情形，不用任何酬金来缓和这种转折。)

同其他许多生物医学研究人员一样，Varmus相信未来l0年将开始看到许多从分子水平上了解疾病的快速进展所引出的好处(对健康有益)。他承认基因疗法花了比研究人员和公众所期望的更长时间才取得了进展。但是他肯定，更传统的药物开发亦将大大受益于人类基因组计划和其他领域，国立卫生研究所已对这些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

他还对检测个体DNA的快速基因筛选技术的潜力留下了特别印象，而这些DNA具有重大的医学预测和诊断意义。对疾病进行更科学的分类能能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因为医生随后就有了可能有效的更佳主意(如果有的话)。他指出，骨髓移植对乳腺癌的价值受到了怀疑，但这可能对某些该病患者有效。但Varmus警告说，在筛选技术进行可能的利用之前，社会将必须预防歧视和隐私暴露。如果对某种症状的预先处理足以令某些人丧失可享受的健康保险，患者将不愿意采用新技术。

同样，科学家将不得不适应新的工作方式。许多研究人员已经醉心于生物医学研究的“家庭手工业模式”。Varmus有一种强烈的信念，即现在生物医学需要信息技术专家开发数据库，需要工程师开发新工具，就像它需要传统实验室那样。他解释，“我和各机构头头已达成共识，技术开发不会留给产业界，而是我们必须浓墨重彩大干一番的工作。”NIH支持公司的研究，也支持大学和自身的研究，但是Varmus这位科学家对在研究中传播效益至上思想有着极大的渴望。他说，追求利润的机构已日益成为其发现的主宰者，并给那些想交换研究工具(例如转基因动物、克隆和细胞系——其中包括用联邦基金开发的工具)的科学家设置重重限制。

他推测，问题的一部分可能是存在一种不断强化的趋势，即研究机构在极早阶段也就是在任何实用东西创造出来之前很久就对发明进行了专利保护。他说，“我并不总是相信它们应该以其所采用的方式来进行专利保护。”然而，他承认保护刺激以鼓励医生开发比如说新治疗方案的必要性。

Varmus在Sloan—Ketting中心有大量机会深入解决这些问题。熟悉癌症研究的观察者说，虽然该机构有雄心勃勃的基础研究规划，但它对组织边缘性的临床研究并不怎么得力。Varmus希望为推动昆斯滨水区(从他在曼哈顿的新单位跨越东水河)和其他几个著名研究中心的生物技术复兴助一臂之力。他想象着水面上搭载合作者的渡船穿梭来往的情景。然而，扩展治疗研究就并非这么一帆风顺了：大多数患者得到健康保险机构的保险，而这些机构总是千方百计减少费用。Varmus寻求共识的科学才智和直觉可能正好就是说服产业界、保险者和科学家同心协力所需要的东西。